近年来同事当中常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人人都得写论文，可是写出的论文到底有什么真正价值？这个问题还可以问得更尖锐一点：大量的“学术成果”既无价值，那么进行这种“学术”的生产，是不是在白白地浪费纳税人的钱？
以我国现有的研究条件（包括图书、期刊收藏的数量、质量和更新速度，流通体系的工作效率，互联网信息的利用，单位内部和跨单位学术交流的频度和质量等等）和现有研究队伍的质量来看，更考虑到与庞大的人口相对应的庞大的教师数量，要让每个从业者接连不断地生产出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是不切实际的（在某些专业中，从业者如果能密切追踪并即时介绍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便已尽到了本份）。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论文”的实质性内容不可能不是对已有学术思想的转述、复述、甚至抄袭。
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我国人文学术领域已十分非理性的量化评估制度。抛开学术共同体的舆论这一非正式、无法量化的因素不说，当代中国的学术评估体制已然是一个异常庞大而复杂的量化管理系统。其中的大量环节一般从业者不可能参与，或者说他们当中只有很少的人能直接涉身其中。这就是林林总总的学科评议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项目评审委员会、学位点评审委员会、评奖委员会等，当然也少不了主管教育和科研的行政部门。可是由于量化管理本身的性质，这些形形色色的机构所追求的，往往是甚至不可能不是形式或程序意义上的合理性，而较少考虑实质性的合理性。形式或程序的合理性或貌似合理性的依据又往往在于从业者发表论文（及专著）的多少以及刊物（及出版社）的级别。这里，刊物（及出版社）对于人文学术和人文学者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有关部门甚至会制定一些明显不合理的规则。例如近年来人文学术界评职称、申报项目、评奖，乃至“申硕”、“申博”所需成果必须是近五年甚至近三年发表的东西。几乎没有人问，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人文学科是否像信息科学和生物技术那样迅猛发展，一不小心便已落伍过时？如果说在时效性强得多的医学和经济学方面，诺贝尔奖和我国最高级别的奖项所肯定和表彰的，通常也是前一二十年甚至前几十年而非近三、五年的研究成果，凭什么对没有明显时效性的人文学科却硬性规定近三、五年的成果才有效？这种政策后面难道没有唯科学主义作祟？其实际后果难道不是鼓励急功近利、投机主义？如所周知，许多情况下一个人文学者没有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是根本出不了好成果的。
目前，大学教职已不像1980至1990年代初那样受冷落，而已变成一个香饽饽。要拿到大学教职，光有学位而没有论文发表，是很难在竞争中胜出的。于是在读硕士博士们为前程计，在答辩之前很久便已着手或被迫发表论文了。拿到教职后，在评奖、报项目、“申硕”、“申博”一类功利性质的压力下，他们还得写论文。问题是，在如此压力之下而不是出于对真实问题的真实感受和关切写出的论文，到底有多少价值？从古至今，真正好的文学艺术作品和思想学术成果，是功利性的压力下的产物，还是有感而发，有感不得不发的产物？难道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光凭论文的多少无法确定一个从业者水平高低，或者说论文不仅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但在专业分工高度细密的情况下，论文质量实在难以衡量，于是又把刊物分为“核心刊物”（这本身也需要不断评比!）和非核心刊物两类，可人人知道，并非每一个核心刊物里的每篇论文都是好论文，也并非每一个非核心刊物里的每一篇论文都不是好论文。这意味着，学术评估体制中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并非总能准确反映学术业绩，或者说程序性评估标准与从业者的真实能力和业绩并非总能吻合。
当年梁漱溟并没有什么硕士博士学位，但蔡元培校长慧眼识真金，仅以他一篇两三万字的《究元决疑论》便聘他为北大讲师，而且这篇文章并不是发表在什么了不起的刊物上，（那个时代还根本没有什么“核心刊物”）。后来特别是目前有了那么多硕士和博士，在“核心刊物”甚至“权威刊物”上发表了那么多论文，有几个堪与梁漱溟的成就相比？五四前后其他著名学者思想家如梁启超、章太炎、鲁迅、周作人、陈独秀等等，有哪个是靠在指定的“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远的不说，就说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吧。他评教授时，尚无一篇文章发表，但有同领域其他教授对其学术水平和潜力的高度认可，于是主管部门愣是聘他做了教授。这些同行教授和主管部门人员如果没有眼光，也许就不会有罗尔斯影响巨大的传世名作《正义论》了。眼下，千里马决非没有，只是伯乐已很难产生。这是因为在已然高度科层化的学术评估体制内，形式的合理性已空前膨胀，早已将非体制、非程序的实质合理性排斥在外了。
除了论文，还有项目。中国亟需科技强国，但这并不等于国外科技界通行的集体性的项目制度可以想当然地被当作科学、合理的制度强加在人文学科头上。近年来，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项目经费的额度也相应大大提高，于是，有无项目甚至项目经费的多寡不仅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科技工作者成就的重要尺度，也可悲地成为一个人文学者成就的重要惊尺度。这不是没有后果的。从业者不花九牛二虎之力，甚至不使用非学术手段，往往拿不到项目，而拿不到项目，一个有潜力、有锐气的人文学者不说会被埋没，至少也得耗费其学术生命中不少黄金时间来做这种无聊之事，其潜力不可能不被压抑，其锐气不可能不被挫伤。这里显然又是唯科学主义在作祟。这里，争取项目与商业投资已没有本质区别：投入资本是为了获得产出，而这资本的表现形式不仅仅是精力和时间，还可能是“雅贿”所导致的人格尊严的惨遭践踏，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未能拿到项目，就像投入一大笔钱而血本无归，当不了教授，当不了“硕导”“博导”（这些头衔是我们的发明，在全世界绝无仅有），当不了“享受……津贴的专家”，使人感到气馁和无奈。
可是，人文学术是一种极富个性和想象力的思维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个人而非集体的行为，其成果质量的高底与有无项目并没有必然联系。这一点，决策部门的人们理应十分清楚，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并不清楚，甚至可以说很糊涂。
不说当年康德大半生在贫穷中度过，一直寄宿，直到发表划时代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两年后（五十九岁时）才有了自己的房子，也不说马克思比康德更加穷困窘迫，是靠恩格斯接济才写出《资本论》及其他名作，就说当代哲学家和思想家熊十力、牟宗三、福柯、詹明信、伊格尔顿吧，他们影响巨大的著述中有哪部是靠了“立项”，得了一大笔钱而写出的？项目就是资源，拿到项目就是拿到金钱。如果说人文学术产出真与金钱的多寡成正比，岂不是钱越多，学术产量便越高，学术质量也就越高？日本和香港的大学教师平均工资和其他经费在全世界最高，他们的学术产出和质量是否也最高？有些高校甚至对在有名刊物上发表论文实行重奖，一篇文科论文竟奖励一万元甚至更多，以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知识可以买卖，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岂不荒谬，岂不可笑？
这种风气若不刹住，权力已然过大的许多刊物的权力势必进一步膨胀。这些刊物真该享有这么大的权力？在学科分际越来越越细的情况下，一个刊物少许几个编辑的学术训练或背景不可能不捉襟见肘，其判断要做到大致准确也很难，而经费短缺或操作上的麻烦又不允许请编辑部之外的审稿者。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到把真正差的稿子筛选掉，把真正好的稿子刊行发表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编辑专业背景不对口（这种情况并非少见），准确的判断就更难保证，更不要说用稿唯亲，或因个人原因拒绝发表达到水准的稿件，甚至明目张胆地收取版面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相比之下，英美人文学术刊物一般是同人刊物（即立场相同或相近的人们发表其观点的“平台”），从业者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主要是为了表达对某一问题相同或相近的立场或看法，显示其学术水平只是其次要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刊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具有政府拨款之背景（试比较，我国学术刊物从业人员多属事业单位编制，刊物出版本身的成本也由单位甚至政府部门拨款负担）。所以它们对于人文学术和学者的重要性大大不如中国。
那么，英语国家主要用什么办法来评估人文学者的业绩？从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主要靠的是著作。没有一两部像样的著作，一个人文学者是不可能在业界安身立命的。那么由谁来定夺这些著作究竟有没有学术价值，以及有多高的学术价值呢？这里，出版社虽然不是没有作用，但显然并不享有我国刊物----尤其是所谓“核心”刊物，甚至“权威”刊物----那么巨大的权力。在一种高度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一种相对宽松的出版环境中，出版一两本书决不是什么难事。可是，书出版了，却并不等于达到学术水准。那么由谁来决定是否达到了水准？由同研究领域的真正的专家们来决定。如果在本国找不到足够数量的合适的同行专家，那就花钱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这样做的成本可能很高，但是我国人文学术评估体制如果真要想成熟起来，恐怕迟早得舍得花这样的代价。
当然，假如没有一套学术评价机制，当代条件下知识的传承、更新乃至创造将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大学本身的合法性也会成为问题。所以目前应当做的事，是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使我国学术评估体制变得更合理----不仅是形式的合理，更是实质合理。在量化之风狂吹中国高校和研究单位之际，不止一所名牌大学硬性规定人文学科教授一年必须发表三篇论文，其中有两篇必须在所谓“核心刊物”上发表，而且一年就得评估一次。恰成对照的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现行管理制度是，教授无需每年发表一篇或更多论文，而是三年内发表三篇论文就行；评估频率为三年一次；虽然三篇文章中需有两篇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但如果不是在“核心刊物”上而是在其他什么刊物甚或论文集上发表，也没有关系，可以作为质量相当的论文提交给学术委员会，由委员会来裁定是否达到所要求的水准。
这里，哪种做法更具有实质合理性是不言自明的。这里，我们已然看到了一个合理的开端，看到了一线希望的光亮。
2003年3月20日
补记：
国际数学界普遍认为比哥德巴赫猜想更重要的庞加莱猜想，最近被中国学者中山大学朱熹平教授最终证明。“他的成就与‘小环境’有关，一方面是丘成桐（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领导的学术团队，另一方面是中山大学的环境。据《南方日报》报道，朱熹平从偏分方程研究转到几何分析的研究时，有四五年的时间，几乎没有发表过论文。同样是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中山大学可能提供这种环境，同样与主管者具有个人自省精神有关。”
（引文出处：王晓渔，《学者抱怨学术制度之前请先自省》，《新京报》2006年06月06日http://www.frchina.net/forumnew/viewthread.php?tid=43904&fpage=1）
2006年10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