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德国统一之后的某天，前东德国家安全局窃听人员奥普曼·威茨格尔路过书店，看到书店橱窗上有作家德雷曼一本新书的大幅宣传画，他进去打开随手翻了翻。然后他跟店员说要买这本书。店员在告诉他价钱之后问：“要不要包起来，是送人的吗？”奥普曼·威茨格尔抬起头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地说：“给我的。” 这是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的最后一句台词。在他翻书时，我们跟奥普曼·威茨格尔一起看到，德雷曼那本新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HGW XX/7先生，那是柏林墙倒塌之前威茨格尔在东德国家安全局的代号。
至此，我看到了两个男人精神上的沟通、理解和拥抱，这里没有任何中国古代的断袖之谊和眼下挺时髦又挺受主导文化歧视和打压的“断背”之情，这只是他们精神上的拥抱。在通常的意义上说，他们之间也许连友谊都说不上，因为他们彼此几乎没有碰过面，两人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但是，在这一刻，在那个中国文化中被认为有如玉美女和黄金房子的书堆里面（我在广州机场就看到一家书店取名为“黄金屋”），两个男人的精神第一次达到了深深的理解和彼此都充满感激的应和。这时候，我这个观看盗版影片的观众心里也激起了非常少有的抒情愿望，激荡着一种撞击心灵的波浪和风暴。
深深打动我的这部电影是《窃听风暴》，这个片名大概香港那一路的翻译，我第一次听了这片名以为是个动作片。影片的原来片名是有深意的，也是准确的，叫做《别人的生活》（The Life of Others）。
经典剧作结构的规范要求“高潮离结尾越近越好。”从一部影片的结构安排来说，能象《别人的生活》这样将影片的高潮和结尾安排在同一场戏、同一句台词颇显出一点匠心独运。编导让我们看到一种精细而又精巧、精妙的剧作结构，确实有些技巧，有些功力。就像全片的剧作上在描绘人物、安排突变和转折一样，这里的结构营造也显示出非常严谨、和谐的形式美。
也许，本片更为艰难精细的任务还不在于这种结构上的严谨、精妙安排，它更为艰巨的任务是怎样可信而又感人地写出一颗国家机器上闪闪发光的螺丝钉怎样变成一个思考着的人，怎样变成一个有兴趣去了解、认识、理解别人的生活、别人的精神的人，变成一个跟他人互相影响、互相帮助、互相救赎的人。
本来，奥普曼·威茨格尔只是一个灰色制服下面的士兵，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他的工作任务就是闯入别人的生活，监视别人的生活、监听别人的思想、窥视别人的家庭聚会、以及婚内、婚外性生活。但是他跟其它的螺丝钉不同的起点大概就是他有那么一点点感同身受的能力；或者，我们会认为他变化的起点是那么一点点怜悯之心？其实，就本片剧作上让我们看到的过程来说，他并不是天生禀赋就有点同情心或者具备那种基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感。我们看到，他可以辛勤工作，（可能还吃着盒饭加班加点）冷静地把一个人审讯40个小时，只不过为了逼问出或者跟被审讯者共同编写出上级所要的供词。在这种行为受到学生“是不是有点不人道”的质疑时，我们既未见到他怀疑自己的作为，也未见到他出于坚定、真诚的信念去跟学生讨论这一点，帮助学生和他自己弄清这类行为的必要性、道德性、以及在具体意义和形而上意义上的合法性。他只是在点名册上那个提问学生的名字下面打一个记号。这种记号，我曾经画过，那往往不是为了跟学生真心交流学术观点和思想，而是要记他一笔将来扣分数或者考虑给他不及格。去年《疯狂的石头》的导演宁浩就在看片会上揭短，说我因为他上课犯困而给他不及格。类似的故事我在中国还听过一些，我有的朋友就因为得罪过老师、朋友、同事被人在档案（我多次在跟英语人士交谈中被问到这个词但不会全面准确地翻译）中写上“不适合作人事组织工作”、“不适合做外交工作”、“应控制使用”之类的评语。
那么，这个会教书的技术人员、特工教授、教授特工转变的起点在哪里呢？是怜悯和同情之心？刚才分析过他原本没有。是爱情？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场景和人物行动是会让我们产生某些这方面的猜测。但只是有些迹象，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得到明显、直接的信息交代出他做那些“出格”的事情是基于他对剧作家女朋友克丽斯·玛丽亚的迷恋或者爱情。我一直在仔细寻找，试图搜寻出他从什么地方偏离了职业特工人员的职业规范，在什么地方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什么地方开始他是在做自己的事。
起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具有一流的职业水准、敬业精神的国家安全局特工。他有高超的审讯技术、不算高深但是很够用的心理学经验；不仅如此，后来我们还知道，他是一个理论家，能上讲台传授自己的工作经验。在工作中，他只管效率，脑子里绝没有讲良心、讲道理这一些人之常情。在对一个人家布置全套窃听装置时，我们没看见他有任何的肮脏感或者内疚感。他还敲开作家对面的门，坚定、坚毅地对老太太说：“如果你说出去一个字，你就永远再也见不到你的家人。”
逐步地，连他自己一开始都没有太注意，他偏离了自己执行的任务。这颗钢铁铸就的螺丝钉有了自己意愿，他有了自己的对作家和同居女友的了解和思考。第一个行动好像有点不经意，多少有点像小孩的恶作剧：他在女演员被文化部长的汽车送回来时弄响门铃。要把这个行动读解为他对女演员的迷恋或者心理上的虐待也不是不可以。这个举动在剧作上引出两家三个人的变化。在作家和女演员那里，此举让作家丈夫下楼看到了女友对自己扯谎了。作家知道克丽斯·玛丽亚在为自己忍受并持续承担巨大的屈辱和痛苦，他们当天的拥抱和下一个星期四对此事的争论改变了克丽斯·玛丽亚的行动。更大的、也许更加不被角色自己和观众察觉的变化发生在奥普曼·威茨格尔这里。就现实环境营造来说，监听人员安装如此无处不到的窃听装置并在门口安装上摄像头的多少有点夸张。我几年前写过一篇《你以为你是谁》的文章提到过，就是在当今中国，以我打听和了解到的知识，窃听、监听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是要很耗费一些纳税人的成本的。在安装那样周密的窃听设备的同时，他们还把门铃的线头引一组到自己的窃听控制室来，这稍微有点没由头。但是，由于其大历史环境的真实，由于具体性格描写的真实感和在本片形式系统内的美感，这一笔具有了具体情景中的相对真实感，同时由于编导在艺术上把这整个窃听装置用出了感人的剧作关系，这就加强了这些类似的技术夸张笔触的被认同感。在剧作上，这一笔开始让我们第一次看见了奥普曼·威茨格尔这个角色的变化，不管他此前对这次任务是怎么想的，这一个打动手中两根线头触响门铃的行动是他以后一系列“犯规”行动的开始。从这个动作开始，他开始触犯了自己被安装于其中的那个机器的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矩。他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发自个人的意愿跟被监听的对象有了关系，他居然开始关心起别人的生活。他这一次粗暴干涉他人家庭内政也是不请自来的，我们很难说这就是道德的或者有什么善意。但是，惊人之处在于，这次粗暴干涉不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他出于自己的意愿的行动，有了这点对别人生活的关注和关切，一颗只会被别人拧来拧去的螺丝钉就可能起变化，就可能会慢慢变成一个发动机，一个有强大力量的发动机。
我们看到奥普曼·威茨格尔的更大变化了：他偷了一本《布莱希特诗集》拿回家读。这个行动比他违反规定干涉被监视者的生活还要致命得多！他躺在自己家的沙发上读着从作家床下偷来的诗集中的《忆玛丽亚》：“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蓝色的，年轻挺拔的树干向上伸展，就像爱情一样茂盛生长。我们头顶着美丽洁净的天空，一朵云慢慢移动着，它是那样洁白无瑕：只要你从心底相信，它就会一直在你身边。” 读诗这个行动不仅说明奥普曼·威茨格尔这个螺丝钉会违反机器的指令而按照自己的意志转动，它有诗的感觉，它还会思想！这就要出事了。对于极权主义下生活的人来说，思想作为动词在这里对于考察一个人的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汉娜·阿伦特在考察了纳粹的极权主义性质和集中营杀人犯艾克曼的平庸性质后提出了“平庸的邪恶”的概念。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这就是我们应当从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 Hannah Arendt, Eichman in Jeruse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 Viking, 1965), pp. 287; 转引自：《平庸的邪恶》，徐贲《知识分子——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6页）在《别人的生活》中我们看到奥普曼·威茨格尔具有了解别人的愿望和思考的能力、思考的兴趣。在我看来，不是同情、怜悯、善良这些道德感，而是由于认真和精神的勇敢，由于思想的辛勤导致了他大脑中意识形态的钢筋混凝土板块出现了裂缝。正是由于这点思考的勇气和勤劳，他原本对工作的认真、思维的逻辑性和缜密都成了他思想的火花点燃之后的燃料。奥普曼·威茨格尔这点要思考的性格偏好是害了他或者说救了他的生活的根本原因。
思想着的人是有诗意的。他们和懒惰、逃避或者死心塌地秉持犬儒主义过日子的人是大有差别的。我们看到奥普曼·威茨格尔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在酒吧里遇到刚刚跟作家争论过的女演员克丽斯·玛丽亚，他以一个仰慕她的观众的身份对她说，她正在做的不是一个好买卖。他还真诚地对克丽斯·玛丽亚说，你撒谎的时候就像另一个人。我们看到，威茨格尔在国家机器给的任务之外，在违反国家机器意志的情况下，慢慢地进入了别人的生活。第二天早晨他来到作家楼上的监听阁楼，同事告诉他昨天那个女演员出去之后不到二十分钟就回来了，后来他们做爱了。观众知道，那二十分钟就是他跟女演员在酒吧谈话的那段时间。听到这个汇报，奥普曼·威茨格尔只是说了一句：很好的报告。
这之后，我们看到那个感人的场景。杰斯卡自杀后德雷曼在家里弹琴，奥普曼·威茨格尔在上面的阁楼戴着监听耳机凝神倾听。著名导演杰斯卡被政府下令禁止创作已有七年，即使是艺术圈的朋友，也无法真正理解他被剥夺创作自由的痛苦。被奥普曼·威茨格尔监听的剧作家德雷曼其实对体制一向采取妥协态度，影片开头我们就看到他的戏剧在按照宣传部的要求修改后还可以风光地上演，文化部的头面人物也出场来看他的戏。好友的死给他很大触动，悲伤中他弹奏了一首《好人奏鸣曲》。我们看到，这首钢琴曲打动了在楼上执行监听任务的奥普曼·威茨格尔，他一个人戴着耳机坐在顶楼的阁楼上，眼中流出热泪。影片用一个十分巧妙、看似遥远的笔触告诉我们，奥普曼·威茨格尔的心里起了重大变化。当天晚上，他回家的电梯里遇到一个小孩，当小孩表示了因自己父亲被抓走而憎恨国家安全局时，他习惯地问那小孩的名字，这与他对有疑问学生的反应是一个模式。但是，这一次他问话以后突然改口，说自己是问足球叫什么名字。此举弄得小孩很莫名，他嘟囔着：“足球还有什么名字。”
但是，思想的火花可以顷刻间烧毁他头脑中背诵教条的藩篱，却很难提升他超越具体利害的门槛。偷听到作家要写一篇东德自杀的研究报告，他还是立刻写成报告要去向上级报告。是的，在看透一切之后选择犬儒主义的生活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在后极权主义社会的绝大多数时间的不二选择。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这部以德语写成的书中，彼得·斯洛特迪基克（Peter Sloterdijk）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犬儒性的。……虽然犬儒性主体对于意识形态面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坚守面具。”。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在引用这段话后分析道：“那个公式，正如斯洛特迪基克所言，只能是这样的：‘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40页,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1月）在库尔威茨上校的办公室里，他用自己的犬儒主义和冷酷给奥普曼·威茨格尔竖起一面镜子。库尔威茨上校向奥普曼·威茨格尔炫耀自己花200马克买来的博士论文：《论对艺术界各种性格类型政治意识形态异己分子的监控标准》，他还告诉奥普曼·威茨格尔说在自己的勤奋工作下，像德雷曼这样的“第四类”艺术家已经很罕见了。奥普曼·威茨格尔悄然收起自己带来的窃听成果，转而要求自己一个人来执行监听任务，他改变了自己的决定，从交出自己的工作成果邀功请赏转变为渎职、隐藏信息而保护这对作家和演员免受国家机器的无情碾压。
这之后，奥普曼·威茨格尔的选择更为艰难，在库尔威茨上校的监督下，他在绝对的认同分裂、目的分裂、道德感分裂的情况下亲自逼迫克丽斯·玛丽亚供出丈夫藏匿“罪证”的地方。立功之后，他抢先一步在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转移了罪证。这样，在玛丽亚临终时对他发出无比怨恨的谴责时，威茨格尔急切地告慰她：放心，我已经把打字机转移了。
我们无法得知，如果没有这些渎职行为而被上司打入冷宫去每日拆卸别人的通信他在德国统一之后的境遇会不会好点。但这就是我们在影片结尾时看到的奥普曼·威茨格尔，每天拉着小车给各家送信。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他当年的行动，他就不会引起德雷曼知道真相之后的巨大敬意和钦佩，他就或许像前文化部长一样继续在黑暗中欣赏自己的得意，继续去咀嚼自己虐待的得意，或许为自己逝去的美好时光而哀号。在影片结尾，他让我们感受到他内心巨大的升华和慰藉。
书店的橱窗里，两个男人的灵魂在拥抱。在这个书店里，戏剧达到了的高潮：最后他明白了，自己的行动被知晓了、被理解了，得到了作家无声的回应。当年，他自己曾经冒险保护过这个作家，在书店橱窗里，奥普曼·威茨格尔那平淡的生活被作家点亮了。
奥普曼·威茨格尔以干扰别人的生活、闯入别人的生活、摧毁别人生活开始，以挽救别人的生活、挽救自己的生活结束。
一个人面对别人的生活，就是面对自己的生活；一个人思考别人的生活，就是在思考自己的生活，一个人挽救别人的生活，就是在挽救自己的生活。近日，我到处给我的朋友发短信：为了我们的生活，看看《别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