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策略
记者：王教授，您好。请您谈一谈《发现东方》一书的缘起以及学术背景。
王岳川：我提出“发现东方”这一命题是较早的事情，这一思想产生大概是从我98年出国任客座教授的时候。在国外的教书两年，我触及并发现了许多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命运和处境问题，和我们在国内所感受的问题域大相径庭。主要是西方和东亚各国对中国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化佩服备至，但是对二十世纪以降的文化隔膜、敌视甚至有意误读很多，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时，在文化方面却没有跟上。一手强一手弱的话，带来的负面效应肯定很多。
其实，在提出“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之前，我已经做了十几年的“现代西学”研究，主要是研究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这几个西学流派有一个特点，如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后”（post）主要是对现代性的诸多问题加以质疑，追问今天西方的政治、军事、制度、文化甚至娱乐方面的现代性方式，是不是全世界唯一合理而需要全球化的方式？是不是那些曾经辉煌过的古代文化在今天就已经完全失效？是否随着现代性空间扩大和时间加速，西方的政治体制、行为模式、消费方式将使整个世界文化变成单面化和同质化？这些问题就促使我进一步思考思考：中国或者东方汉字文化圈秉有的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生命感悟和精神气质，是否应按照今天“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法则变成过时晚装？是否人类就这样义无反顾地pass或over自身的传统？对其是否有可能“重新发现”“重新体认”“重新阐释”“重新看待”？
我为什么要用“发现”这个词。主要是传统被遮蔽得太久，需要认真持久地“发现”那些曾经存在而被忽略、被抹杀、被边缘化、被遗忘、被历史尘封已久的东西，需要重新将其寻找出来。2000年回国以后我一直在思考，自己做了近二十年的“现代西学”，在西方话语圈的话语播撒中，中国还有多少话语是属于本土的？我注意到，我们的学术方式、行为举止、生活态度、生死观、幸福观甚至爱情观都不再是中国的了。中国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知识体系的构架方式在全球即将失效，这对于四大文明中唯一尚存的中华文明而言，丧失了文化的记忆所导致的身份认同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重大的文化紊乱和文化内在焦虑将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仅关涉到中国文化内部的“内爆”，也是全球文明的一种“内爆”。
在国外执教两年多，是我更加冷静深入地进入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做前后左右观，去掉梦幻色彩面对真正的现实。我经常说看西方的问题，不能仰视也不能俯视更不能歧视，而要平视，平视的结果是我发现人类在很多问题上都是有共通遭遇的。人类的许多问题并没有因为现代科技、军事的竞争而解决，恰恰是更为复杂了。所以应该空前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三个百分之一，自杀占全球人口百分之一，艾滋病百分之一，精神失常百分之一，这三个百分之一通过竞争和更加强烈的斗争或者战争是解决不了的。在我看来，人类的面临的危机及其解决方式，代表了东方和西方的思想在学理体制上由于殊途而不同归，文化错位和冲突使得人类正在“剑走偏锋”。
殊途不同归之处在于，西方强调个人，天赋人权，人人平等，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思想。但是，就像中国的“中庸”思想那样，不能推到极端。一旦推到极端，就变成了强调极端的个人性、自我性，而抹杀了别人的自我性，因此就形成了个人至上主义或者过分的自我中心主义，导致更为连锁反应的问题是恶性竞争，竞争本身是良性的，但过度竞争导致的就是斗争，竞争还是内部的关系，而斗争就变成敌我矛盾了，斗争的升级变成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系统之间的斗争，最终变成了战争。所以我在思考，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现代化的西方世界，其实告诉了我们一个根本的问题，现代性带给整个人类的除了梦想与光荣以外，还有悲哀和毁灭。那么，为了把悲哀和毁灭的危害程度降到最小，今天东方的思想家，或者说作为尚存的四千、五千年历史的文化遗存的子民们，难道不能或者不应该做出自己贡献吗？难道应该袖手旁观吗？难道可以忽略东方思想的边缘化和虚无化吗？面对这些问题，我提出了平等对话的原则——重新“发现东方”重新探索东方，重新阐释东方，这个东方当然指的是所谓“远东”的中国。
记者：您认为东方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王岳川：刚才谈到了西方的问题，从一个美好的愿望——公平开始，结果到竞争、斗争最终到战争层面，以至于冷兵器、热兵器、热核兵器包括太空战使得人类毁灭变成了随时可能发生的。东方恰恰相反，东方所谓劣根的东西，就是其过份强调的等级秩序，如果说西方是人人平等的天赋人权，那么东方思想体系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是以集体为本，延续了几千年。人一生下来的级别、地位、秩序就已经确定。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但秩序就将帝王将相看成是有种，而平民百姓似乎是一辈子被命定了的。这一点上，我认为比西方的民主政治存有更多的封建因素，是需要不断反省的。但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整个东方文化就一无可取。打个比方，前些年在国外看见他们修条公路，修了两年修不起来，原因在于公路中间有一位私有财产者坚决不放弃自己的权利，而在西方必须要尊重他，所以这条公路最终修不起来。而在中国，由于带有集体主义性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民主听从于集中，集中的结果就像秦始皇修长城一样，可以把最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一个大事业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要想开发沿海，最短的时间内可以出效果，要开发西部，最短时间就能做起来。所以，任何问题要从两面看，这个国家处理问题的时候，从秦始皇到今天，都还有些窠臼没有脱掉，表面上是一种秩序，但绝对的秩序也会造成绝对的霸权或绝对的权力，因此令行禁止的同时，也会忽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但同样还有一个问题，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不好方面，或者说是效率不差但忽视了价值之维的“不好”方面以外，东方有讲求“和”的精神价值存在。君君、臣臣这一关我们去掉了，父父、子子、兄弟、朋友却触及到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问题。西方人认为“人人平等”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底线，但不要忘了，在存在主义之后，“他人成了地狱”，“他人就是狼”，语调非常极端，这就是过分竞争的结果；而中国强调“和”文化，“和”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达到群体沟通的和谐，所以我经常喜欢写书法内容就是“立己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如果自己要立起来要成功，就要让别人也成功，自己要想发达攀登高峰，要让别人也发达和攀登高峰，不能把别人变成阶下囚变成地狱。
可以说“和”的思想是中国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中国还有一些思想，比如孔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对话交流思想，“吾与点也”的审美人生思想，以及“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的苦中作乐的安贫乐道思想——社会生活也许并不如意，但自己的人生态度应该保持快乐，这大概和东方很少铤而走险，很少出新出奇，或者“子不语怪力乱神”有一定的关系。存一种平和的心态，平淡的人生态度，和气生财的基本生活方式使中国成为一个崇尚和平的国度。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中国不是“罪感文化”，而是一种“和谐文化”，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许多节日、假日尽管有人看起来很“俗”（民俗），没有宗教的天堂、地狱之类的东西，但是却令人很感动。好几亿的农民、青年民工辛苦一年在外面挣到钱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唯一的想法就赶在大年三十回去孝敬父母，就是要给父母亲买他们平时买不到的好东西，就是为了回家吃那碗团圆饭并表达自己的孝心。东方这种团圆思想，一个是“和谐”，另一个是“仁孝”。
在“孝”这个问题上，鲁迅提出过很尖锐的批判，尽管尖锐但有些道理。但是人不能同时看到立方体的六个面，我可举例说明问题的另一侧面。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真正传衣钵者，颜回而已。为什么是颜回呢？一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贤人品质；二是“不迁怒，不贰过”，不怨天尤人，不迁怒他人，严于责己，宽于待人的心性；三是颜回“终日不语”，“其心三月不违仁”的毅力——听老师说话时时沉默不语并深深反省自己，似愚——像一个愚蠢而不会说话的人一样，但却长期坚持不违仁。颜回有孔子不及的地方，孔子有天马行空的思想和做四海之内大事的伟志，但颜回则点点滴滴地把老师的思想变成了实践，是个伟大的实践者。所以孔子在颜回死后大哭：“天丧予，天丧予”。
但是孔子还有一个不太喜欢的学生叫宰予，之所以讨厌他，就是因为他触动了一个根本问题——“孝”。宰予有一天突然问老师：您的学说当中有个重大问题和矛盾，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您的思想是说不通的，换言之就是说得不透彻或前提有问题。孔子问是什么问题。宰予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老师说“三年不乐，乐必坏，三年不礼，礼必崩”，又告诉我们守丧三年不乐三年不礼”，可见你的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强调父亲死了要尽孝，另一方面又强调礼乐不能停止。面对宰予这种态度，孔子愣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反问宰予说：不服三年之丧“于汝安乎”？宰予答以“安”，夫子喃喃曰“汝安则为之”。孔子听到宰予说不守丧三年而心安的话，望着宰予远走的背影说了句很厉害的话：“予之不仁也！”——这小子是个不仁不义的家伙啊。因为孔子认为，父母亲生下孩子又历尽艰辛地带大到会走路，大概需要三年，难道父母死了以后，你不应该守孝三年作为回报吗？
所以，真正的“孝”不是强迫的，而是对等的“爱的回报”。不是像后世腐儒“二十四孝”中所描述的那样，而是对父母无私之爱的“爱的回报”。试想一想，曾经有这么两个人——就算不是你的父母而是一般人——在自己呱呱落地的时候，把我们辛辛苦苦地带大到了三岁。他们死了以后，不应该回报吗？连动物都有知恩反哺之举，难道人还不如动物吗？！中华民族的优美传统没有绝灭，最朴素的道理不存在于那些虚无主义者或者全盘西化者的空头辩驳中，而是存在于今天广大百姓为主体的国人心中。几亿民工春节坐着硬座甚至站着睡觉，几天几夜千里迢迢回到家乡，累得走不动，腿都全肿了。但是在见到父母亲后那种快乐，远远压倒了两天两夜在车上的痛苦，这就是“孝”的精神力量。过年不一定要带给父母多少钱，而是要带回一个爱父母的心。因此一句“封建”的判词，不是太简单太西方中心主义了吗？这种在现代性话语强权语境中的文化误读，今天应该终止了，因为整个世界正在学会重新发现和阐释中华民族民间传统中有仍有强大生命力的精神价值。
二 文明冲突战争与多元文化制衡
记者：刚才您主要谈到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比较，那么如何看待当代文化的状况呢？
王岳川：当代文化问题与文化误读和文化战争紧密相关，同时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和政治紧密相关。如果中国还像过去那样是一个贫穷和冷战意识很强的国家，就将被不怀好意不断地分裂。我在海外时，看到诸多国内看不到的材料，最吃惊的是一九八0年代日本一位教授给日本官防长官一个建议，说未来中国崛起挡不住，但有一个办法可以控制——使中国分裂成七个国家，因为只有把中国分成若干小国才能遏制它，我看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其实中国历史上是“久分必合”的事情当然不少，不管是在秦始皇统一之前的七国纷战，七国之前无数弱小国家的纷战，以及两汉后的三足鼎立，东西晋的艰难，五代十六国以及蒙满入关，中国曾经多次被分裂，但不断走向统一并最终统一稳定。不妨从人口史发展史中看中国的国家命运：在汉代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中国人口已经五千六百万，可是到晋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人口却跌到一千六百万；唐天宝十四年即公元755年人口上升到五千三百万，可到了北宋元丰三年即公元1080年，人口又一次跌三千三百万；南宋有所增长但元入关后又下降（南宋嘉定十六年即公元1223年，人口七千七百万，到元二十七年即公元1290年，人口又跌至五千八百八十三万。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一亿是在康熙二十四年，到了清道光十四年即公元1834年，中国人口总量已经非常庞大达到四亿人口。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大国，决不允许任何野心家分裂中国。
近些年，又看到关于李登辉“七国论”的一些消息，
他坚持认为让中国实力分散就要将其分裂为七个国家——港独、台独、疆独、蒙独、藏独、韩独以及南北战争。这很阴险很可怕。这种分裂和阻止中国发展的阴谋，如果是日本和美国联手做的梦，如果是所谓讲民主、自由、发展、人权的“现代国家”做出的，那么需要追问其目的究竟何在？这还有一点所谓“民主自由”的精神指向吗？这促使我从后现代去置疑现代性西化的问题，进而进入到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去怀疑区域性的和霸权主义问题。我们不能把每个西方人都想象成上帝和爱好和平的天使，完全不是。人类的贪婪在现代西方为烈，弗洛伊德曾反复说，每个人都拖着一条猴子尾巴，这条尾巴就是“欲望”和“本能”。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东西方也没有任何一派哲学具有普适性，所有的学派都具有有限的视点和盲点，要想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能是走向自身的反面。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深层文化危机问题，我更全面地关注科技和军事这种地缘政治背景的观察。我意识到问题很多：全世界有航空母舰的国家已经不在少数，连印度都有两艘，但中国还没有航母。我在国外看到有好几个足球场大的航空母舰，集防空、反舰、反潜以及对岸攻击的作战能力为一体，使海战从平面走向立体，成为几乎可同与核武器比肩的“海上霸王”；我也看到过核潜艇出没于海上的诡谲和危险，全球的核潜艇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具有出奇不备的极强的攻击力；不断竞争的激光武器已经能够发射１兆瓦的激光束，其功率强大的化学激光器将被用在美国空军的机载激光器项目上在导弹的上升阶段从几百公里外将其击落；尤其当我知道美国最新研制的“X-37”空天飞机可以19倍音速的在外太空飞行，可进入地球轨道高速飞行的无人驾驶空天飞机。由于它通过遥控导航，在近地轨道上以每小时2.5万公里的高速飞行，可携带2吨左右的导弹或炸药，在两小时内轰炸全球任何目标。还有美国新的F22飞机和F-35无人机的出现，打破了世界格局的军事平衡、科技平衡。可以说，美国的太空战的目的是：建立空间控制、全球作战、作战力量“空天地一体化”和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争夺太空是为获取决定意义的战略筹码，控制太空是为控制信息权、制空权、制海权和制天权，从而获得战争的主动权。正正如相关报道所说的那样，是美国使这个世界充满了战争的隐患，因为它不仅继续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方针，而且率先将军备竞赛推向太空轨道，违背了人类和平开发太空的宗旨。
在核武器方面超级大国之间军备竞赛没有结束，全世界已经进行核试验2000多次，有关消息表明：公认的8个核武器拥有国共部署了13470枚核弹头，另有14000枚处于贮存状态，美、俄、英、法、中为核大国，而以色列大约200枚，巴基斯坦约50枚，印度约40枚。伊朗核危机和朝鲜半岛核问题空前突出，日本的核企图非常明显，甚至台湾地区也拥有少量核弹头，印度“烈火”III型中程导弹能够携带核弹头主要是为了威慑巴基斯坦和中国。可以说，国际社会从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巴以冲突到现在的黎以冲突等一长串冲突与争端中，正在丧失总体解决问题的地基。在这种国际语境中，如果中国在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比搞军备竞赛，其结果就是将战火引到自家门口。在中东战火熊熊尚未熄灭，而如果远东又成为新的战场，这无疑是东方乃至人类的毁灭。所以我认为，一方面要做好反战的准备，另一方面要花更大的精力来关注人类文化对话，从而化解尖锐的文化战争冲突，不战而屈人之兵，沟通文化危机。
今天我们面临的文化战争问题空前复杂。亨廷顿所说的二十世纪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争真是应验了，如今美国在中东打得不可开交，尤其是人肉炸弹，表明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仇恨越来越深了，达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有人说中国只出了一个董存瑞，而今天的中东个个都是“董存瑞”，这样一来基督教不仅仅是美国民主的象征，而变成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之争圣战之争，这里面隐藏的问题非常大。布什近来居然使用“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词语，表明全球化中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正在由大国制衡下的一超与多强间的冲突进入到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这种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对抗和宗教仇恨将恶化国际形势，将使中东恐怖主义和西方的反人类战争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世界经济危机甚至世界大战。
正因为今天人类面临的危机共振问题空前复杂，因此有人提出20世纪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有人要把“儒学”改为“儒教”，自己成为教主，这个问题值得学界探讨。其实，杜维明曾经谈过关于儒学变为儒教的问题，在美国已经引起了西方汉学家的空前关注甚至文化误读。因此我不欣赏将儒学改为儒教，因为亨廷顿的预言，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之后，二十一世纪将是“儒教”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在这样持续不断的全球文化冲突和文化战争下，人类岂能有宁日？我们只能用东方智慧来化解西方中心主义霸权造成的各种复杂冲突，而不是怂恿这类促进人类毁灭的冲突。
同样，全球化语境中文化问题就凸现出来。事实上经过一个世纪的西化，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了美国的“批发文化”或“亚文化”。中国城乡在西化的巨型想象中风行卡拉ok、披长发染金发，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形式正在或已经消失——政治秩序范式的消失，思维方式的全盘西化，人伦价值方式不中不西等。今日中国在人的民主和自由方面是大大进步了。但和传统中国相比，也存在文化的失根问题。现今的文化既不是纯粹的美国文化，也不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文化，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殷商文化或汉唐，而变成了杂种文化、杂交文化。这将使得中国文化身份的辨识成为问题。山东的祭孔，北大一些人认为是复古闹剧，海外很多人也写文章抨击，但奇怪的是海外那些享受的西方现代化民主和自由的华侨们反而回国虔诚参会而激动不已，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他们出去以后看到了很多现代化的负面形象，感到西方话语方式不时人类未来的必然方式和最好方式。西方世界的法则是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按照西方的生存竞争法则来制定人类的所有规则，这个法则就是按照时间表，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总是保守的、落后的、衰亡的，不然怎么会被over呢？丹尼尔•贝尔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说法，以及哈贝马斯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说法，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代表。那么，作为传统的“保守的”东方思想怎么可以跟强劲“西方现代性”抗衡呢？西方是时间线性观，而东方是空间境界观，东方注重的是修为、境界、升华、空灵、不执等。而今天的全球文化却正在或者已经变成西方的时间观文化。这个文化构成说得比较复杂，其终极就是“弥赛亚主义”——人类有原罪，生下来是又承担了罪恶，只有到了末世才能得到最后得到解救。
中国文化恰好相反，孔子说“吾从周”——恢复周礼，注重借用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却被称为“复古”。这是东西方思想的一个区别。于是矛盾就出现了，希望像西方那样的人强调的是未来时间观，面向未来，强调自己的个人至上主义，强调所有的杂交文化；希望保持自己根本，寻根的人是往回走的，追溯远古的理想，包括一些拍卖市场里喜欢古画的都是这样的人，但如今空间观已经不能和时间观的本体论相抗衡了。我在《中国镜像》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这些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文化就是以西方为背景的杂交文化，杂交文化最危险的地方在于，一旦国家出现剧烈的军事冲突或者处于相当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失去文化根本的杂交文化的非信仰性、非价值归属性，就将使得失根的人成为一盘散沙，变成乌合之众。
于是，就会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个问题——他问撒切尔夫人，中国给你们两亿人口，你们要不要？美国人也提出了类似问题，谁来给中国粮食，谁来养活中国？每一个省都与欧洲一个国家差不多大，如果没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凝聚力，一旦散了，13亿人，相当于7个美国或13个日本的人口，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养活我们。我意识到，中国达到了现代化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要再花45年时间将近百个世纪，如果想让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不分裂，作为文化人应该做出文化战略的选择。我们不可能去研究什么新式武器——我是个反武器论者，何况人类进步的结果就使得文化大于武器，人道大于战争。在人类面对何去何从的关口，不应该相信战争机器的造势，而应该强调多元文化之间的和谐对话。
新世纪以来，西方对自己的文明、对自己的内部生存状况产生了怀疑。2006年5月18日美国《金融时报》发表《西方文明面临严酷的选择》，认为曾经带领西方走向成功的六项主要思想——基督教、乐观主义、科学、经济增长、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遇到了危机。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一个岔路口，有可能分崩离析，西方正在丧失信心。在这个意义上，我坚持认为，当代世界文化不应该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而应该张扬多元文化，因此我在《发现东方》一书中提出：让习惯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人学会谦虚而开始尊重东方，让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开着圆桌会议成为边缘或者多元中的一元。如果说中国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错误的，那么今天的西方中心主义恰恰想成为东方中国的充满霸权“君”，中国变成了动辄得咎的“臣”，或者现代西方变成了东方的“精神继父”，我们变成了现代西方的“文化继子”，这种国际关系在国际大家庭当中是不合法的。
但问题仍然存在：如果是文化多元主义，听谁的？听西方的吗？西方霸权主义连自己都已经开始反思，不然就不会有后现代主义，更不会有后殖民主义。听中国的吗？东方是边缘的声音，是被疏离被隔绝的声音。在我看来，完全听西方的不可能，完全听东方的也不可能，所以我希望保持一种中介性的话语，有没有可能在两种话语之间找到一种中介？我认为，“发现东方”是一种谦和的呼求，希望西方来看一看已经曾经被边缘化，而今正在快速和平崛起的东方（尽管存在不少问题如廉价劳动力、环境污染、环保盲点、生态危机等）。同时，发现东方也尊重天赋人权，每个人不因为人种、阶层、文化背景、历史而有亲疏，这才是人类未来的真正声音。
记者：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有个观点：中国当代社会是个断裂的社会，因为人的身份等级、地位的差异造成了这种社会文化的断层，您是否认为中国当代文化是断裂物呢？如何来构建新型的文化？
王岳川：中国当代文化当然出现了文化断裂，今天中国文化的情况是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孙立平先生和我过去曾经谈论。中国今天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八亿农民兄弟，在我国GDP中是个很微妙的数字，我们要算人均GDP的时候，八亿农民兄弟算进来了，我国排名世界第60位。要谈综合国力的时候，八亿农民是自给自足，不存在国家财政预算的问题，我国又排名世界第四位。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城市的金领、白领、蓝领相当西化，而农村的原始宗教、血缘关系以及由于贫穷落后而导致的家庭中心情结依然存在。于是变成了前现代社会——标志是农村，现代社会——小城镇，大都市——后工业社会的三重撕裂，全世界都没有这么好的标本。比如中东基本上是原教旨主义加现代经济，美国基本属于后工业社会，欧洲、日本处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唯独中国，前现代的成员极其庞大——八亿农民。
西方有个“恩格尔系数”，强调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比例应该控制在4：6，而我们的农村则明显占据了70%左右，正在走向现代社会，但是我们一些学人却说中国是后现代社会了，这些都是错误的导向。我有个担心，如果文化、经济、社会公平板块的撕裂，将造成国内的持续震荡。多年前我曾经强调过“危机共振”理论，工人、农民问题，大学教育问题、医疗改革问题，住房合通涨经济问题，以及军事方面的问题，如使馆被炸、中美撞机、钓鱼岛、东海油田事件、台海问题、南亚核竞赛问题等，都会在瞬间由小危机形成“危机共振”。就像一队士兵走上浮桥，只能散开步走，如果教官让齐走，这座桥马上就会坍塌——这就是“危机共振”。
今天每个细节都将决定未来成败，每个局部的成败都将决定整体国家的安定。我总是告诫自己做文化输出时要十分小心，“要做事业，不做是非”！一个知识分子有创造性的有效工作时间很短，一生中做不了什么大事，却有可能为了蝇头小利而做出错误指导，就像某些经济学家所作所为的那样，这都将导致知识群体的信誉危机和国家的危机共振。所以当代文化重建要尽可能调整文化心态：让前现代的广大农村尽可能地在信息、电视、电话、电子设备和生活方式上走向现代。而我们今天很多人认为农村已经很富了，
其实是错误的。其实只有沿海某些农村是富的，而西部尤其是西北农村，一个家庭年均收入二三百多块钱比比皆是，应该让那些认为中国已经后现代化的学者稍微收敛，从云端回到大地，认真地去看中国现实。
因此，我近年的学术入思路径开始从单一的西学研究进入了中西文化五百年不平等对话的检讨，考量中国近几百年的光荣与成败，进而参与中国未来形象和身份的重建工作，衡量东方和平崛起对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
记者：中国有许多问题是通过改革的利益调整造成的，社会身份的、价值观的断裂包括社会等级的分化，你认为通过文化的方式能否转变呢？
王岳川：这是个宪政问题。其实是很难急切改变的。文化是诸多原因中最弱的一个东西，文化是需要悟性的，对于过多利欲熏心利己求富的人来说，做文化无异于南辕北辙，也是做不了的。但是利益层又有一个积累和反积累的问题，为什么许多个体户挣了钱后茫然四顾，不知道今后走向和发展趋势，这是没有文化眼光的结果。面对风靡世界的美国“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的“刚性”而言，文化确实很“软”，但却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经常看到生活中一个有钱人修了一座别墅豪宅，但进去一看，除了一些炫耀性摆设，就是一些俗不可耐的东西，还将洛可可、巴罗克、文艺复兴时期、现代的和后现代的都杂糅到一块，显露出可疑的趣味。
但中国人有非常可贵的品质——孔子所说的“富而后教”，幸亏大多数人没有失去这个品质，所以不少人富起来以后首先是送孩子出国留学深造，给学校捐钱——像邵逸夫、霍英东等那样。一个国家，一个人只要还有一种谦卑——对文化教育的谦卑，这个国家就有救，这个人就还有底线。
我们现在设想一下，中国的大富人、中富人、小富人，能含辛茹苦地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而中国存款数额巨大，其中绝大部分是为了学费、养老金和医疗而储备的经费。这些学生无论留洋也罢，在北大、清华也罢，学成以后，老一辈创业的原始东西就被现代教育修改了——第二代变成了具有现代意识现代眼光的人。所以，我认为利益层在原始积累时期确实又不公平之处，很难骤然改变。我们1977年上大学的时候，大胆经商赚钱而获利最多的不少是胆子大的底层人群；第二次经济高峰仍然是胆子大而边缘化的知识群体——九十年代一大批知识精英发现政治的、出国的梦破溃了，一下子进入深圳股市，结果一夜暴富，于是惊叹道原来钱还可以这么赚。
原始积累时期往往很残酷，但事情要慢慢看，但他们的后代会慢慢修改这种攫取利益的方式。但今天有一个忧虑，他们的后代有一部分留洋了，有一部分读了博士，有一部分成了政府的发言人，进入了某些决策层，结果为饱私囊而错误指挥股市、房市，其目的不是为了天下寒士有房可住，而是为了让自己住更大的宅子，让大家更加挨饿。这是很可怕的逻辑，这就进入了以前说的那个问题了，这些不是道德可以制约的，也不是文化可以让他变乖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法制的健全和舆论监督。
我在日本任教时，亲眼看到一个年轻才俊的日本公务员博士，由于收了五十万日元（相当于日本大学老师一个月的工资）的贿赂，第二天被媒体披露，第三天就从十二层楼跳下去了。在中国不会，相反会有更多的条子、更多的关系、更多的朋友去为他求情，结果是不了了之，很快出来或者保外就医。中国的法制一定要下大力气抓。因为我不是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我只是从社会公正平等的角度谈。
四 创造新文化有赖于教育体系创新
记者：您觉得中国现在是否有这种新型的文化？中国要进行文化输出的话，就应该构建新型的文化，而不是拿中国过去已有的文化拿来拿去。
王岳川：我部分同意你的看法但保持我的观点。我穿的这件传统服装是旧的，严格地说，不考虑它的款式和钮扣的话，它是中国士大夫在千百年前的穿着。但是法国服装师今年却采用中国服装造型元素获得了设计金奖。美学家有个共同的看法，越是玩命追新就越落后，当人类发明了镀金技术后一开始兴奋不已，觉得可以比金子更漂亮更明亮，可是今天如果谁的家里摆上一个镀金的物件，人们反而会觉其特别恶俗。我在读《中庸》时，读到孔子说“士人”也就是知识分子在穿华服的时候，外面要罩上一件麻衣：“衣锦尚絅，恶其文之着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为什么呢？文质彬彬，才是君子。任何一个有教养的，历史悠久（用德国狄尔泰的话说具有“文化财”）的国家，都不会用追新到用最新的东西来装饰自己。所以后现代建筑恰恰要把某些地方做旧得像废墟或城堡一样，而一定不会去做成最光鲜的。只有那些很浅薄的人才说：洲际导弹是最好的雕塑，我们的建筑应该做成像洲际导弹那样的。在中国这叫儿童乐园，只有小孩在里面玩耍，而“大人”明白文化遗产是一份人类瑰宝。就此而言，我们应该重新清理一样哪些文化已经过时，例如夏商周的某些文化，当我们面对青铜器的时候，面对上面的古代文字的时候，面对许多古代的园林的时候，会发现许多东西其实没有过时，而是亘古常新。
在这个意义上看，头发的发型，衣服的式样，还有人们的生活方式其实都不是最新为好。认为越新越好，越新的东西越能说服别人的观念已经不适用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落了。我起码可以举出三个例子，第一，巴西和美国在1987年签署了一个反大坝协议，在全世界各国仍在修建最大的大坝同时，他们开始拆除大坝。因为他们发现在母亲河上的成千上万个大坝已经让生态失衡，哪个地方建了大坝，哪个地方就会土壤沙化，两岸的绿色迅速后退，鱼的品种减少，植物动物大量死亡，可见人类向大自然索取了多少，他就会失去多少。人们开始拆除大坝，河水开始重新泛滥而输送泥沙，冲积平原重新出现，生态很快就恢复。但是中国还需要经济崛起以后，才会有这种生态危机意识。
第二，在英国出现了一种文化生态生活的声音——“极简单主义”，认为当代生活太复杂浮躁，一旦停电，人们连胡子刮不了，理发理不了，电灯没有电，电脑无法启动，微波炉也不能用，冰箱也臭了，甚至连马桶都不能用了。怎么办呢？回到原始森林边上，自己砍木材盖一所房子，捡一把柴火去烧火做饭，自己拿着针线在夕阳下缝缝衣服，就像古希腊人那样穿着很简单朴素。他们觉得这样非常好。德国一个小镇出现过这样的事情，雷电把变压器炸坏而停电，人们一下子进入没有电视的日子，该怎么过？电视剧、影星、肥皂牌子、球赛、谈资、天气预报都没有了，他们觉得信息的封闭好像天都塌了。于是人们开始走出家门，互相认识，再慢慢搞烛光晚会，拉着手风琴唱歌跳舞，开始深刻地交谈，发现人们的心灵彼此陌生了那么久，太多的人对面相见不相识，住了二十年邻居都不知道对方的姓氏和工作，这时人们发现生活原来可以象现在这么过。
第三，欧洲人提出一种新生活主张——“慢生活主义”，从极简单到极慢。今天的生活节奏太快了，人们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灾难：精神病患者达到百分之一，全世界的艾滋病携带者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已经6000万人是人类的1%），全球自杀率接近百分之一。世界变得很疯狂，人道主义成为一种奢侈品，仁者爱人成为过时晚装。这使得人类遭遇到越来越多的灾难，应该让人类从超级竞争中解脱出来。于是，“慢生活主义”者主张：春天工作，夏天避暑，秋天旅游，冬天圣诞。一年四季就春天干活，于是人不再是丰富物质生活的手段，而是回到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今天人类拼命生产的东西永远用不完，结果人变成手段而生产东西变成了目的。倡导“技术极简主义”的人认为：现代技术不断创造新的虚假需求——对燃油、空间、金钱和时间，但让人们遗忘了更重要的精神追求，对于家庭，对于社会，甚至思考本身。以上这些“新文化运动”或者“文化生态观”，难道没有我们东方文化的一些影子吗？我们真正缺乏的是“重新发现”，端正我们的态度去“重新认识”东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中国现代文化经验”对人类的重要意义。中国在强盛过程中应该同时增长强烈的文化表达愿望，把自己的仁爱之心，自然之道，和新世纪对世界的感受传递播撒到全世界。
人类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茫然四顾，不知所终。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没有文化上的崛起。经济的崛起还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化传统的文明。”这提醒我们要认真清理文化地基，回想我们走过的道路，哪些是可以整理出来的东西？能否把它们变成人类共同思考和前进的灯塔？西方古希腊提出的“民主”，古罗马提出的“法制”，中世纪提出的“信仰”，近代提出的“自由”，影响了世界的进程；中国提出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达人”，“道不远人”，其根本在于强调以人为目的。如果去掉其历史局限性，东方生命中的“和乐”和人生的“修为”，同这个工业社会的冷漠竞争和人间“畏触感”（西美尔）形成了鲜明对比。但现在这个消费社会却很少有那种很亲密的感觉。救治之法在于把握人类未来发展真实蓝图与实现理想之“度”，用中庸的话说是“过犹不及”——西方发展的是“过”，而中国长期是“不及”，两者都离开了中庸之道。只有将两者加以整合和创新，人类才会找到一条更健康生态的文化之道。
记者：请谈谈您对当前教育的看法和主张。
王岳川：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从2004年的世界GDP排名第6到去年2005年排名第4，按照这种速度的话中国几年之内就要超越德国。二战的战败国日、德都在中国之前，加上美国变成了世界前三强，而中国从一个后发国家变成了世界第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妄自尊大，就变成了这三个国家打压的对手，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急切需要改变自己的现状。
主要有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国内矛盾还尚没有完全调顺并解决。温家宝总理说想为人民做好三件事情，一是教育，二是医疗，三是住房。但这三个问题越来越复杂，怎么平抑收效都不太大。医疗改革变成高收费，今天的医疗费用比二十年前增加了70倍，住房价格长了十倍，教育费用居高不下，当代大学生一年的费用需要一个农民13年的收入才能供应。今天的教育变成了民众空前的焦虑和畸形高消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希望工程”是政府管理层的失职，任何国家只要确定了九年义务教育，在九年之内就不应该收取任何费用。有一个人大代表向温总理进言，九年义务教育，如果一个地方政府需要希望工程来为孩子们集资，如果九年义务教育只是学费免交而学杂费十倍于学费，就是形同虚设。我认为这些都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发声。
再有中国东西部、南北和周边的关系有一种“内部殖民”倾向，这个话说得比较激烈。整个西方把中国变成了第三世界的垃圾场、原材料集散和输送地，但是中国东部又把西部当成了第三世界，包括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一旦这些用完弊大于利。根本的问题是抓教育，加大教育投资。中国的校长一个工作就是争取资金，北大的是三年十七个亿，平均每年五点多个亿，哈佛大学一年的投资是300亿美元，差距就是这么来的。一些政府官员每年就吃了4000个亿，就不能来扶持大学吗？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如果中国不把钱投到教育上，不让老百姓读得起书，不让知识分子真正贡献自己的才华，不能吸取他们对国家蓝图的规划，中国未来的前途就有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兴国今天比五四时期还要严峻紧迫，还要关键。
当代教育的根本弊端是培养了一种媚外的心态和有文凭而没有实力的空架子，根本的杠杆就是高考指挥棒和外语指挥棒，我写过一篇这方面的文章《英语与母语的天平上》。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尤其是学生们不重视母语，只热衷于他国的语言，只希望学完了以后跟国家“萨约娜拉”，告别了苦难的国家和父母，宁可在外国擦皮鞋、做餐馆业也不愿意回来教书育人，那么这个国家的教育是失败的。香港提出高薪养廉，在我看来应该高薪做教育，让真正的学有专精不凭借文凭的人来从事教育。
在我看来，上至教育官员，下至校长，还有教育的中层干部，都必须有文化价值良知，应该用真正的具有人文关怀的大学者来任校长，但是今天的校官却成了会搞钱、会投资的、会汇报的来搞教育，所以学生正气不树，觉得前途无望，确乎是一个大问题。还有大学过度扩招，形成了良莠不齐，有能力的人被会钻营的人抢走了饭碗，也是很头疼的问题。加上近些年大学教育弊端很多，诸如：素质平面化、消费白领化、上课梦游化、逃课普遍化、补考专业化等。应该把教育的压力转成一种的创业。从教育产业化的失败中走出来，将教育还原为教育，加大政府拨款并有效地吸纳民间资本，杜绝假 “克莱登”大学假洋文凭。另外，对老师的评定方式需要重新修正，包括教学、科研成果的评估方式不能绝对数字化。我看过一本《2000-2004中国学术腐败录》，令人震惊，短短五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学术腐败？说明我们的教育机构、教育宗旨和教育培养的方式存在根本的问题。要痛下决心让懂教育的人来抓教育，让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培养出真正懂教育的学者，不然中国的教育形同虚设。博士硕士满街走，关键时候能出一国策者，无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