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倡廉中，有一个“10-1=0”的理论，就是作为一位国家高级公务员，他(她)可能会为老百姓做了10件好事，但只要他（她）有一项职务犯罪，就可能身败名裂，丧失所有的威信。这个比喻真是太形象了！而且一个人的职务越高，他堕落的成本就越大，到时候就不是10-1=0，而是20-1=0，甚至100-1=0了！
提出这个理论的人名叫李太银，90年代，他曾任四川省的工商局局长。工作之余，他曾以犀利的笔触，声讨社会上的各种腐现象，并创作了《残阳冬雪》、《梦魇》等反腐小说，一度被称为反腐作家。可有谁知道，就是这个李太银,在2001年因为滥用职权，致使国家遭受３６８万元之罪而被判刑5年！
为什么一个人在台下可以对社会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口诛笔伐尤嫌不足；可上了台后却会对腐败现象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甚至义无反顾地投入腐败的怀抱呢？
这，本质上是人之本性与德性的PK较量，而且是无时不刻的PK较量。
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人的动物属性“本我”与社会属性“超我”时时刻刻都在较量拔河当中。其中“本我”就是追求及时行乐，为所欲为，且自圆其说；而超我则追求自我约束，自我克制，且揪住不放。两者的角斗历程构成了一个人的“自我”，也就是“本我”与“超我”的平衡制约。弗洛伊德还认为，如果“自我”靠近“本我”，那就是待人处事十分的自恋，自我中心，不在乎他人的感受及良心的约束；如果“自我”靠近“超我”，那就是待人处事十分的自律，自制力强，很在乎给别人留下好印象。有趣的是，这三种的互动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在某件事情上十分自律，却可能在另一件事情上十分的放纵，或是去年表现得很自律，今年就未必如此了。所以，一个人要保持良好的自我状态，就必须不断的修炼，不断地完善。这就好比足联的甲A队比赛，今年打入前10名，明年未必会继续打入。所以，一年算一年的成绩。
由此，我们领导干部的自身修养，也是一单算一单，一年算一年的。去年状态好未必今年就一样，而面对腐败的诱惑，人们唯有不断的给自己打预防针，才能确保自己的廉洁纯正。其实，贪婪，乃是人的本我呼唤；而廉洁，则是人的超我节制。两相角斗，胜负难解。想当年，孔夫子倡导“克己复礼”，就是教导人们要只有先战胜自我，才能去战胜他人。否则正如颜子所言：“不能治身，焉能治国？”
原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出身农家，工作十分勤恳，并很有魄力，所以在业内口碑甚好。可是随着地位的不断升迁，他逐渐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和出身，大量行贿受贿，为的是自己及其亲信可以有更高的升迁，直到彻底暴露的一刻。在接受法院的审判时，刘志军声泪俱下地忏悔说：“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本应该为中国铁道、为中国梦做更多的贡献，但因放松了思想上的警惕，走到了今天。”
难道刘志军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他当然知道！难道他就没有拒绝过诱惑吗？他一定有过。可在后来的较量中，他彻底地败下阵来，完全没有的道德的底线，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可见本性与德性的PK较量，绝非一战可以定乾坤！
香港社会有一个共识，即“廉署是香港社会发展的基石”。这正如廉署的宣传词所言，“香港优势，胜在有你和ICAC（香港廉署的英文缩写）。香港廉政公署上一任专员汤显明曾强调，“反贪的关键不是严惩重判，而是做到‘逢贪必被抓’。这是因为“死刑并不能阻吓贪污犯罪的发生，因为只要有高利润在，杀头的生意总会有人做；而‘逢贪必被抓’则属那种肯定赔本的买卖，不会有人做”，所以，反贪机构的关键是要做到，对腐败“零度容忍”。可又有谁知道，汤显明现在香港有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都是因为他在任上疏于自律，大量挪用公款四处消费，引起了香港民众的极大愤慨！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着一块明代“官箴碑”，上曰：“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它可谓文中字字警策，句句药石。据考证，这块碑石是颜希深（1729—1780年）在清朝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任山东泰安府知府间，在旧科房的残壁中发现的。箴言原为贞庵主人（顾景祥）所著，他在明孝宗弘治年间也曾任泰安知州。为了整顿吏治，提倡廉政，他曾将该箴文刻石自警，后渐成“官箴”。颜希深后来将它移到署内西边走廊，并在碑文后面写了跋文，当作自己做官的座右铭，也以此勉励后代子孙。
没想到他的孙子颜伯焘（1792—1855），在任闽浙总督期间，因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失利并欺骗朝廷而被革职。在返乡的路上，他率领家属、仆从、兵役、抬夫等三千之众，过境漳州时竟走了整整十天，光招待酒席就安排了400多桌，闹得“县中供应实不能支”。此时什么立碑自警、见贤思齐，全都被抛在了脑后！
由此，大公无私、廉洁自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生一世之修。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10-1≠0”，是每个领导干部的终极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