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1976年的秋天就要到了。也是从那年开始，我们青年点有了自己经营管理的试验田，我们种的粮食品种多着呢！我记得有：高粱、玉米、黄豆、谷子，还有小杂粮，像什么豇豆、小豆、黏黍子，也就是包豆包用的。真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俨然就是一个生产小队。
说到生产队，要种地就离不开种地拉车的牲畜，像什么马驴牛啥的，不然就啥也干不了。饲养员是大队派给我们的，据说跟张队长是同一个村的。姓牛，当时六十多岁。饲养牲口是把好手，那些牲口让他调教的服服帖帖，喂得更是膘肥体壮的。可他就是有个认死理的毛病，只听张队长一个人的，别人的话无论对错他都不听。那时候国家边防形势紧，县上都到各公社搞民兵训练。
有一天训练的民兵从后梅林皋通过时，拉大炮的车陷进泥坑里出不来了，就找到饲养员借几匹马帮助拉大炮，当时青年点的人都在地里劳动，家里就一个老饲养员和两匹老马。来的人说明用意后，就要拉着马走，饲养员一看不让了，上前一把拉住马缰绳说：
“我的马不外借。”
这时候进来个当官的，尖着嗓子喊道：
“快，把马拉走。”
饲养员也大声喊：
“不能拉走，马是我的。”
当官的用手指着他厉声问：
“大胆，你是谁？连你都是国家的”
饲养员一拍胸脯说：“我是老牛，这是青年点。”
当官的一听笑着说：“知识青年更应该为国家出力嘛。”随后，用手一指饲养员吩咐他的手下：“连牛带马一块拉走。”
“不，不。”饲养员吓得连声说：“我不是牛，我是饲养员啊，队长。”
“你他娘的管谁叫队长呢？”当官的骂道：“我是他娘的团长。”
“是，是，团长，我是饲养员。”
可不管团长怎么骂，饲养员就是不借马。团长脸都气青了，手不停地往腰上摸。正这么个时候张队长回来了，他赶紧过去给团长行礼，从饲养员手里夺过马缰绳送给团长，陪着笑说：
“团长别生气，我是队长。”
团长一抖手，大声说：“少说废话，拉大炮去。”
就看团长一回头用手指着队长说：“你也去。”
团长这招可厉害，饲养员听队长的，那两匹马就听饲养员的。把大炮从泥坑里拽出来那天，团长上去拍拍队长的肩膀笑笑说：
“这回你立功了。”
队长不明白他说的是啥，回头喊着饲养员快走。就见团长又过来，对他们俩说：
“你们俩今个可立大功啦，这大炮里装着两发炮弹，一发打给台湾蒋介石老家；一发打给越南人的老家河内。”
到后来公社倒是真来人表扬了我们青年点，还送来了一面红旗。这件事过去了，我们问队长：
“张队长，当时想立功的事了吗？”
队长四外看看没有别人，就小声说：
“还想立功呢？那个团长的手总在摸枪，没被枪毙就是万幸啦。”
我们又问饲养员：
“牛大爷，你当时想啥啦？害怕了吗？”
他说：“我就想别把我当牛，开始没怕，后来队长来了害怕了。”
我们一想，他还是就听张队长一个人的。
那年庄稼长得也好，快要到秋天的时候，远远望去金灿灿、黄澄澄一片。我现在还能想起我们青年点的才子、“四眼”宋唐波为那个丰收景象所作的顺口溜：
高粱晒红了脸/谷子笑弯了腰/大豆咧开了嘴/玉米哈哈笑/豇小绿豆颗粒满/芝麻开花节节高/知青田里结硕果/一年更比一年好。
每年在秋收之前，也就是收割之前，当地农民叫“开镰”，就是要动镰刀割庄稼了，公社都要召开有小队、大队和公社领导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安排和部署与秋收有关的事项。我们青年点作为一个有七十多人的单位，理所当然有领导去参加会议。
记得那天去开会的是张素荣和李荣学，还没到中午呢，他们俩就回来了，刚进院子就走进厨房，冲我和孙桂芝说：
“不用忙，今天中午下班先开会，后吃饭。”
我们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看领导严肃的表情好像有大事。果然，当干活的知青们陆续回来还没正式开会呢，院子里那棵树上的大广播喇叭就响起了沉痛的哀乐，随后，男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播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告全国同胞书》。
我们都傻了，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领导把毛主席遗像挂在前面，发给每个人一枚白花和一块黑纱之后，我们相信这是真的了。当时会场庄严肃穆，鸦雀无声，可等到录音机再次响起那催人泪下的哀乐之后，会场里顿时哭声一片，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弯腰鞠躬，低头哀思，处在极度的悲痛之中。
那个中午我们都没吃饭，整个下午直到后来几天人们都情绪低落，少言寡语的，停止了一切娱乐活动。我现在对你一点不夸张地说，当时我们有天要塌下来的感觉。就觉得前途没了。我们甚至对明天出不出太阳都产生了怀疑。
当天晚上我喝了一碗稀粥就早早地睡觉了，可心里有事也睡不踏实，就悄悄地捅了一下尹桂琴说：
“你说明天还会出太阳吗？”
她闭着眼睛说：
“现在不好说，明天早晨就知道了！”
我现在说这话，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今天的年轻人可能认为我在撒谎，很荒唐，是在瞎掰，但是我告诉你，我这是真实表露，其实也不光我那么想，相信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那么想过。因为，我们是唱着《东方红》歌曲长大的，毛主席就是永远不落的太阳。可如今他老人家逝世了，也就代表太阳落了。所以担心太阳明天是不是还会出来。
担心明天会不会出太阳除了这些原因之外，其实还与我们队长说的一番话有关。
想想那年，我们国家真的是多灾多难。刚开始是周总理和朱老总逝世；然后是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离我们而去。那年广播里三天两头就有那揪心的曲子传出来，每回听着那曲子，我们心里头都会咯噔一下子，一想到又有领导人逝世了，最害怕听那曲子啦，滋滋啦啦的，撕人的肠子似的。还有就是害怕，感觉天要塌下来啦。其实也难怪人们那么想，我和我们青年点的人，上至书记队长，下到普通青年，当时就那么想。队长是个大老粗，平时就少言寡语，冷冰冰的。在毛主席的追悼会上，他一个眼泪疙瘩没掉，还安慰大伙说：
“伤心归伤心，可活还得干呀！”
有的人斜楞眼睛看他，说：
“对毛主席没感情，铁石心肠，就知道干。”
也有的人说：“一个斗大字不识的老粗，懂啥叫感情啊！”
其实都说错了，开追悼会的当天晚上，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就听队部值班室有人哭，我和任秀梅、俞媛媛过去一看，就见队长双腿跪在毛主席像前呜呜地哭，嘴里还叨咕着：
“主席啊，你撇下我们这些贫下中农不管拉！”
我们几个也憋住哭上啦，他看我们哭了，就自己先止住不哭了。随后问我们几个：
“前阵子我就觉得不好，从天上掉下石头来了，听说了吗？”
俞媛媛说：“听说了，说是掉在吉林什么地方了，有一块最大，还有两个稍小一点的。”就看他把烟斗装满点着，冒出一口烟肯定地说：
“那块大石头就是毛主席，小一点的，一块是周总理，一块是朱老总。”
我们三个互相看看谁也没说话。就听他又说：
“人头上都顶着一颗星星，人死了，头上的星星就会掉下来。毛主席顶着的就是最大的那颗，也就是太阳。”
听队长这么一说，我心里又是咯噔一下，心里想：“刚才跟尹桂琴在被窝说的话可能要变成真的了，那大石头就是毛主席，如今毛主席逝世了，大石头也掉下来了，明天还那有太阳出啊？”
毛主席的逝世，还有一个事令我们非常担心。那就是会去当工人的希望没了。因为最初是毛主席让我们到农村来的，现如今他老人家不在了，我们对以后的日子没有了信心。其实也不单单是我们，当时好多人都那样，都担心今后的日子撑不下去。
【作者自述】
说到1976年，用天灾人锅来形容一点不为过，为了证实这一说法，我们不妨翻开新中国历史长卷，找到那一页，看看那一年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经历了长期的病痛折磨以后，阖然长逝。
1976年7月6日朱德委员长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久病不治离开了我们。
共和国的几位开创者，竟然都在同一年先后去世，这真是古往今来难得一见的巧合。老百姓接二连三的听着哀乐，扎着白花，心怀恐惧，很多人都有“天塌下来”的感觉。
自然界的天崩也紧随而来。1976年3月8日下午，吉林发生极为罕见的陨石雨。陨石在离地面19公里左右的空中爆炸，3000多块碎石散落在永吉县境内，其中最大的陨石重1770千克，比美国1948年2月发生的“诺顿”陨石还要大，成为“世界陨石之最”。
还有地裂。1976年5月29日，云南西部先后发生两次强烈地震。第一次震级为7。3级，第二次震级为7.4级，9个县遭到损失，人员死亡98人，重伤451人，轻伤1991人，房屋倒塌和损坏42万间。
两个月后的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突然发生7.8级强地震，新兴的重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地震中的唐山路南区的吉祥路一带，即北纬39度38’，东京118度11’，震中烈度达11度，震源深度12公里。极震区以唐山为中心向四面延伸，约47平方公里。唐山市老区多为老式单层民房，震后变成一片瓦砾；新市区大多是砖混结构多层建筑，几乎倒塌殆尽；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高层建筑物亦未能幸免，铁路轨道发生蛇形扭曲或由于路基下沉而呈波浪式起伏，地表产生宽大裂缝，桥梁普遍塌毁，地震构造裂缝延伸达8公里。
裂缝带附近的地面运动非常惊人，影响区域极大。地震波及我国东部的广大地区，北起黑龙江的满洲里，南至河南的漂河，东临渤海湾，西抵宁夏的名咀山。14个省、市、自治区、2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几亿人受到扰动，遭受地震破坏的区域约21万多平方公里。区内民房大量倒塌，农田淤满泥沙，水渠、水井堵塞，公路、铁路、桥梁损毁。距京津唐地区累计，地震中死亡24.2万余人，重伤16.4万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几百万群众又一次涌向天安门广场，欢欣鼓舞迎接“第二次解放。”
——摘自《百度文库》1976年中国大事记
阅读了上述的资料，我们对1976年就有了清楚的认识，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多灾多难的年份。对于讲述者当时的悲观和背痛乃至悲伤，也就不难理解。即便是我，虽然我不是知青，但作为知青的同龄人，当时也同样经历过那样的悲伤，也同样感觉到要天塌地陷了，与讲述者一样担心毛主席逝世后，太阳可能就不会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