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应该是属于文革后期了。提前当上红小兵，有过一个红红的小袖章，配备小军帽，军帽上面，是正宗的红五角星徽章呢，还是许世友将军给我们戴上的呢，可惜没有留下照片为证。
73年底的冬天，过完春节吧，父亲临时调到南京军区，其实，从我懂事的那天起，父亲，应该一直“临时”调到南京军区，幸亏户口没有调动，不然就惨了。当时是南京军区司令部的一个参谋，绝对不是参谋长，弄堂里的小朋友，经常冲我唱儿歌：“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参谋带了长，放屁也不香”。
可能那时，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姐姐、哥哥、我三个孩子，感觉太累了，尤其是我和哥哥，哥哥比我大五岁，于是，背地里商量，叫父亲带我到南京，竟然不和我商量，背地里就决定了。
等我知道了，哭的像个“水葫芦”，哥哥也和我一起哭，一边哭一边一再的叮嘱我“弟弟，你要给我带回子弹壳，记住了，要有子弹壳哦，不然，我就不带你玩了，记住了哦”。
当时上海弄堂，经常玩子弹壳，属于儿童游戏，可是有“输赢”的呢，哥哥带着我，让我在边上看，他蹲在地上和别的小朋友玩子弹壳，决一输赢，我在边上呐喊助威。哥哥对我特别的好，带我玩，姐姐，就不好了，比我大九岁，只会给我洗澡，不带我一起玩。
迷迷糊糊、哭哭滴滴的上了火车，一觉醒来，竟然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南京，醒来了还在哭，太厉害了，哭个不停，几个小时没有小便，尿水全部变成泪水了。
到南京的第一件事，当然就是要子弹壳了，那个可是一件大事，做人嘛，要言而有信。缠着父亲要子弹壳，小小的年纪，就学会威胁了，“不给我子弹壳，我就回上海，我就到绍兴，告诉奶奶，你打我，快要打死我了”。
威胁还是有效果的，过了几天，真的有子弹壳了，满满一大把，应该有十五、六个，我一看，气坏了，幼泪纵横，什么东西啊，这么小的，全部是“手枪子弹壳”，太丢脸了。
南京的小朋友，也玩子弹壳，幸亏楼下（我住二楼），有个小朋友，比我大五岁左右吧，小名“宣宣”，我嘴巴特别的甜，一口一个“宣宣哥哥”，似乎也只有我才这么叫，特别的开心，带着我玩。他爸爸就厉害多了，经常带回子弹壳，他呢，也有本事，不时的找回一些子弹壳，而且，人又大方，给了我许多。
那时的子弹壳，分成三种：手枪、步枪、机枪。大小不一样，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其实最好的，应该是“三八大盖”的子弹壳，就是小日本的“三八大盖”，那个子弹壳，是纯铜的，又大又亮，手枪子弹壳，也是纯铜，就是小了许多，小拇指般大小，国产的步枪子弹壳，绝大部分是“镀铜”的，稍微磨开一点，里面的颜色就不对了，是铁或铅的，当然了，机枪子弹壳，就不太容易弄到，机枪子弹壳，也要仔细辨别呢，也有许多是“镀铜”的。
我从来不和其他的小朋友玩子弹壳，那可是有输赢的，我输不起呢，人还小嘛，于是乎，偷偷的，全部藏起来，要带回上海给哥哥，让他赢回更多的子弹壳。
子弹壳，除了玩，还有一项好处，绝大的好处，属于“硬通货”。夏天的时候，看见路边有贼头贼脑贩卖“冰棒”的小贩，就可以用纯铜的子弹壳换回冰棒，必须是“纯铜”的，还要磨开一点让他看清楚呢。我经常干这种事情，那时南京最出名的，就是“马头牌冰棒”，常常和宣宣两个人，偷偷摸摸的换回一根冰棒，轮流舔舐。
当时住在南京中山门附近的东大院，跳上公交车，不要买车票，三、四站路，就到了中山陵园区，一大群小孩子，变成了野孩子，拿着剑麻杆子，到处抓青蛙，然后想办法烤着吃。
当时，许世友，就是“许大马帮”，我们叫他“土匪”，他有一个小院子，独门独户的，就在中山陵的紫金山下，里面种了番茄黄瓜，这个“土匪”可好了，经常请我们吃番茄黄瓜，还有南京特产的“杨花萝卜”，又甜又脆又酸又辣。许家有个厨师，大名“老朱头”，烧饭兼养猪的，胖胖的，长相和《小兵张嘎》里面的翻译官差不多，可厉害了，据说能够双手开枪，绝对强过双枪老太婆，手掌粗糙如沙皮，摸在脸上麻麻的疼。杀过鬼子，还不止一个。当时，他腰里还掖着一把小日本的“王八盒子”手枪，应该是他亲手缴获的，一直枪不离身的。
74年上半年，我要回上海了，属于正式回上海了。据说是要把送进幼儿园了，我就拼命的找子弹壳，缠着父亲要，缠着宣宣哥哥要，最后，还缠着老朱头要，这个老朱头，人太好了，居然给我三颗，不是子弹壳，而是子弹，绝对纯铜的，子弹屁股后面是红红的，还有一个黑色小垫圈，当时称呼为“教练弹”，可是好东西啊。
回到上海，哥哥看见我不断掏出子弹壳，掏了又掏，掏了还有，衣服口袋掏完了，还有裤子口袋，最后，还能从旅行袋夹缝里掏出子弹壳，那是我偷偷塞进去的，真的好开心啊，最后，当我把三颗正宗子弹拿出来的时候，哥哥傻住了：“我要子弹壳，给我子弹干嘛呢？我又没有枪。”
这三颗子弹，直到98年，搬离现称“静安别墅”的里弄房子时，才悄悄的丢了，二十几年了，应该不会爆炸了吧，当时我是这么想的，事后也没有看见“子弹爆炸”等新闻报道，才安心了事。
美好的童年，美好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