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的时候，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人们看电影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一年之中，一般只在逢年过节，才由单位发票，看一次两次。许多经济困难的人家，还舍不得看，把票退掉补贴家用。那时电影票不好买，电影放映以后，影院门口总有人在等着退票。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一些较大的工厂，自己买了放映机，到电影公司租片子，在球场上放露天电影，人们看电影的机会才多了起来。
但我那时还是经常能看到电影的。那时的物质和文化一样缺乏，一般的日用商品都凭计划供应。我父亲从1958年来到这个城市，至八十年代离休，一直在商业部门担任领导，掌握着物资供应大权。因此，城里各行各业的人都认识他，影剧院里的人也都认识他，他们常来我家找父亲批“条子”，也就认识了我，常喊我去看电影。记得是1964年吧，上映美术片《大闹天宫》，我去得迟了一些，没有看到开头，电影快结束时，电影院的经理老顾，打着手电筒，弯着腰，轻手轻脚走到我身边说：“散场后不要走，再看一场。”老顾当时三十来岁，喜欢说笑，常来我家，每年春节都到我家来送电影年画，那时我家春节都贴电影年画，什么《关汉卿》、《空印盒》、《梅兰芳》、《刘三姐》、《铁道游击队》等。八十年代时，我又见过老顾一次，听说那时他患了胃癌，瘦得不成人形，突碌着两眼望着我，没有说话，我也没有喊他，那时已过去二十年，不知他是否还认识我。他早离开人世了。1965年8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城里的几家影剧院，在暑期每天上映一部抗日电影，学生5分钱一张票，有《小兵张嘎》、《鸡毛信》、《狼牙山五壮士》、《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让我过了一个快乐的夏天，至今难忘。
文革开始以后，电影大多成了毒草。但文革时期还是有电影看的。一是新闻纪录片。最初的新闻纪录片，主要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那红旗如海，欢声如潮的场面，真是壮观，让人心潮澎湃。后来又拍摄了许多反映工农兵战天斗地的影片，有《红旗渠》，《大庆红旗》、《铁人王进喜》、《大庆人》，《成昆铁路》、《襄渝铁路》、《南京长江大桥》、《攀枝花工业基地在建设中》、《民兵赞》、《海河战歌》、《韶山银河》、《黄河万里行》等。二是“文革”电影。就是“文革”时期新拍的诠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高大全”的电影，有《金光大道》、《艳阳天》、《沸腾的群山》、《欢腾的小凉河》、《青松岭》等。三是外国电影。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当时，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苏联的电影，除《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外，都受到批判。而此时被称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则成为中国最友好的国家，上映了很多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有《地下游击队》、《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海岸风雷》、《在平凡的岗位上》、《广阔的地平线》、《脚印》等。也有许多朝鲜电影，如《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看不见的战线》、《原形毕露》、《南江村的妇女》、《不能授勋的英雄》等。此外还有越南电影《出征之歌》、《山区女教师》，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南斯拉夫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这些国家的电影都各有特色：朝鲜电影是哭哭笑笑，越南电影是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是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是莫名其妙。四是批判电影。当时被称为“内部片子”，观看的对象是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小孩是不允许看的。但我还是常到影剧院去看，记得看过《清宫秘史》、《武训传》、《早春二月》、《刘巧儿》、《红日》、《兵临城下》和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第四十一个》等。也放映过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战》，但我没有看到。
1971年，我到部队当兵。我们部队在皖西大别山区响洪甸水库旁的一个荒僻的山沟里，远离喧闹繁华，没有灯红酒绿。响洪甸水库的水，从我们营房北边流过，形成一条大河，河南岸有一大片铺满鹅卵石的河滩，那儿就是我们放电影的地方；看电影是我们那时生活的期盼和慰籍。记得是在1971年4月份的一个星期六，是个学习日，不训练，也不施工。上午连部通知：“晚饭吃肉包子，晚上看电影。”那天我们就像过节一样高兴。可是到了下午四点多钟，突然看到离我们十几里远的响洪甸镇上空，冒起大片黑烟和冲天火焰。随即接到电话，说团部失火了，命令我们立即去救火。途中，我觉得我乘的卡车的后面一边，歪斜了一下，然后停住了。我探身向后一看，不禁吓得魂飞魄散，汽车的一只车轮，已有半边悬在悬崖边上，悬崖下面是万丈深渊，仅差毫厘，车上三十多人就粉身碎骨。团部差不多已烧成一片白地。救火的时候，我看到团部电影放映组的女兵小毛，披头散发，拎着一只水桶，我想，今晚的电影算是看不成了。还有一次，我们正在看电影时，下起了小雨。那天看的是1973年拍摄的电影《战洪图》，反映的是天津海河一个人民公社战胜洪涝灾害的故事。剧中正下着瓢泼大雨，阶级敌人――富农王茂破坏大坝，对天大叫：“下吧，下吧，下它个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呢！”此时，雨真的越下越大，打在我们身上，但谁都不动。雨中响起一声命令：“起立，穿雨衣。”我们穿好雨衣，又命令：“坐下，继续看电影。”雨水从河滩上向河里流去，浸湿了我们坐着的被包。几把伞撑开，遮住放映机，直到电影结束。回去以后，炊事班给我们熬了一大锅姜汤喝；那夜我们都没法睡觉，第二天雨仍在下，无法晒被子，就在饭堂里升火烘烤。
“文革”结束以后，电影获得了新生。先是一批“毒草”电影被解放，然后拍了一大批反思“文革”的“伤痕”电影，如《天云山传奇》、《牧马人》、《泪痕》、《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巴山夜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庐山恋》等。再后来，大批外国电影和香港电影也源源而入。记得日本的《望乡》和《追捕》上映时，一票难求，栗原小卷、“真由美”、高仓健，也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此外，还有印度的《流浪者》、《大篷车》，法国的《巴黎圣母院》、《佐罗》，墨西哥的《叶塞尼亚》、《冷酷的心》，美国的《百万英镑》，英国的《伦敦上空的鹰》、《海狼突击队》，罗马尼亚的《沸腾的生活》、《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等，都是轰动一时的非常经典的影片。最早上映的香港电影，是喜剧片《三笑》，就是“唐白虎三笑点秋香”，上映以后，竟出现了满城尽学唱《三笑》的效应。1981年2月，我到连云港出差，事情办完后，无事可做，就到电影院看电影，记得看的是香港喜剧片《巴士奇遇结良缘》。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电视开始进入寻常家庭。1980年，人们从电视上看到了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1981年，又播放了苏联12集连续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和朝鲜的24集连续电影《无名英雄》。以后，电视剧渐渐多了起来，有香港的《霍元甲》、《射雕英雄传》，美国的《神探亨特》，日本的《血疑》等，中国大陆的电视剧也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将四大名著都原汁原味地搬上了屏幕。此后，我就不常去影剧院看电影了。最后一次进影剧院，是1995年春节，儿子学校里包场，儿子带我去看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周星驰的话本来就不好懂，剧场里又全是学生，吵吵嚷嚷，从头至尾，我一句也没有听懂。但我仍然喜爱看电影。我现已收藏两千多部影视的DVD片，大部分是老片，主要有二战片，侦探片，警匪片，爱情片和根据外国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如《基度山伯爵》、《三剑客》、《红与黑》、《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火与剑》、《黑桃皇后》等。观看这些老电影，我仿佛追回了那些已逝的时光，记起许多美好的往事。我尤其爱看喜剧片，不爱看悲情片，我们生活中烦恼已经够多了，为什么还要去再寻烦恼呢？我曾制订过一个计划，将香港喜剧电影全部看一遍，但实在太多，看不过来。香港片很俗，包括周星驰的那些无厘头电影，但很好看，不以情节取胜，因此也久看不厌。现在的影视，我渐渐看得少了，如《宰相刘罗锅》、《亮剑》、《潜伏》、《神探狄仁杰》那样的作品，实在是少之又少。大多粗制滥造，胡编乱造，以抗日战争或其它战争为背景，集枪战、武打、凶杀、谍战、推理、色情、油滑于一剧之中；尤其反感那些对历史不负责任，宣扬专制主义，美化封建皇帝比如拖着辫子的清宫戏。我生性喜清静，不爱应酬，生于浮躁之世，每晚闭门谢客，读书之余，看一部电影，此乐何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