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荣鑫是山东蓬莱人，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教育部部长。文革中，他充当了周恩来的“中南海救火队长”的角色。其女周少华，最近撰文记述了周荣鑫在文革中的经历，现摘编如下：
最年轻的部长
1961年，父亲调任教育部副部长，1962年调国务院任代理秘书长。当时，是薄一波伯伯向周总理推荐我父亲担任这一职务的。父亲出任国务院秘书长时只有40多岁，是当时最年轻的部长。
“文革”初期，我父亲经常受周总理之命，接见学生，做学生们的工作，也经常从学生那里救回被揪斗的老干部。毛主席十次接见全国的红卫兵，部长们都要在天安门上陪同参加，否则就会被认为已被打倒，也就会受到更大的侮辱和批斗。所以每次开大会前，总理都会要我父亲去核实各位部长们的处境，把被揪斗的部长们找回来。一次去找被机械学院学生们揪斗的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只见他正穿着唱戏的大红袍站在台上挨斗呢!父亲气得哭笑不得，忙向学生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学生们还给周总理面子，把段君毅放了回来。这样的事情多了，惹恼了“中央文革”，说我父亲是“消防大队长”，他们终于对父亲下手了。
1966年12月16日下午，在一次6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江青在周总理毫不知情、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动突然袭击，点名说周荣鑫是西城纠察队的后台，让他站到台前来示众。
平常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可是那天下午四点多就回家了。我们忙跟进去问怎么了?父亲说，江青点了我的名!我去找总理，总理去林彪那里了。在那个年代，我们都知道被炙手可热的江青点名意味着什么。
随着江青的公开点名，抄家的学生也就要来了，周总理要我父亲收拾好文件搬到中南海里住，父亲被保护起来，母亲和我们姐弟也各奔东西，躲藏起来。
“救火大队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南海里的很多住户限三天内都搬出去了，北区只住着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而为使被批斗的部长们有个可以安心吃饭睡觉休息的地方，总理就把部长们接到中南海里住下。但即使在这里，也不得不被造反派们揪出去挨斗，我父亲就成了这个避风港的联络员，每位部长在出去挨斗时，都不忘叮嘱我父亲：老周，我到时不回来，千万记住让总理找人去要我!我父亲惦记着这里每一个人，关心着他们，总是要看着他们回来才放心，在中南海里继续当他的“救火大队长”。当时贺龙和乌兰夫伯伯被揪斗得厉害，我父亲受总理之命，把他们藏在西山的某处秘密房子里。
但是随着形势的持续恶化，中南海这个避风港也不行了，部长们都不得不离开中南海，回到群众中，在风云激荡的日子里度过艰难的岁月。这时在中南海北区里除了总理和先念伯伯家，就只住了谷牧、余秋里和我父亲三人，有时陈毅也在这里住一下。谷牧和余秋里其实也不能做什么工作，只是能参加某些会议而已。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余秋里的名字经常排在最后，报纸常说：“参加会议的还有余秋里。”他们开玩笑，管他叫“余还有”。
父亲和余、谷三人，在中南海里共同度过近两年的岁月。
“民间联络员”
后来毛主席要干部上五七干校，学生要上山下乡。我们家七口人，分了五个地方：父亲带着二妹和只有14岁的弟弟到宁夏平罗国务院五七干校(那里原来是个劳改农场);母亲到河南;小妹到陕西延长县;三妹到山西大同;我到天津静海。
1970年，父亲在宁夏得了心脏病，是心肌梗塞。周总理知道后，批示：“告周，安心静养，稳定后回京治疗。”总理的批示是我父亲战胜疾病的最大精神支柱，在国务院五七干校及北京同志的关怀照顾下，父亲平安回到北京，住进阜外医院。父亲病好回家继续疗养的这段时间，因为没有工作，所以是他一生中与家人子女相处最多的日子。
当时来我家的客人很多，王震伯伯就是常客。一次他向我父亲诉苦说，他经常去看望各家老同志，坐车去，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每个月要扣汽油费几十元钱，他还要帮助有困难、受迫害的老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实在很困难。我父亲就给总理办公室吴庆彤叔叔打电话，说王震同志是为主席和总理工作，他的汽油费就不要收了。
王震伯伯每次来我家，都会带些信来，都是些遭受迫害的老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写给总理的，要我父亲转给总理。我父亲和王震伯伯联手就成了老干部和总理的“民间联络员”，帮助解决了很多老同志的困难。
在周总理的保护下，我们没有搬家，父亲也没有被扣发工资。所以，很多家庭受到冲击的孩子们，包括一些外地省委书记的孩子们，来京时就吃住在我们家。据家中保姆粗粗统计，平常日子里，在我家吃饭的外人，每月就有近百人次，有一个月甚至有207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