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启兴近照(7月20日摄)。 新华社记者 樊永强/摄
红军来到家乡的那年秋天，舒启兴还是个19岁的砍柴工。
“那天远远地就看见一队队的红军过来了。”舒启兴到现在也说不清当年来到这里的是红军的哪支部队，只知道那支部队“给穷苦人饭吃”。
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从松潘草地南下，一路征战过马尔康、小金，涉达维河，翻夹金山进占宝兴，建立起县乡苏维埃政权，组织地方游击队。
“我们这地方穷人多，没饭吃。红军来了说‘打土豪，分田地，有饭吃’，我就跟着队伍走了。我参加的是县里的游击队，当时被称作‘同志队’。”
老人卷起袖筒，露出右手臂上的两处伤疤。
“这是我在小金县受的伤。”老人说，“1936年春天红军转移去康北藏区，我们跟着部队翻过了夹金山。在途经小金县时，连队遭到当地土司武装突然袭击。子弹从我的右手手肘射进，又从右肩膀穿出，旁边的几个战友都牺牲了。”
舒启兴说，到现在天一下雨，伤疤还会隐隐作痛。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从小金西进丹巴，翻越长征途中海拔最高的一座大雪山，于3月初抵达炉霍县寿灵寺。
寿灵寺是炉霍县最大的喇嘛寺，位于县城之南，背靠大山，俯瞰县城，易守难攻。寺院住持受国民党笼络，煽动寺内僧兵1500余人，顽固坚持阻击袭扰红军。
在和平争取无望的情况下，红军决定巧取寿灵寺。
舒启兴回忆说，“我们围了几天，攻不进去。一天，部队撤了围，隐蔽到几十里外的山里。当天晚上我们突然杀了个回马枪，趁黑搭着梯子攻城(即寺院)，很快就拿下来了。”
红军进入寿灵寺后，从寺内获取了大批粮食和羊毛等物资。红军对寺内的大殿和经堂等地，严加保护，不许任何人进去骚扰;对寺内喇嘛，仍让他们住在寺内，并照旧念经做佛事。这使炉霍的宗教界人士和藏族群众深受感动，逐渐开始与红军合作。
“我记得红军进入炉霍县城时，寺里的喇嘛排着队列、吹着长号来迎接我们。”这给没见过“大场面”的舒启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舒启兴说，红军后来到达甘孜，寺庙里的大喇嘛非常理解、支持红军，曾经把寺庙里7间仓库的粮食打开供给红军。
从小就没吃过饱饭的舒启兴饱餐了一顿：“这是参军以来，吃得最香的一次。白白的大米饭，我整整吃了一大碗。”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一同北上，随部队在康定休整的舒启兴被留了下来。
“听说这次要长距离行军，得走很多路，我臂上的伤还没有完全好，无法跟部队走。连队给我们病号每人发了30斤粮食，让我们返乡回家。”舒启兴说：“粮食吃完了，我就一路讨饭，经过的都是藏民区，路也不熟，只知道往东南走。”
4个月后，当舒启兴长发披散、一身破烂回到家中时，村里人已经认不出他来了。
“当年参加红军，我们周围几个村走了100多人，最后回来的没几个。跟我一同出去的邻居小伙伴‘白毛’就再没回来。”舒启兴说。
解放后，老人从没有给政府提过什么要求，1989年才正式被确定为在乡红军战士。老人也是目前宝兴县境内生活的最后一位老红军。
舒启兴育有两儿一女，现在已经有了重孙，晚辈们都喊他“老祖”。儿媳妇李朝芬说，老人一生简朴，前些年一直住在山上的木棚里不愿下来，三年前才搬下来与儿孙们一起住进了小楼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