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是一个模糊的术语，但是中国在很多方面都适用这个词：领土的范围及其战略位置、人口的规模和活力、经济的重要性及其增长率、全球贸易的巨大份额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并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重多利益的国家。无论中国情愿与否，中国的国家实力引起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注。并且，对各国或各国际组织来说可能最重要的是，中国是唯一的一个被广泛视为可能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国家。事实上，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一种恐惧，那就是中国很快就会压制住它的邻国，并且终有一天，它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但是，普遍将中国认定为是一个侵略和扩张性的力量的观念，是错误的。尽管在过去十多年，中国在相关领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长，但是，中国外交的主要定位依然是防御性的，并且在冷战时代开始从未改变：弱化境外不稳定因素对中国的影响，避免领土的丧失，减少邻国的猜疑，以及保持经济的增长。在过去20多年里，改变的则是中国已日渐深入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这使得中国内部和所在地区事务成为其优先的、更大追求的一部分：定位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以服务其国家利益，但是同时赢得其他大国的认同。
这些大国中最主要的国家，毫无疑问是美国，并且，维持复杂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最大的挑战。正如美国会怀疑中国到底是有利于美国的利益，还是代表了一个日渐升级的威胁，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在疑虑美国的意图究竟是帮助中国，还是伤害中国。
美国人经常把中国这个国家看作是捉摸不透的。但也正由于美国政治的分权体制，以及频繁在两个主要政党间进行政治轮替，中国同样也很难判断美国的意图。然而，在最近十多年里，美国长期对华战略，已经在同中国的一系列互动中体现出来。因此，对中国来说，定义美国的企图并不困难。事实上，对中国来说，试着分析美国的意图是必要的。
大部分美国人都会对中国人的如下观点感到一定程度的惊讶：中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干预性强权，试图削弱中国的影响力并且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样一个观点并不仅仅是北京对华盛顿的理解，也是更多中国人对国际事务，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处境的理解——这种观点的形成，很大程度受到中国对其自身国家脆弱性的敏锐直觉。
四个环
北京对世界的看法是，从中国政策制定者的窗口开始，到几千英里外的边界，海上通道，再到遥远大陆的宝矿以及油田，处处充满了危险。这些威胁可以被看作是四个环。
在第一个环中，就整个中国实际控制或者声称拥有的领土而言，北京认为，中国的政治稳定和领土完整受到外国的干预和侵犯。和世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必须要应对空前的、试图影响中国发展的外部因素，并且中国政府会认为这些外部因素会威胁中国政权的存亡。外国投资者、发展政策顾问、游客和学生，遍布中国，他们自身都有对中国需要如何改变的看法。外国基金会和政府向中国的民间组织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由此来扶持中国的公民社会。西藏和新疆的不同政见者，收到来自于境外精神和外交上的支持，有时，他们也会收到来自于境外流亡者，和同情其处境的国家政府的物质支持。而在中国沿海，邻国正在争夺北京声称拥有的领土范围。台湾则由它自己的政府来管理，并受到23个国家的外交承认，以及美国对其安全的承诺。
在中国边境，中国政策制定者面对的第二个环则是对边境安全的担忧，这涉及到14个同中国毗邻的国家。除俄罗斯外，只有中国有如此多的国家同邻国接壤。其中，有5个国家在过去70多年里同中国发生过战争（印度、日本、俄罗斯、韩国以及越南），并且有不少国家受不稳定的政权统治。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认为自己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同北京保持一致的。
而中国很少奢望将其同邻国的关系，处理成单纯的双边关系。对中国而言需要担心的第三个环便是，环绕中国的、6个独特的地缘政治区域：东北亚、泛太平洋地区、相互接壤的东南亚国家、沿海的东南亚国家、南亚以及中亚。以上6个地区，每个都呈现出复杂的地区外交和安全问题。
最后是中国需要担心的第四个环：整个世界，这比中国的近邻要遥远得多。中国在1990年代后期起确实已经进入了这个最远的圈子，而到目前为止，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如下有限的目的：探寻诸如石油等安全能源；进入世界市场并获得投资机会；为孤立台湾当局和西藏的达赖喇嘛而寻求支持；为中国在国际法和政权认同上，获得盟友承认。
高深莫测的美国
对以上中国担忧的四个环来说，美国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美国是中国内政最大的干预者：它对台湾问题现状做出承诺；它在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大量海军的存在；它在中国邻国中正式和非正式的盟友；以及就现有国际秩序最主要的促成者和捍卫者。美国无所不在影响力，决定了中国对美国举动的理解，取决于中国如何处理其大部分的安全议题。
从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开始，美国领导人连续不断地向中国示以善意。此后，每一届美国政府都表示，中国的繁荣和稳定符合美国利益。并且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远远大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美国推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帮助中国获得市场、资本和技术；帮助中国在科学、技术和国际法方面培养专门人才；阻止日本的重新军事化；保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帮助中国避免同台湾发生战争。
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更多受到政策和习惯的影响，认为中国并没有受到善待。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中国周围广泛部署，并且，美国同中国的邻国间保持了广泛的防务合作关系。华盛顿不断挫败北京对台湾控制的企图。美国持续就经济政策，向中国施压，并且保持大量的政府和私人的项目，来影响中国的公民社会和政治。
在公开场合，北京就美国的上述举动在三方面进行了深入反驳。首先，中国的分析人士将自己国家看作是一个农耕的、具有东方式战略传统的国家：和平主义的、防御性的、非扩张性的以及民族性的。相反，他们将西方的战略文化，尤其是美国的视为：军事性的、进犯性的、扩展主义的以及自私的。
其次，尽管中国已经拥抱了国家资本主义并且获得了经济繁荣，中国对美国的观感依然是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其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寻求剥削世界的其他部分。中国希望西方国家在能源、高附加值的产业上，停止同中国的竞争。并且，尽管中国在中美贸易中拥有大量盈余，且持有美国国债的大头，中国主要的政治分析家依然认为，美国依靠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国家信誉，维持自己的大量开销，并在最终获得了同中国相比更多的好处。
第三，美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在中国的年轻政策分析者中变得流行起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美国获得了更高的学历。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被叫做进攻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将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来维持自身的安全环境。根据该理论，美国无法忍受充满力量的中国的存在，因此，他们会削弱中国政权的力量并使得中国政府更加亲美。中国分析人士在美国呼吁中国民主，及对台湾、西藏和新疆分离主义势力的问题上，找到了证据。
无论中国的分析家们首先是否通过文化、马克思主义或现实等路径看待美国，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假定，一个像美国一样充满实力的国家，将会运用其权力来保障并捍卫其特权，并会就威胁其自身安全的国家，采取措施保障其自身利益。这样的假定推导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一旦中国崛起，美国将会抵制。
美国的反应则是：措辞缓和；表现为寻求和平、促进人权及公平；向中国提供慷慨的援助。然而，美国则具有两面性。它依然意图保证其全球霸主地位，并且防止中国在足够的成长后挑战它。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主任倪峰（音译）在由中国政府经营的《瞭望杂志》上，总结了如上的理论。 “在一方面，美国意识到它需要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许多领域上的帮助”，他说，“另一方面，美国对日益强大的中国有所担忧，采用多种方法来延缓中国的发展，以及用美国价值观重塑中国。”
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非主流，大部分曾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都认为中美关系并不总是冲突的。在他们看来，中美这两个地理位置较远的国家在安全问题上并不冲突。两国可以在贸易及其他共同利益上互惠互利。
但是，这些意见和中国战略问题学者们的主流相比，远远是边缘化的，大部分中国军方和安全机构的分析人员，对美国对华政策看空，并对中国如何回应美国的政策，保有更加攻击性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应当站起来应对美国的军事力量，这样中国便会赢得冲突，并且中国应当超越美国的军事技术；在军事技术领域，美国认为自己的军事实力同中国相比有优越感。但是中国政府通常与这些观点保持距离，以避免中国的敌人和朋友感到恐惧。
谁是修正主义者？
为了深度探究美国“中国战略”的逻辑，像世界各国的分析家一样，中国的分析家着眼于研究美国的意图和能力。尽管美国的战略意图可能服从解释，美国的军事力量、经济、意识形态和外交能力是易于观察的，对中国而言，这些都是对中国潜在的毁灭性的威胁。
美国在全球部署了其先进的军事力量，并且在中国周边地区都有集中部署。从地理范围和非战时状态的兵力部署来看，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是其全球六大战区司令部中最大的一个。太平洋司令部包括了325000个军事和文职人员，同时拥有180艘舰艇和1900架战机。它的存在为西边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提供了路径支援，而美军中央司令部负责了从中亚到埃及的广大区域。“911事件”之前，除了在巴基斯坦有提供培训和供给任务的部队以外，美军在中国周边其他地区没有直接的军事力量驻扎。但自从反恐战争打响以来，美国除了在阿富汗部署有上万的兵力之外，还获准扩大了其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空军基地。
由于美国陆续同澳洲、新西兰、日本、韩国以及菲律宾这些亚太国家签署双边军事协定，同时还和该地区别的一些国家存在军事合作，所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了。除此之外，美国还拥有大约5200枚核弹头，并且将其部署在难以被攻击的陆海空三位一体的地区。通过以上的介绍，正如新华社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的钱文荣所认为的，美国这样一个军事姿态在于构筑一个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
中国的安全分析家们认为，美国广泛的军事力量对中国的经济利益构成了挑战。由于欧盟不算一个经济实体，美国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单一市场对象。而且美国还是中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和技术引进国之一，美国也不时地向中国挥舞着经济大棒。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爆发后，美国宣布了对中国一系列经济和军事的制裁，包括对中国的武器禁运等等，这些制裁措施至今还在维持。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国会继续讨论了对中国追加惩罚措施的相关议案，包括取消中国最低关税进口最惠国的待遇，尽管这些议案的支持者寥寥。就在最近，美国的一些立法者认为应该就中国人为操纵人民币汇率以利出口对中国进行制裁，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就表示，一旦当选总统，将在就任第一天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尽管美国的贸易鹰派们不占主流地位，然而像罗姆尼这样零星存在的潜在鹰派人物不得不向中国敲响警钟，一旦美国决定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中国将很难承受相应的结果。中国的战略分析家们认为，中国出现军事或经济危机，美国及其盟友将会阻断对中国的石油和矿产能源的供应，并且还会封锁中国最具战略性的海上运输线。由于美元作为国际贸易和财政中的通货，美国有能力在经济上损害中国的利益，不管是出于目的性还是其自身经济政策的结果。美国出于调整自身的财政问题，无论是量化宽松还是大规模举债，都在压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中国的外汇储备。
中国的分析人士还认为，美国不仅拥有而且随时可以使用其强大的意识形态武器。二战之后，美国凭借其超级大国地位向全世界输出了美式人权标准，而且在中国看来，战后的日本、韩国、台湾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都是按照美式标准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利用其所谓的人权和民主价值来颠覆和破坏一些与美国价值观不同的国家，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式的独裁政权。按照中共山东省委委员李群——一位中共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的说法，美国的真实目的根本不是为了保护所谓的人权，而是其利用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遏制中国健康发展，以保护其世界霸主地位。
在许多中国分析人士的眼里，美国自冷战结束后越来越成为一个修正主义者，试图通过调整全球的战略布局以符合美国自身利益。他们从很多方面找到这种证据：北约东扩；军事干预巴拿马、海地、波黑以及科索沃；发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还有伊拉克战争等等。在经济领域，美国力推自由贸易，使美元贬值的同时迫使别国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并且试图让发展中国家承担大部分气候变化的成本。尤其令中国不安的是，美国成功地推动了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这在政治上展现了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共中央党校外事处主任刘建飞在2005年曾写道：“美国一直以来都担心世界各国发生红色革命，并且厌恶像伊朗和别的伊斯兰国家发生的绿色革命。”“美国乐见发生诸如‘玫瑰花革命’、‘橙色革命’以及‘郁金香革命’这样的能够促进美国全球民主战略的革命。”正如刘建飞以及其他中共高层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希望尽可能扩大民主国家的范围，以实现其全世界的战略目的。
对台湾的利用
虽然一些美国学者和评论员眼里觉得冷战之后的中美关系是逐步缓和的，但中国认为美国整体对华关系还是过于苛责。从1950年到1972年间，美国一直试图国际上遏制和孤立中国。其他方面，美国还唆使其盟友外交上不承认中国，对中国实施贸易封锁；帮助建立日本军队，参与朝鲜战争；扶植与中国大陆敌对的台湾政权，支持西藏独立游击队与中共的对抗；甚至曾经在朝鲜战争和后来的1958年台海危机期间威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中国分析家们承认1972年后，美国扭转了对华战略，但断言其对华示好是为了对抗苏联以及获得同中国贸易的好处。即使这样，美国依然保持了遏制中国的种种行动。这些行动包括了维持台湾的独立；提升日本的军力尤其是海军军力；并且不断向中国施压人权问题。
中国从和美国的多次谈判中了解了很多美国对华战略的内容。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部长级谈判起，到八九十年代的有关军备控制的谈判，到九十年代的入世谈判，最后再到近十年内有关气候变化的谈判，从中中国发现美国对中国总是欲求不满。对中国而言，了解美国对华战略最具决定性的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台湾问题的三次谈判，这三次谈判的结果就是产生有关台湾问题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美恢复外交接触以后，中国的领导人一直要求美国放弃对台湾政权的支持以换取同北京建立正常对等外交关系后的好处。而后的每次中美协商，美方似乎愿意放弃台湾。但事实上，几十年来美国从未放弃对台湾的各种帮助，这在中国大陆看来一直是两岸统一的最重要障碍因素。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曾告诉中方美国准备放弃台湾，因为台湾对美国似乎已不具备重要的战略意义了。然而在他第二个任期到来后，他没能那样做。在此基础上，中国同意1972年的“上海公报”，该公报中美国单方面保证“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然而这却是美方阻止中国大陆武力统一台湾的借口。后来，尼克松因为辞职而没能实现中美邦交。他的继任者福特在政治上的弱势以至于没法兑现尼克松的承诺。
福特的继任者吉米·卡特希望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而中国坚持美国必须先彻底断绝与台湾的关系才能建交。1979年，美国终止了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尔后却单方面重申美国致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国会随后通过了一个令中美两国政府双方都感到惊讶的“台湾关系法”，该法赋予美国在任何时候都要保证台湾有能力抵抗任何外来的武力威胁等等。这再一次说明了美国遏制中国的企图。
1982年，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后，希望通过加强同中国的关系来进一步向苏联施压，中国说服美国签署了另一份有关减少向台湾出口武器的联合公报。但当公报签署后，美国却按照1979年的标准，向台湾出售了比之前更多的武器；计算年度消减小幅边际税率，以控制通胀；同时表示向台湾出售比过去更加先进的武器，还鼓励美国军火商同台湾军火商合作，更多地实现军事技术转让而不仅仅只是卖武器给台湾。在2001年布什总统批准向台湾出口大批武器时候，使得1982年的联合公报事实上成为一纸空文。其间，由于美国对台湾的安全保障，台湾顺利完成了民主化，这让两岸的统一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回顾这段历史，中国的战略家们常常反问自己，为什么美国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保护台湾。虽然美国屡次声称这样做只是单纯为了保障民主国家同盟，但许多中国人认为台湾本身就事关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他们相信美国可以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正如中国军事科学学会理事、退休少将罗援所说，台湾就是美国长期以来牵制中国崛起的一枚棋子。
多元化的危险
台湾关系法案的颁布堪称国会对华政策强硬的开端，而此举使得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愈加错综复杂。十年之后，89年天安门事件的爆发，以及冷战的落幕，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也有了新的改变。之前，中国的政体已经被视为走在了自由民主的道路上，然而，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形象又变回了因循守旧的独裁政权。苏联的解体也使得原本势在必行的和中国的战略合作变得无从谈起。另外，伴随着中美经济联系的愈加紧密，诸如中国产品倾销和对于美国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等事件也不断地制造者摩擦。在保持了数十年的对外政策一致性之后，对华关系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一个议题，部分是因为一些利益集团费尽心机想让对华关系始终在国会山的议程里。
事实上，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利益集团对于中国的关注要远大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政治体制引出了人权组织的反对；其计划生育政策激怒了反堕胎运动；其压抑教会的举动冒犯了美国的基督徒；其廉价的出口导致了公会对于贸易保护的诉求；其对于碳资源的依赖和大型水坝的建立使得环保组织不安；其猖獗的盗版侵权行为激怒了电影，软件和制药行业。这些抱怨都对“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这些论调充斥于美国的政治演说中——而这在中国人眼中就造成了一种担忧，他们认为美国不但否认中国发展壮大的合法性，其本身也是对中国的一种威胁。
当然，在国会、智库、媒体和学术机构中，也有很多人支持亲华的立场，他们认为对华合作对于美国农民，出口，银行，甚至对华尔街或者在处理类似于朝鲜局势和气候变化等事务方面非常重要，远比围绕着人权和信仰喋喋不休的争论要重要的多。这一论调的支持者也许从长期来看要比持反华论调的更有权势，但是他们倾向于躲在幕后。对于致力于研究美国决策层的各种观点的中国政策分析者来说，鼓噪的论调往往更易被注意到，而其传输的信息是令人警惕的。
粉饰威胁
为了查明美国的意图，中国的政策分析者同时阅览了美国行政部门的高级人员所做的政策声明。身处行政支配下政治体制的中国政策分析者将这些陈述视作为美国国家战略的缩影。他们发现这些政策声明往往着重在两方面：其一，他们试图让北京政府相信华盛顿的意图是良性的，同时，他们也要打消国内公众的忧虑，他们不会允许中国的崛起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双重顾虑的综合体被中国政策分析者视为糖衣炮弹。
例如，在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代表布什政府发表了一篇中国政策声明。他向美国观众保证美国将“继续致力于防止任何可能发展成为破坏势力的军事对手，或者任何足以造成地区霸权，或者威胁美国及其盟国的势力。”但是，他也申明中国的崛起并非是一种威胁，他因为中国“并没有试图扩散激进反美的意识形态，”“并未将自身置于与资本主义生死搏斗的地位，”也“并不笃信中国的未来发展必须建立在颠覆现存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他说，中美双方可以建立“合作关系”。但是合作取决于一些特定条件。中国应该冷静看待美国国内对于中国崛起的“强烈焦虑”情绪。中国应该“解释其防务支出，意图，准则和军事演习”；减少其对美贸易的顺差；并且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和美国合作。总而言之，佐利克建议，中国应该放弃“封闭政治。”在美国的看来，他说，“中国需要和平的政治转变以使其政府对其人民负责。”
同样的论调被奥巴马政府更加委婉的提及。在2009年9月，奥巴马政府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一次重要演说中，詹姆斯 斯坦伯格，彼时的副国务卿，提出了“战略保证”。斯坦伯格用以下方式解释了这一原则：“我们和我们的盟友都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并且表明，我们已准备好欢迎中国的“到来”……作为一支繁荣并且成功的力量，中国也须要向世界保证，其发展和国际角色的壮大不会以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幸福为代价。”中国需要向他国“保证其崛起不会成为一种威胁”；其需要“增加其军事透明度，以向亚洲以及全世界其他国家阐明其意图”，并且表明其“尊重法律规范和国际准则。”对于中国的政策分析者来说，这样的声明释放出了信息，华盛顿政府希望以自己的观念来定义双边合作，不让中国发展一支足以保护其国家利益的军事力量，同时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诚然，北京政府对于华盛顿政府的怀疑，与美国做出的推动中国崛起的事实相矛盾。但是对于中国的政策分析者来说，历史对这一谜题提供了答案。在他们看来，美国一直在尽可能地遏制中国。当苏联不断壮大时，美国不得不和中国修好以牵制莫斯科政府。当美国和中国开始接触，其相信这样的接触将会使中国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并且将赢回华盛顿政府在1949年共产党在内战中获胜以后在亚洲大陆失去的战略基地。
在中方看来，华盛顿政府重开和北京政府的交流并非出去理想主义和慷慨大方；而是美方想从中国的经济开放中，通过投资而榨取利润，消费中国的廉价商品，同时提供贷款以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在乐享中国带来的好处的同时，美国的战略家们忽视了中国的崛起带来的风险，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现在美国察觉到中国是一个威胁，中国政策分析者由此相信，美方已没有任何世纪的手段来阻止中国的发展。由此，美国与华接触的战略失败了，也验证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991年提出的战略“韬光养晦”。面对中国崛起已经无法阻挡的事实，美国除了现行手段别无他法：要求以美方的立场进行合作，威胁中国，军事围困，同时继续试图改变其政体。
如何应付一个无礼的现实主义者？
尽管有这些观点的存在，中国主流的战略家还是不主张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挑战美国。尽管他们察觉到了美国衰退的征兆，但是他们还是认为美国将继续作为世界的单极力量存在数十年。眼下，正如北京大学国际问题学院的院长，王季思所言：“超级大国越加强大，而众多多级力量不再强大。”同时，两个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在增加，且都具有能对对方造成杀伤的军事力量。双方的弱点使得都希望在中期保持合作。两个国家要想都保持活力就必须同舟共济。
从长期来看，对于中国和西方最好的选择，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力量平衡，以维持现行的国际体系，但是中国将在其中拥有更多戏份。中国对这种结果有理由期待。其实之后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繁荣还是将建立在其国际对手繁荣的基础上，反之亦然，包括美国和日本。随着中国愈加富饶，其对海上航线和安全、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核扩散、控制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方面会有等多的利益诉求。如果其对手不能保持繁荣，那中国也没法前进。同时中国的战略家们必须意识到美国的核心利益——法治原则，地区稳定，和公开经济竞争——不会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美国应该明确政策界限，在不威胁中国安全的同时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以使中国接受新的平衡格局。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将抵触美国的势力以探查美国意图的边界。华盛顿政府必须同样施压以限制中国势力的扩张。但此举必须由冷静的专业方式来完成，而不是外交辞令层面的敌对。鹰派运动对于用贸易战和战略竞争以震慑北京政府的讨论，损害了达成共同利益共识的努力。在任何情况下，将这种言辞上的计划付诸行动都是不实际的选择。这样做会打破双边互惠的经济纽带，并为包围中国的战略支付巨额开销，同时会激起中国的敌对反应。
然而，对华关系中美国的利益是无可争议的并且这一认识应被牢牢确立：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用台湾人接受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海域内的航行自由，日本和其他亚洲盟友的安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和对人权的保护。美国必须为这些利益提供国力的保障，尤其在两个领域。其一，美国必须保持其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包括在中国的东海和南海。要想完成之一使命，华盛顿政府要持续提高军事实力，维持地区防御同盟，同时自信地应对挑战。华盛顿政府应该消除北京政府的疑虑，使他们相信美国的举动是想建立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局面，而不是威胁中国。此举可以通过加强现在的中美军事交流机制来实现。例如，军事海事协商协议应该用来设计能让中国和美国的飞行器和军舰近距共存的体系。
第二，美国应该继续抵制中国试图以不符合西方礼仪的方式重塑全球法律框架的行为。这一点在人权体制方面尤为重要，一系列的全球准则和机构将加强美国一直试图确立的自由世界准则的牢固度。
中国还没有赢得和美国同等的在假想的太平洋地区的话语权，以及在全球统治中扮演和美国一样的、作为“G-2”之一的角色。中国不会统治世界，除非美国从中抽身，同样的，中国的崛起也不会成为对美国和世界的威胁，除非美国对其纵容使然。对美国来说，正确的对华战略应该从国内开始着手。美国应该维持国家军事力量的更新换代，经营和盟友以及其他合作势力的关系，继续扶持卓越的高等教育系统，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不被剽窃，同时重新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只要美国处理好国内问题，并且秉承自身的价值观念，就能很好的应对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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