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学术与政策之间的关系都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与重视。由于军事和安全研究的特殊性，军人和学者之间、军队和地方科研院校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以及怎样开展互利合作，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2008年，美国国防部为加强美国军方与社会科学界的联系而推出的“密涅瓦”计划(theMinervaInitiative)，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案例。通过对美国国防部“密涅瓦”计划的评述，本文旨在探讨“军学复合体”在美国安全政策领域的存在现状，以及在军方与社会科学界合作方面我国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对“密涅瓦”计划的所有资助项目进行全面细致的跟踪与讨论。根据不同议题在“密涅瓦”计划中的受重视程度及笔者的信息获取渠道，本文将以“密涅瓦”计划中的反恐、反叛乱议题(Counter-insurgency)和中国的技术与创新项目为例，重点介绍和探讨美国政府、军方介入学术研究的方式、学术自主性、研究议程设置、美国军方安全政策重心，以及美国军地长期合作的目标等问题。
一种理想化的观点认为，学术界应该以独立、自由的个体形式而存在，其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不应导致预设学术偏见的产生。然而在现实中，学术研究很难真正独立于政治、经济、安全利益。以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为例，以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及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和工程类教学科研机构，一直以来与美国政府尤其是军方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①
这一合作的典型模式是政府(军方)通过直接拨款或间接资助(例如，通过福特基金会、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分享和利用地方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而后者同时成为庞大政府开支的受益者。在自然科学和工程类学科，这一连接知识、金钱、国家安全政策的链条编织出一张相互依存度极高的网络，我们可以称之为“军学复合体”。②
2008年夏，美国国防部启动了一项复兴社会科学领域“军学复合体”的长期军地合作计划。这一计划的主旨是汇集地方科研机构的智力与美国军方的财力，对一些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问题进行长期研究。对于该计划的主要推动人，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RobertGates)而言，该计划堪比冷战初期美国在国防工业、自然科学、机械工程领域的军地合作。1957年，苏联先于美国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导弹差距”的喧嚣与担忧深深刺激了美国的政治、军事、科技精英，③由此而展开的大规模军地合作大大提高了美国的科技优势。在新的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美国试图进一步加强社会科学界与军方的合作。④
盖茨的新计划被命名为“密涅瓦”，这是罗马神话中战神和智慧女神的名字。①“密涅瓦”计划由美国国防部资助，主要依托于地方院校的基础社会科学研究。②
其目的是弥补美国军方在政策制定、作战行动过程中在相关社科领域关注问题方面所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美国军方的地方合作院校或个人也希望借此项目，增强学术研究的应用性和政策相关性，摸索出一条新的将学术研究更有效地用于政策咨询的模式。
“密涅瓦”计划由负责政策规划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直接领导，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五角大楼第一次系统地在社科领域与地方科研机构进行合作。这一合作涵盖的学科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项目首批资金于2008年夏季划拨。第一批七所合作院校得到了为期五年的首批拨款。这七所院校及其负责的研究项目分别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的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普林斯顿大学(恐怖主义与发展治理)、得州大学奥斯汀校区(非洲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麻省理工学院(互联网与国际安全)、蒙特雷国际问题研究院詹姆斯·马丁不扩散中心(伊拉克战争与伊拉克国内安全问题)、旧金山州立大学(情绪与群体间关系)及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反极端穆斯林的话语环境)。③
美国军方希望“密涅瓦”项目能够成为冷战初期美国“国防教育行动”(NationalDefenseEducationAct-NDEA)的当代版。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通过“国防教育行动”项目加强了对美国高等院校社科人文领域研究的资助。而作为交换，这些高等院校的研究直接被用于美国与苏联的冷战对抗。“国防教育行动”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资源中心(NationalResourceCenters-NRCs)及其管理的外国语言与地区研究奖学金(ForeignLanguageandAreaStudies-FLAS)。通过这一奖学金项目，美国的地方院校为军方培养了大量了解和掌握重点、热点地区语言和文化的人才。④
然而，冷战结束之后，国家资源中心与外国语言与地区研究奖学金项目逐渐偏离了美国政府最初设计的轨道。其界定的美国国家安全涵盖过于宽泛，而长期得到资助的科研院所又逐渐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结果是大量得到资助的研究其着眼点被放在科研前沿，却无法直接对美国安全政策的制定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越南战争对美国军方与地方学术界的关系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双方产生了深层次的不信任与疏离感。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一社会文化心理对当代的美国“军学关系”仍然有影响，尤其是学术界对于与军方的直接接触抱有一种习惯性的忧虑。对盖茨而言，这种忧虑只是认知差异而非现实问题：“虽然一直以来，学术界与军方的合作带来了很多的成功，但不幸的是，很多人仍然相信这二者之间存在着鸿沟。这种认识根植于历史———在越南战争之后，学术界认为自己被利用，不再抱任何幻想；而军队则感到被遗弃，并认为受到了学术界不公正的批评。”①
通过盖茨在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ofAmericanUniversities)的演讲，可以看出，“密涅瓦”项目的设计初衷是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即发掘整理信息、进行严谨分析并提供安全政策建议。而这三个问题领域恰恰对应了盖茨在情报、教育、国防三个领域的供职背景。②
盖茨以“伊拉克战争与伊拉克国内安全”及“中国技术与创新”两个项目为例，表达了他在情报和信息问题方面的态度。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军在巴格达缴获了大量未被销毁的文件，其中不仅有伊拉克政府在战前的内部材料，还包括与恐怖主义网络相关的信息。由于五角大楼缺乏足够的语言及地区专家进行这项工作，这些文件长时间没有得到发掘、整理和研究。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中国技术发展的这一题目上。关于中国的科技升级与相关的军事发展，美军并没有协调统一的研究实体予以连续性关注。而相关的大量(中文)原始材料散见于各类公开信息媒介或出版物。将这些材料进行汇总与研究，这对美军中长期对中国的判断与应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同样的问题是，这种工作美军无力独自完成。③
也正是在以上这一系列背景下，以盖茨为代表的美国决策精英希望通过“密涅瓦”计划重新建立社会科学与安全政策的紧密联系，复兴社科领域的“军学复合体”，并使其成为美军战略判断、政策制定的智力后盾。
二、“密涅瓦”计划的项目构成
目前，“密涅瓦”计划所资助的项目共有28个。军方“密涅瓦主任”项目有8个，地方小型项目组负责项目12个，地方大型项目组负责项目8个。其中军方的“密涅瓦主任”项目(MinervaChairsProgram)是自2010年开始的“密涅瓦”项目的拓展计划。该项目从隶属美军的高等院校中选拔军内的优秀研究人员与研究课题加以资助。目前的合作院校分别为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争学院、空军大学、陆军战争学院、海军战争学院，以及海军陆战队大学。相较于地方院校，这些军事院校所涉及的项目更加侧重于美军目前需要应付的中长期战略课题与短期战区需要，例如中东、反恐，以及核条件以外的威慑等问题。
除了这八个军方直接负责的项目，其他绝大多数项目则由美国地方院校或研究机构负责，唯一的外国课题组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相对于军事院校所负责的项目，地方院校的项目涵盖范围更广、研究方法更为社会科学化。其优势在于确保了研究的严谨性和可复制性，相对劣势在于由学术成果向政策应用的转化更加具有挑战性。而这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恰恰都符合美国军方试图通过“密涅瓦”计划重建“军学复合体”的初衷，即引入新的智力支持，以及摸索和建立军地智力沟通的方式。
截止2011年，按照不同研究课题的关注领域，美国国防部将这些项目分为七大类，分别为能源环境(Energy/Environment)、变革(Change)、威慑(Deterrence)、恐怖主义(Terrorism)、动态(Dynamics)、新机会(NewOpportunities)，以及中国。遗憾的是，美国国防部及“密涅瓦”计划并没有对这七大分类给出明确的解释。其中一些类别，例如中国、能源与环境、恐怖主义，其含义和范畴不言自明。但另外一些类别如动态、新机会，则语焉不详。因此在本节中，我们针对每一个具体项目的课题领域提炼核心关键词，通过对这些关键词的分布进行观察，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目前“密涅瓦”计划的关注重点。
在表1中，我们总结了目前“密涅瓦”计划所资助的28个主要项目。其中的第四列是非军方项目的合作管理机构。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者所负责的项目大都有军方的直接介入、参与管理。而其他一些领域的学者如人类学，则执意要求第三方资金管理部门(主要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介入管理。关于这一点，在后面章节中，我们会有进一步的讨论。
在“密涅瓦”项目的申报程序中，美国国防部单独列出了7个重点关注和审批领域。它们分别是“宗教与文化变革的战略影响”、“恐怖主义与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与军事变革”、“能源与环境压力的国家安全影响”、“跨领域威慑的新理论”、“失败与脆弱威权国家的政体与社会动态”，以及“理解国家安全、冲突与合作多重维度的新方式”。
基于此，我们认为，在比较各类项目的受重视程度时，除了数量的比重，还应当考虑这7个重点领域的加成作用。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中国项目。虽然从后文所统计的类别分布及关键词频率来看，中国项目似乎并不是“密涅瓦”的关注重点———在已知的28个项目中，只有一个项目是关于中国的。但这并不足以说明相对于其他项目而言，中国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遗憾的是，关于如何计算加成，我们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项目的具体资助额度并没有公开数据。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官方介绍与分类，除了语焉不详的“动态”和“新机会”类别，以及只有一个项目的“中国”类别外，其他几个类别(威慑、变革、环境能源、恐怖主义)的分布相对平衡。但是，这并不能反应美国军方对各类问题的真实态度。
通过对核心关键词的进一步对比分析发现，“密涅瓦”计划目前的重点在于中东、反恐、内战及反叛乱问题，而这些都紧紧围绕美国军事机器目前所进行的全球反恐这一大的主题。这一分布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军方目前及短期内(“密涅瓦”资助项目的跨度一般是五年)的政策关注重点。虽然如前所述，还应考虑到五角大楼官方认定重点项目的具体加成效果，而在该阶段我们无法对具体的加成公式进行推测，但仍然认为以上对于“密涅瓦”项目以反恐议题为重心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作为辅证，“恐怖主义、治理与发展”这一单一项目的五年资助额便达到了惊人的950万美元，①
单此一个项目就获得如此巨大数额拨款，可见美国国防部对于反恐这一大议题的重视程度。
三、军地矛盾：军方介入与学术自主性的削弱
“密涅瓦”计划自诞生以来，美国学术界对其种种批评始终没有停止。其中最主要的批评意见集中在军方对研究议程设置权的掌控和学术自主性问题。有学者认为，由于美国军方牢牢掌控着研究日程的最初限定权和最终决定权，学术自主性无从谈起，而相对应的学术研究质量便无法得到保证。从前面关于“密涅瓦”计划的项目侧重来看，这种顾虑有一定道理。
(一)“密涅瓦”的项目审批机制
虽然“密涅瓦”计划的核心争议点在于五角大楼对研究日程的决定权。然而，不同于之前的一些军方资助的社科合作项目，如人类学家参与的“人类地形系统(HumanTerrainSystem)”计划，“密涅瓦”计划在保护学术独立性和自主性方面还是有一些优点的。例如，“密涅瓦”计划的军方资助不涉及任何军事指挥框架的直接干预，也不涉及任何直接的军事行动计划；军方不会将研究成果加密；学者的私人研究资料不需要向五角大楼上交；项目拨款大多为长期计划等等。①
但是，“密涅瓦”计划的项目审批步骤则的确凸显了美军放权的有限性。根据“密涅瓦”计划的官方解释，项目资助的审批由国防部直属的“广泛机构公告”(BroadAgencyAnnouncement-BAA)系统完成。②
具体而言，所有申报项目都要通过“广泛机构公告”系统的三个主要步骤。首先，由国防部专题领域专家所组成的评审团队对申报项目进行第一轮筛选；他们所做出的决定被提交至国防部高层官员；而后者将进一步的审核意见转抄至专门负责项目审批的中层官员，由后者根据申报项目的常规要求、各课题间的平衡，以及经费情况做出最终决定。③
对于这套看似严谨、客观、公正的制度，美国学术界抱有很深的忧虑。事实上，无论是审核决定的透明性还是课题领域评议的公允性都存在问题。④
(二)学者的“自我选择偏见”与第三方托管
具体而言，在“密涅瓦”计划中，军方的控制权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学者自身的“自我选择偏见”(self-selectionbias)。这一问题使得“密涅瓦”模式无法保证社科学者之间真正的优胜劣汰。
由于军方的背景及其独立于学术界进行研究议程设置的机制，整个项目筛选过程存在着严重的“选择性偏见”。大量优秀的社科学者由于不希望与军方有瓜葛，而对“密涅瓦”项目抱一种无视甚至敌视的态度。美国人类学学会主席塞萨·洛(SethaLow)的观点便是这种情绪的典型体现。他曾致函五角大楼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建议军方将“密涅瓦”计划的管理权完全移交至地方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以便获取社会科学学者更大程度的信任。⑤
此后，军方与国家科学基金会达成协议，于2008年9月宣布将由后者负责未来三年人类学相关项目的资金划拨。
乍一看，这一政策调整似乎意味着社科学界的担心得到重视。但问题在于，国家科学基金会方面的配合更像是五角大楼用来搪塞社科界舆论攻击的挡箭牌。首先，“密涅瓦”项目的大多数资金仍处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监管范围以外，人类学家所参与的项目只占整个“密涅瓦”计划很小的一部分。其次，美国军方拥有国家科学基金会“密涅瓦”评审委员会部分委员的人事任免权，而这一点决定了美国很多社科学者对“密涅瓦”计划持负面态度。此外，所有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密涅瓦”项目负责人必须定期与国防部官员保持正式会议沟通，并汇报项目进展。①
美国军方希望通过此类限制来维持其对“密涅瓦”计划的总体控制，但这些因素却降低了社科学者参与项目的积极性。很多学者的研究领域要求他们与被研究国家或地区保持广泛、深入的接触，而军方的介入显然会影响到这些研究人员在研究地域所能够取得的信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军通过“密涅瓦”计划希望达成的目的恰恰是加强对某些目标国家和地区的认知。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密涅瓦”计划完全由第三方审核机构托管，无疑将吸引更多的优秀学者参与其中。②
(三)美国军方的长期目标
既然第三方托管具有这样的优点，而五角大楼的介入又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为何美国军方执意保留对此项目的严密控制？首先，一个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官僚政治：没有任何一个官僚机构会轻易放弃对于一大笔可调配经费的管理权。
其次，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密涅瓦”计划所体现的美军对于建立“军学复合体”的长期战略企图。该计划的短期目标是加强对诸如恐怖主义和崛起大国等这些美国安全威胁的研究。但正如“密涅瓦”计划的设计师、前任国防部长盖茨所相信的，无论是反恐战争还是应对崛起大国，都将是美国军方需要跨越世代所面对的长期使命。而“密涅瓦”计划所支持的不仅仅是几个独立的研究项目，而是借由这一平台聚集起一批所谓的“军事社会科学家”。③
他们存在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密涅瓦”项目本身或其短期的学术研究质量，而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军事社会科学家”还将承担起培养美军内部的年轻研究人员及地方院校下一代“军事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在这一目标面前，即使某些研究课题本身存在各种不符合社科领域标准的项目设计或研究成果问题，也仅仅是次要问题了。
最后，在军方对研究日程的控制这一问题上，“密涅瓦”项目所体现的美军在研究日程侧重点上的偏好也有结构性原因，而不仅仅是“密涅瓦”计划本身的局限。其中一个重要影响美国国家安全认知环境的结构性因素便是“反恐红利”。
四、案例一：反恐偏好与美国国家安全认知环境
如前文所述，无论是“密涅瓦”计划首期支持的研究项目还是目前的扩展名单中，反恐、反叛乱及中东等相关议题都占了项目数量的一半以上，是核心的关注点，而这也正是“密涅瓦”项目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所在。①
由于受到军方研究议程设置权的左右，这些项目引入了很多预设的前提假设，而很多假设却与目前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不相符合。例如，在表1所列出的多个与反恐议题相关的项目均先入为主地认为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文化和教义)是暴力政治(包括恐怖主义)的直接诱因，而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却并没有在二者之间发现必然关联。②
这种在学术界看来是简单粗暴的议题设置或设问方式，直接影响了很多学者参与五角大楼计划的积极性。此外，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恐怖主义是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如此大的威胁，以至于五角大楼在其跨世代的“军学复合体”计划中要向该类型题目做出如此倾斜？“9·11”之后的六年间，在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内的主要联邦及地方执法部门所立案的疑似恐怖主义犯罪中，有82%因证据不足而最终被撤销。③
在一些学者看来，五角大楼的选题取向与其对美国国家安全及其战略重点的认定，促成了“反恐产业”的又一次胜利。④“密涅瓦”计划的反恐偏好不仅反映了美国军事战略的重心，也体现了“反恐红利”在美国国家安全认知环境中的影响。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恐政策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绝对优先地位的确立是令人困惑的。首先，考虑到国际体系的安全压力，美国不应该把如此多的精力放在反恐战争及国内的反恐措施上面。从中长期来看，对美国最大的结构性威胁可极有能是潜在地区大国的挑战。其次，在“9·11”之后，没有任何显著证据表明，伊斯兰极端主义对美国国内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于潜在的本土恐怖主义威胁的预期与准备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自“9·11”以来，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所耗费的资源以美元计价已超过任何一场美国所参与的战争。⑤
仅仅在“9·11”之后的三年间，美国国防部高层官员在各种场合关于反恐战争的讲话就达到600余次。这一数量是核扩散议题的40倍、导弹防御问题的50余倍。⑥
2006年，由《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共同组织的民意调查显示，76%的民众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威胁在不断地加剧，并对美国构成现实的威胁；6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阻止恐怖袭击。①
类似的近百种调查都将主要问题锁定在反恐战争上面，如反恐战争应该如何进行，政府在反恐战争中的表现如何等等。但问题在于，几乎没有调查向受访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应该进行反恐战争？”②
既然没有明确证据显示恐怖主义在“9·11”之后对美国本土安全造成了威胁，为何全球反恐战争会成为美国政界和公众的共识？在反恐战争开始之后，遍及美国的几乎所有的游说和利益集团都将自身原有的利益诉求与之挂钩。这直接促成了反恐政策在过去十年中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根基的延续。
以美国国内枪支管控为例。在反恐战争开始后，美国国家枪支协会(NationalRifleAssociation，NRA)便主张每一名美国公民都应该持有枪械。2003年，该协会颁布了新的提案“NRA安全计划”。该计划声称“上帝庇护那些能够自助的人……自由不仅需要政府保持警觉，更需要民众保持警惕。”③
有趣的是，同样的政治动机触发了枪支管控游说集团的行动。以布莱迪枪械暴力管控中心(BradyCentertoStopGunViolence)为代表的枪支管控游说团体在“9·11”事件之后，便将其长期政治目标与反恐政策挂钩。④
他们声称，枪械的扩散与恐怖主义是紧密相连的。类似的游说团体同样存在于生物工程、医疗、制药等领域。这样的利益集团不仅越来越紧密地将其自身利益与反恐政策挂钩，它们更劝说其他相关领域的利益攸关方加入其行列。各行各业的利益集团必须做出抉择：或是将自己的政治议程转化为反恐议程，或者任其资金链断裂。在反恐政策所生成的利益链条上，这些利益集团与各级政府部门形成了共生关系。
为了应对可能的本土恐怖主义袭击，美国国土安全部拟定了15种安全情势，以指导并协调各级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反恐准备。而这一清单的拟定程序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博弈。各领域的利益集团与美国联邦、地方政府一道，将恐怖主义威胁定义为“全面性”的，而拒绝对本土安全威胁给出明确界定。因为一旦这一威胁有了明确界定，某些特定的安全需要便将打破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使得“反恐红利”倾向于这些特定领域。恐怖主义被抽象为无处不在的罪魁祸首，反恐议题成为安全政策研究中的显学。“密涅瓦”计划显然也在这股潮流之中。由于“自我选择偏见”的存在，很多学者或忽视或敌视“密涅瓦”计划可能带来的机会及影响。他们认为，“密涅瓦”计划应当向反恐以外的领域拓展延伸。这些领域包括军事安全问题如伊朗核计划、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气候变化，以及更宽泛的政治问题如第三世界民主化等等。①
由于军方对研究议程设置权牢牢掌控，这些问题在目前“密涅瓦”计划中都或多或少被忽视了。而这种忽视进一步强化了学术界的顾虑及其有意的回避。对于“密涅瓦”计划而言，这种对立无疑会压缩“军学复合体”扩张的空间和力度。但从某种角度而言，美国军方的选择不仅仅是其长期战略目标的体现，也是诸如“反恐红利”这类结构性因素影响和约束的必然结果。
五、军地结合与学术自主的相对性
在美国学术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政府和军方的干预和介入持一刀切的批评态度。学术自主性对学术研究质量及资政作用的影响固然重要，但美国“军学复合体”的发展史也说明，所谓的学术自主只是一个相对概念，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绝对的学术独立。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军学复合体”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在地区研究和语言技能培训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在这些资金支持下，美国培养了几代苏联、中东、东亚、东南亚等地区专家。此外，大量的智库得以建立，其中最典型的如兰德公司。如果没有这些智库的存在，很多诸如核稳定、危机管理、战略指挥控制等安全战略基本问题都会仅由军方来负责研究，而这些研究势必由于涉密、缺乏有效的外部讨论而难以保证质量。智库的存在打破了政府尤其是军方对国家安全重大问题的垄断。
“密涅瓦”计划并非美国政府或军方第一次介入社会学科的领域。作为冷战期间极为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区域研究便是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渐趋明朗，同盟国即将赢得战争胜利时，美国的战略决策者发现他们对于如何接管战后的世界准备并不充分。为此，美国陆军从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召集了一大批优秀学者，为陆军设计标准化课程和训练大纲，以便培训在战后的欧亚大陆及其他重要地区所需的管理人才，这就是著名的外国语言项目(ForeignAreaandLanguageProgram-FALP)。来自超过50所大学的社科学者组成了跨学科团队，为美军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军管人才。①
不仅如此，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系统的重建，以及非军方人才的培养也同样得益于冷战初期美国政府的大力介入。通过与主要基金会的合作，政府对各主要大学以及新组建的拨款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会(SSRC)等进行了资助。大量优秀美国社科学者都得益于美国政府的介入和扶持。②
美国的“军学复合体”从诞生之初就是政府介入的产物，而它对冷战期间美国的学术发展和政策制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学术自主的相对性
此外，对不同学科，学术自主性问题也要有所区别。对于政治学特别是国际关系这个领域来讲，否定政府或军方的介入其实是高估了研究经费或日程设置权本身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对国际关系学者而言，通过学术专长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渴望，很可能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诱惑”。③
越战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甚至历史学基本上都不再重点研究战争或军事相关问题。而政治学家在这样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心理背景下，依然密切地关注军事安全问题。类似“密涅瓦”这样的计划并不能轻易改变不同学科及学者天然的研究兴趣差异。同时，那些批判“密涅瓦”计划的人士对于美国现代高校的认识可能有些过于理想化。他们习惯性地认为，地方院校只有独立于国家机器之外，才能进行批判性思考和提供创新性知识。但这种观点过于一厢情愿，与美国学术界的发展史不符。
如前所述，战后美国社科领域的长足发展和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大多数社会学科都从政府资助中间接或直接收益。政府的介入并没有将学术界与政府捆绑在一起，令其完全丧失自由空间，政策相关性并不等于学术为权力服务。实际上，多数的美国地方院校在与官方或军方的合作研究中对于政策采取的更多是批判态度。虽然在冷战初期，很多学者常常受到“冷战共识”(coldwarconsensus)和意识形态为纲的影响，但同时社科学者也是最早对冷战共识的核心要素提出公开质疑的一批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冷战共识在越战后的瓦解。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密涅瓦”计划的规模并不足以改变美国社会学科的总体结构。按照美国国防部的计划，在首批项目的五年(2008—2013)跨度内，“密涅瓦”计划的拨款总额5000万—7500万美元之间，相当于平均每年1000万—1500万美元。①
这样的资金投入规模在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谓不大。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09年一年在社会、行为、经济学方面的拨款总额超过两亿美元，几乎是“密涅瓦”计划的20倍。2007年，福特基金会各种研究资助款项超过六亿美元，是“密涅瓦”计划的60倍。“密涅瓦”计划的拨款规模只能与古根海姆基金会(JohnSimonGuggenheimMemorialFoundation)相提并论，后者同期的年均研究资助额也在1000万美元左右。所以“密涅瓦”项目的规模虽然不小，但并不足以改变学科结构。
综上所述，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密涅瓦”计划自身来看，美国社科学界中所蔓延的反军方介入的“选择性偏见”，很有可能是放大了军地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高估了学术研究自身所“应当”具有的独立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各大“密涅瓦”计划资助项目负责人为代表的一大批美国军地学者，将“密涅瓦”计划视为重要平台，以重新找回越战后一直式微的军地优势互补，致力于弥合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和执行之间所产生的鸿沟，尤其是在军事安全领域。
目前，在正在实施的“密涅瓦”计划的各个项目中，“中国的技术创新与军事变革”可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成功案例。一方面，它再现了冷战时期成功的军方介入模式；另一方面，在这一项目的运作过程中，五角大楼及陆军研究办公室(中国项目的军方直接管理部门)在议程设置和放权等问题上所采取的较为灵活和低调的态度，也促成了以项目承担方为主的有效智力资源动员与使用。
六、案例二：中国的技术与创新项目
“密涅瓦”计划资助的“中国的技术与创新”项目由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InstituteonGlobalConflictandCooperation-IGCC)负责实施，陆军研究办公室作为第三方管理部门。五角大楼希望能够通过这一项目达到多重目的：第一，应对中国的军事技术进步，即对美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长期挑战，提供严密的分析和新的数据支持；第二，培养熟悉中国安全和技术问题的新一代学者及政策分析师；第三，在经济、财政紧缩时期，深入对中国技术发展的理解，以帮助决策者更加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②
(一)“新克里姆林宫学”
从很多角度来讲，“中国的技术与创新”项目很像是冷战时期政府介入社科研究模式的延续。首先，议题的关注对象非常类似。五角大楼希望通过该项目收集、分析最新的公开材料，以增进对中国科技创新和军事思想演进的了解。这很类似五角大楼在冷战初期所推动建立的“克里姆林宫学”。①
其次，该项目的政治和军事目的非常鲜明。在公开文件中，该项目的“核心研究问题是明确、理解、衡量创新的来源，以及中国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为了回答这个总问题，该项目从国家和市场的角色及关系的角度详细地研究了诸多不同的重要领域：中国在全球技术秩序中的地位，治理制度和激励机制，创新体系中的各种因素，民用经济与国防经济的相互关系等。②
然而，根据项目所包含的多项重点活动，如笔者之一亲自参与的研讨会与培训班、在圣迭戈与华盛顿举办的多个年度研讨会，及其招至旗下的大批智库与军队研究人员，可以认为其真实目的是研究中国在国防和军民两用技术方面的现状，及其对美国安全的影响。科技创新作为关键观察点固然不假，但项目的核心问题并非创新基础上的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而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此外，如前所述，“密涅瓦”计划的一个长期目标是聚集和培养一代甚至多代对军事安全问题拥有浓厚兴趣的社科学者。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在这方面的工作非常积极。在项目最初的两年，他们举办了一系列会议、研讨班及培训班，以传播其最新研究成果。在培养年轻学者方面，其最重要的制度性安排是夏季培训研讨班。在过去两届研讨班中，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共邀请了地方院校博士生14人、年轻学者2人、政府和军方官员29人，以及工业界分析人员2人。除了研讨会模式，该项目还针对年轻学者设置了寒暑期的调研奖学金制度。此外，该项目的负责人非常重视与政策圈的紧密互动。他们在华盛顿及夏威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举办的不同类型的研讨会和宣讲活动已达100多次。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与其负责的中国技术安全项目已在中国研究和安全研究界内树立了品牌，并迅速地在军、地学者学生(尤其是博士生)当中拓展影响。
(二)军方的放权与项目的活力
相比前面所提到的反恐议题，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与五角大楼之间的合作是更为成功的军地合作。这主要表现在，五角大楼在议题设置、智力资源的整合等方面给予了加州大学较大的自由度。①
以下几点原因促成了这一局面。首先，这一议题是比较新的领域，五角大楼并未就议题的设置做出过多先入为主的假设，而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便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其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本身是一个跨学科研究机构，这与许多“密涅瓦”项目由个体研究人员负责非常不同。这一先天优势使其研究范围不仅仅限制在课题负责人的领域。其项目名义负责人谢淑丽(SusanShirk)是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克林顿政府任内的重要政策操盘手之一；实际研究负责人张大铭(TaiMingCheung)是中国国防工业专家。②
但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的具体研究题目却不局限于这两位负责人的研究领域，它们包括：对中国国防部门和军民两用技术部门的科技创新基地如何进行改革和现代化进行年度评估；比较中国和其他竞争者及后来者，在技术发展、国防工业化、培育军民两用技术基地等方面的方法有何不同；对中国国防科技及技术崛起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技术发展及其对美国和国际技术贸易政策的影响；探究中国民用及国防科技体系的结构、过程及领导层；中国当代大战略对科技的历史影响等等。如此广泛的议题领域不是某一个甚至某几个研究人员能够支撑和掌控的。
五角大楼的放权与低调为该项目的顺利展开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中一个重要体现是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对中方智力和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在2010年第一届夏季培训班中，一半受邀博士生是来自中国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及相关专业留学生。同时，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设立了中国访问学者制度，先后有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国内重要院校的学者参与它们的项目。此外，在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的大量研究助理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就读于加大圣迭戈分校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日常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万方和中国期刊网这类数据库及新闻报道，收集中国相关工业、科技行业信息、解放军部署与装备信息，以及各大国防、军事论坛由网友发布的图片、文字信息。③
通过与美国陆军研究办公室代表的交谈，我们了解到，他们在引入中国籍人士的问题上也曾有过疑虑，但是考虑到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的研究优势与中国籍研究人员的智力资源和人脉优势，陆军研究办公室选择了放权。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的研究还涵盖了在中国及与中国技术革新有关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实地调查。在中国，他们对官员、科学家、研究人员、商业领袖，以及熟知中国科技的相关人士均进行过访谈。①
以上所有这些对于中国智力和人力资源的利用，其背后的资金来源全部是五角大楼的“密涅瓦”项目，但是由于军方的低调，在与中方人员的交往中，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成功地淡化了其项目的军方背景。
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与五角大楼的合作说明，军方的介入并不必然导致研究效率和质量的下降。地方受资助研究机构本身的特性、议题的特点、军方负责人的介入态度，都是影响军地合作效果的重要因素。军方资金支持是否影响学术自主性和学术成果的质量，不可一概而论。
另外，作为“密涅瓦”计划的缩影，中国科技创新项目很好地体现了美国军方重建和复兴冷战时“军学复合体”的目的。达成这一目的，不仅仅需要为合作项目建立强大的研究团队，更需要将项目本身办成类似教育基地的平台，以促成“军学复合体”的世代交替。
七、结语：军地互动与借鉴意义
美国国防部于2008年开始推出的“密涅瓦”计划，体现了在冷战后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特别是在后“9·11”及新兴大国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界在战略思维、战略管理、国防科研和教育等问题上的新思路，值得引起我们充分重视。我国目前也在探讨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寓军于民、军民融合、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在这方面，美国战略界的一些做法尽管不能照搬照抄，但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由于其军方背景的影响，“密涅瓦”计划不可避免地在美国社科学界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反感甚至抵触，但同时，也有大量学者选择积极参与“密涅瓦”计划。这些参与者中的有些人曾经在政府或军队供职，但更多的研究人员是纯粹的地方学者。从某种角度而言，“密涅瓦”计划与其他研究资助体系或机构之间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差别。如果说“密涅瓦”可能对学术自主或研究质量带来某些负面影响，那并不必然是军方背景所导致的。
如前所述，五角大楼希望通过“密涅瓦”项目达到三位一体的目的：信息、分析及政策导向。虽然作为政策成果，目前，“密涅瓦”计划及其资助项目所带来的具体影响并没有受到五角大楼的公开宣传。但由于在“密涅瓦”各项目运作与执行过程中，军方所要求的规范化和规律化的军地沟通与交流，我们有理由相信，其研究成果正在逐渐影响美国军方各相关领域负责人的认知与政策偏好。而在信息与分析部分，“密涅瓦”项目可以说非常有效。它不仅促成了大量未开发信息的发掘整理工作，更鼓励诸多新数据库的建立与分享，如中国的技术创新与反恐等议题。
通过相对有限的资金投入(2008—2013年共投入约7000万美元)，“密涅瓦”计划已经支撑起近30个研究项目，集结了常设及临时研究人员数百人，举办了参与人数逾千的各种培训班和研讨会。这些项目不仅是各种重要议题的研究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已经或正在成为“军事社会科学”的教育平台。可以预计，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五角大楼所期望的“军学复合体”的复兴，以及军地结合的世代更替将很有可能在未来10年或20年内以新一代的“军事社会科学家”为骨干力量而达成。因此，虽然“密涅瓦”计划执行的时间不长，但从目前来看，应该说还是相当成功的。
通过对“密涅瓦”计划的介绍与讨论，我们认为有以下经验值得总结：
第一，拓展新的课题领域。通过“中国的技术与创新”这个项目可以发现，较为新颖的课题领域选择可能有助于削弱资助方先入为主的认知偏见，也有利于为课题承担方营造较为宽松、自主的研究环境。
第二，注重第三方的介入。总体而言，第三方的介入应当有助于降低政府或军方介入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学术界的忧虑。在这个方面，美国人类学学会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他们参与“密涅瓦”计划的条件之一是坚持由中立的第三方(国家科学基金会)来评估相关研究计划。但对整个“密涅瓦”计划而言，这只是一小部分。如果类似国家科学基金会这类第三方机构能够在“密涅瓦”项目审核和监督过程中扮演更为核心的角色，对五角大楼和学术界来说，这很可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第三，选拔优秀的项目执行人。项目承担方的特点直接影响军方介入的影响程度，以及研究成果的质量，中国项目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本身作为有实力、有影响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增强了它与出资方博弈的筹码。
第四，项目的长期性和“以人为本”。“密涅瓦”计划最值得我们借鉴的是项目的长期性和军地合作、互动的规律性。根据博弈理论，长期互动有利于双方在反复的交往中形成良性互动，同时，降低短期目标差异导致的交易成本如搭便车或背叛(defection)问题。将那些对国家安全政策及军方有重要意义的长线研究项目，“承包”给具有研究基础和研究实力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不仅可以起到充分利用资源的效果，而且可以培养相互尊重、通晓军地两方面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他们是连结军队和地方科研的真正纽带。
我国地方院校的安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仍然存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缺乏对军事专业领域知识的运用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地方院校庞大的智力资源和平台优势难以有效地生成可操作的安全政策动议。另外，军方的研究部门和政策制定部门因为人员构成、知识背景、交流渠道、组织约束等问题，缺乏足够的非军事领域的专业知识及人才积累，以及地方院校所具有的国际、国内交流平台优势。因此，对于军地双方而言，加强合作能够起到“他山之石”的作用。为了优化我国安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讨论环境，拓展安全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必需加强在重大安全问题方面军地之间长期和系统性的合作。在这方面，美国国防部的“密涅瓦”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的标本，对于建立和完善我们自己的跨越军地的安全研究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