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到2012年，中国GDP从3410亿美元增长至83000亿美元（按2012年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0%左右，5亿人口因此脱贫。在很大程度上，这应当归功于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及城镇化战略，为快速扩张的城市开辟了新的机遇。正是在城市中，劳动力、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汇聚，形成了面向全球市场的供给能力。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统计，到2015年，全球75个最具活力城市中将有29个在中国。
但这种城市驱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也带来了中国难以应对的挑战：房地产泡沫、交通拥堵、污染、不可持续的地方政府债务、与土地相关的腐败，以及社会福利分配不均导致的社会动荡。因此，中国领导人将其首要任务定为向（基于消费而非投资的）稳定、包容、可持续的新型增长模式转型。中国正在为快速发展的城市探索新的“增长秩序”。
当前的GDP-目标增长模式更多考虑了土地、劳动力、资金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关键生产要素配置问题。然而，单纯重视产出却忽视了以人为本，即经济发展如何影响普通中国民众的生活及他们的互动行为。
与增长模式不同，增长秩序意味着为了达到提高生活水平、改善自然环境、鼓励创新和建设谐社会等目标，需要强调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体制与制度安排，包括规范、程序、法律和执法机制。
增长秩序的稳定与否将取决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以及国家、市场及社会协同合作的有效性，考虑到这三者间的利益冲突，他们的协调合作往往不容易。重要的是，增长秩序的稳定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为市场及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及职能分工。
事实上，与国外多数人的看法相反，中国政府并不是严格遵守中央指令的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和中央部门及监管机构组成的高度复杂的官僚体系。中央政府负责国家或全局利益的事务，通过党、法律、法规及货币财政等宏观政策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国家主要通过地方政府和国家监管机构的派出机构，与民营企业、个人和民间社团之间进行接触互动。
中国增长秩序的显著特点是，地方政府为争夺就业机会、商业收入、投资、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积极展开竞争。但地方政府的首脑由中央任命。到目前为止，地方官员的升迁与否主要取决于其所在地区GDP增长的情况，导致地方经济整体出现投资过热。
尤其在财税收入分享和公共服务责任分担方面，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关系非常复杂。尽管中央政府可能致力于改革，但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既得利益作祟，改革在地方层面的落实情况可能很不平衡。
例如2008年以来，当中央政府试图刺激经济增长以抵御全球金融危机，不少地方政府却借助影子银行扩大地方投资规模，以规避宏观经济政策对银行信贷的约束。
由于地方政府只能拿到50%的全国财政总收入，却要负担85%的财政支出，所以，他们试图通过销售土地弥补预算的不足，以满足社会公共服务与发展性支出的资金需求。2012年，全国地方政府通过销售土地及物业实现总收入2.9万亿人民币，而地方政府其它来源的财政收入总和才不过6.1万亿人民币。
相比于私营企业，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往往能获得更低利率的资金——官方利率和影子银行借贷成本之差往往高达十个百分点之多。廉价融资和土地出让收入导致缺乏市场约束的地方基础设施和产能过剩。仅2008年至2012年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136万亿人民币，是2012年中国GDP的2.6倍还多。
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转向国内消费及避免过度投资，需要进行重大的财政和货币改革以及结构转型，这包括更清晰地界定土地使用权，重新平衡及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及支出责任，并提升地方政府财政及资产负债的透明度。
上述改革是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辩论的核心议题。私营企业往往被卷入中央与地方复杂的权力分配博弈当中，并很容易被挤出资金、人才、土地、及资源市场。因此，建立全新的增长秩序需要中央政府调整体制结构和激励机制，以使地方政府和市场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必须给市场留出创新的空间，同时政府必须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和程序改革。这些制度层面的改革创新只有政府能做。
因此，为实现中国梦，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在以市场为基础的产品创新和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创新之间取得平衡。关键是让政府职能到位或补位，而不是越位、错位、或缺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