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汇率政策争论，聚焦在是否需要适应内外形势的变动，退出盯住汇率制。虽然起初质疑升值的观点占上风，然而随客观经济形势进一步发展，决策层2005年7月启动汇改，人民币汇率进入时断时续、时快时慢的温和升值轨道。
到今年6月中旬，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曾达6.16上下，比汇改前升值约34%。其间中国通胀高于美国，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升值幅度要大一些。对一篮子货币的有效汇率与对美元汇率的变动大同小异。
展望未来，人民币市场汇率走势如何？虽然长期汇率变动趋势存在规律，然而汇率的诸多决定因素会有不同变化，对未来演变事先难以准确预判。不过可以从中国经济追赶前景的角度做一点推测。
从学理与国际经验看，对中国这样仍处于成长转型期的经济体，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的追赶前景，是决定本币与外币兑换率长期走势的最重要因素。制造业是可贸易程度最高的基本产业部门，中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从上世纪中期开始持续快速追赶，成为进入新世纪人民币升值趋势的基本推手。
中国目前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约相当于美国类似指标的两成多，如能持续追赶，在未来20年前后将达到美国水平的三分之二上下；又假定中国的宏观与货币管理大体保持稳健，避免发生持续恶性通胀；这样人民币市场汇率在本世纪初叶结束时，有可能升值到1美元兑3元-4元人民币左右水平。此后中国经济如能进一步追赶，像日本那样在劳动生产率与人均收入上最终与美国不相上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可能最终升值到“破三近二”水平。
当中国在劳动生产率与人均收入指标上历史性完成收敛，因而后发追赶动能也彻底耗尽后，经济发展会面临与发达国家类似而与目前阶段完全不同的制约，由经济追赶推动的人民币趋势性升值历史进程也会最终消失。届时，如果主权货币仍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撑性制度安排，人民币兑发达国家货币的汇率，最终可能会围绕购买力平价所限定的趋势值，因宏观经济短期变化而波动。
对上述预测，注定会有不同意见和批评。需要说明，条件预测是假设给定条件下会发生的变化，其实际意义不是告诉我们注定要发生什么，而是陈述与讨论特定的条件变量与预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分析依据。经济学预测更多是表达一种分析与认知方法，不是算命先生宣告的某种未来宿命。
上述人民币长期趋势升值的预测条件，既简单也复杂。说简单，是因为只有两条：一是微观领域劳动生产率持续追赶；二是宏观经济领域避免恶性通胀。如果有读者朋友进一步认为，宏观管理不出大错并规避恶性通胀，是一国经济长期追赶的必要条件，那么上面两点预设条件便收敛为一条。后进国劳动生产率持续追赶，是人均收入逼近前沿国的必要与充分条件，其间必要求本币汇率持续趋势性升值。
说复杂，是因为实现上述条件不易。从增长理论的常识与广泛的国际经验观察，生产率持续追赶是“硬道理”：涉及如何持续发挥投资积累、技术进步、学习效应等一系列增长动力源作用，每个方面都会涉及无穷无尽的复杂矛盾与问题。对中国而言，如何能力推系统改革，拓宽支撑持续追赶的体制空间，更是复杂与棘手的挑战。
如果说上述预测是可证伪假说，什么是证伪条件？假如中国深化改革未能成功突破，并逐步失去生产率持续追赶的动力，未来人民币升值趋势也就未能延续——这样不幸的情形显然不是对本文预测的证伪。又如经济追赶持续同时宏观管理失准，以至严重通胀侵蚀名义汇率升值空间，也不构成对本文预测的证伪。本文观点的证伪条件是：未来较长期范围内，虽然中国的可贸易部门生产率持续大幅追赶，通胀水平并未大幅高于美国，人民币却并未呈现升值趋势。
以上述条件预测作为远景推测，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实际演变轨迹，可得到中国经济整个追赶期本币汇率走势的“三段式”全景图。改革开放初期十几年持续贬值，其间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5倍多，通胀高过美国2倍多，实际汇率贬值2倍多。世纪之交7年-8年盯住美元，其间中国通胀水平较低，实际汇率贬值约15%。新世纪初年进入较长期趋势性升值阶段，如能成功完成对发达国经济的追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最终应能大尺度回归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