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中国外交很可能迎来一个外部高压的时代。在此背景下，外交文化的进化必须提上中国外交的议程。否则，中国外交大概仍会陷入‘世界是崭新的，而思维方式却是陈旧的’怪圈。这是因为，外交文化是一个可以在长时期发挥作用，影响外交决策和行为的关键因素，却并不易被人们觉察。人们习惯于批评具体的外交政策或外交行为，却没有认识到，缺乏弹性的外交文化对国家利益的危害更大。
面对变化的世界与发展的中国以及世界经济政治重心不断东移的变化趋势，中国正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心，从国际权力博弈的配角过渡为主角。
未来十年，中国外交很可能迎来一个外部高压的时代。在此背景下，除非中国外交经历一场深刻的内涵式变革，否则不足以应对未来挑战。中国外交的内涵式变革即中国外交文化的进化。但是，塑造新型的外交文化并非易事，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其进化的方向。
外交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它基本上反映特定时期一国外交的核心思维方式，是该国对外交实质、外交目标和外交战略的总体认知，并在该时期外交实践过程中加以贯彻从而表现出来的精神生产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外交战略的调整并不一定与外交文化的变化同步，由于文化本身具有复杂的渗透性、隐秘性和延续性，外交文化往往带有巨大的历史惯性，从而可以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影响一国外交的方方面面。因此，改变或进化一国的外交文化是远比外交战略调整更为艰巨的任务。
从外交文化视角看，中国的外交文化至少经历过三次明显的演化。第一次发生于晚清民国年间，中国的外交文化从传统的外交文化向近代外交文化的过渡，即从朝贡体系下的安抚、宣化、和亲等文教宣化为主，武力慑服为辅的传统外交文化，慢慢转变为以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式样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买办式外交文化。这期间，由于国力衰弱，无论是李鸿章的以夷制夷还是顾维钧的斡旋外交，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列强，中国都谈不上真正的外交，而只能任命熟悉洋务的外交官，惟洋人马首是瞻，在列强矛盾夹缝中求生存，笔者将此概括为“买办式”外交文化。
第二次中国外交文化的变化发生在新中国建立之后，通过彻底废除西方国家在华的所有特权和不平等条约，“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中国开始真正以民族国家的方式与“凡与平等态度待我之民族”建立平等、友好与合作的外交关系，揭开了中国外交的新篇章，并奠定了以“独立”、“平等”、“发展”和“进步”为特征的新中国外交。但是，由于新中国建立后即面对东西方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国际格局，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外交斗争成为中国外交的一条逻辑主线。在外交领域运用敌友划分、统战理论的实践在相当长时期内塑造了以外交斗争为主要特征的刚性外交文化，即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争取中间地带”，中国外交当然“外交无小事”。
第三次中国外交文化的变化发生于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与时代特征的根本判断。1982-1983年间，中国进行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外交政策调整，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新战略。这一新战略的核心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实行全方位开放。
独立自主的外交新战略着眼于中国一心一意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对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外交这一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转变促使中国外交从意识形态因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始真正地为国家利益服务。中国外交文化从此朝着务实的方向转化。但在此过程中，随着对外开放和融入国际体系并从中受益局面的形成和延续，中国外交文化开始变得守成和保守，以“维护稳定”、“以不变应万变”为特征的“柔性”外交文化逐步成型。
缺乏弹性的外交文化 对国家利益危害更大
外交文化的形成与演化与国际环境、国家实力和国内政策的重心息息相关，就此而言，任何类型的外交文化都有其生成和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可以说不存在优劣之分。就当时而论，柔性的外交文化以及选择以不结盟、不当头为主要特点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是正确的，为中国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没有任何一项外交政策和方针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传至万世而通用，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外交文化。如果某种类型的外交文化与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国家实力和国内政策的重心不相匹配或不相适合，那么此种外交文化就需要加以演变或进化。
当下的中国，一方面，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大幅提升，国家利益的范围不断拓宽的同时，中国正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心，从国际权力博弈的配角过渡为主角。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
未来十年，中国外交很可能迎来一个外部高压的时代。在此背景下，外交文化的进化必须提上中国外交的议程。否则，中国外交大概仍会陷入“世界是崭新的，而思维方式却是陈旧的”怪圈。这是因为，外交文化是一个可以在长时期发挥作用，影响外交决策和行为的关键因素，却并不易被人们觉察。人们习惯于批评具体的外交政策或外交行为，却没有认识到，缺乏弹性的外交文化对国家利益的危害更大。
“弹性”外交文化 要求更看重对方的行动
当代中国的“柔性”外交文化，确切地说仍没有涤清外交斗争岁月留下的刚性外交文化痕迹，其主要表现是“说不”和“不当头”。尽管中国外交已经走出显性斗争的阶段，但前者仍然隐含着强烈的防御心理和斗争思维定式。试想，如果我们无论面对任何国际问题，不管是双边会谈还是多边谈判，第一反应总是考虑避免落入对方圈套，损害自身利益。这样的考虑固然有其道理，但一旦形成思维定式，就不免带有一定的消极色彩，缺乏积极和建设性的思考和作为。后者更是一种斗争哲学，在处于不利态势的时候，选择低调是明智的选择。但问题同样在于，当“不当头”式的低调从手段变成目的，甚至唯此为大的时候，其弊端就显而易见。“柔性”外交文化的根本性弊端是习惯于以“意愿”和“信任”求友好、求合作、求和平，但结果一般是带来伤害。
面对未来外交高压时代，中国外交文化的调整方向是从“柔性”外交文化向“弹性”（resilient）外交文化的进化。所谓“弹性”外交文化就是刚柔相济的外交文化。直白地说就是该硬的就硬，该软的就软。何时硬、何时软完全取决于事件本身，而不是为了某个外交定位或目标，譬如为了“斗争”而不顾一切的“斗争”，或为了“友好”而不讲原则的“友好”。
第一，“弹性”外交文化要求中国在外交决策和外交行为中更看重对方的行动，而不是彼此之间的“意愿”或“信任”。这是因为在“弹性”外交文化中，对方的意愿和信任是不确定的，只有通过博弈才能形成确定的预期。
第二，“弹性”外交文化要求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动更富进取精神。尽管未来十年，中国面对的国际力量对比，整体上仍然是美欧等西方国家占优势，美国主导世界的情况不会发生骤然逆转，但中国有所作为和担当领导角色的空间必将会有所扩大，中国在地区事务和某些全球议题上，起到一定的领导作用是大势所趋。
第三，“弹性”外交文化更注重维持外部世界的平衡。这个世界需要平衡，无论是中美日还是中美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中东还是东亚，你无法想象，一个外交上静止不动的大国能够自动获得外部力量的平衡，相反，如果没有外交出击，所有的压力都会纷至沓来，最后必因不堪重负而铸成大祸。
第四，“弹性”外交文化还意味着中国外交敢于出击，在相互博弈中敢于下先手，善于下先手，乐于下先手。在“弹性”外交文化中，中国外交要在瞬息万变的局面中触觉灵敏，善于制造“抓手”，增加“筹码”，并认真考虑采取反制和报复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