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家曾备受尊敬，因为他们照看着每个人的钱。但如今，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仍在不断印钞以阻止经济通缩，令中央银行家们失去了昔日备受尊崇的地位。
每年8月，美国堪萨斯州的联邦储备银行都会在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举办大会，全球各大央行行长、财长和重要的货币思想家们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国际经济问题。
在2005年的杰克逊霍尔会议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经济顾问拉古莱姆·拉詹（Rajan Raguram）提出了“金融发展是否增加了全球风险”的问题，在场的中央银行家和财长们却不予理会，其中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嘲讽其为“勒德分子思路”（mildly Luddite）。在工业革命期间，勒德分子是强烈抵制机械化创新的群体。
今年，在国际经济前景极为扑朔的夏秋之际，“超级马里奥”似乎只身击退了欧债大门口的野蛮投机者。杰克逊霍尔会议将于9月召开，目前尚无央行行长们的集体智慧来帮助我们为下半年做好准备。
在2012年6月的年度报告中，国际清算银行（BIS）已开始提醒我们警惕量化宽松和低利率政策（即印钞）的负面影响：“长期激进的宽松货币政策有延迟自持性复苏、造成全球金融风险和价格动荡的副作用。长此以往，央行实际能做的与人们的期待之间的差距不断增加，将削弱央行的信誉和独立性。”
2009年，作为一名前中央银行家，我在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会议中提出，需警惕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的危害，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将发达国家危机的代价转嫁到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金融票据持有者的身上。
当前危机的根源是依赖过度融资的过度消费，真正问题在于中央银行通过扩大资产负债表以阻止资产泡沫破裂，甚至使用购买“非正统”票据的方法。我们面临着一个奇怪的局面——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即将离任的那位美国顾问，在敦促英国央行购买更多的私人部门资产，而不是政府债券。这令人深思，中央银行是否已从借贷给银行的银行——最终贷款人，变成了私人部门的第一贷款人。
毫无疑问，中央银行有责任提供流动性以避免金融的全面崩溃。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沃尔特·巴杰特（Walter Bagehot）提出了巴杰特原则（Bagehot Rule）。他认为，发生危机时中央银行应当自由放贷，但必须以良好的抵押和惩罚性利率为基础。
非常规时期需要非常规的政策工具和思路。但美国央行通过QE2（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等非常规举措提供流动性，本质上是在推迟作出痛苦的决定，因为在政治上实施财政紧缩（如提高税收以削减过度消费）极为困难。本应拿走酒杯的央行，正在往酒杯里斟酒。
英国《中央银行》杂志主编罗伯特·普林格尔（Robert Pringle）在其新书《货币陷阱》中指出，全世界面临的“货币陷阱”，正在“扼杀商业与贸易的生命”，要跳出这一陷阱，决策者必须：“一、对我们如何掉入陷阱有正确分析；二、在正确的层面，即全球金融体系的整体上采取行动；三、有魄力降服过度强大的臣民——私营金融诸侯。”
普林格尔认为，国际金融体系是罪魁祸首的判断极为正确，但问题不在于建立一个理想的国际金融体系，这一体系在政治上可能难以实现，问题在于全球货币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博弈联系。这是全球的基本矛盾——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将主权交给统一的全球央行、财政权威或金融监管者。这一矛盾正是欧债危机的关键。
我同意普林格尔的观点，我们应该有统一的全球货币，不以国家信用而以一个全球多元化证券组合为货币定值基础，这一证券组合对世界实物资产有要求权，他称之为“爱康货币”（Ikon）。
在理论上，这一想法完美无缺，但指出“货币陷阱” （更多的是国家和全球层面的集体行动陷阱）容易，找出解决的办法却很艰难。问题的关键在于，集体行动陷阱（无法在影响未来的决定上有清晰的思路）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央银行家应独立于政治程序，但他们的技术工具无法取代艰难的政治决定，而后者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
政治在于艰难地抉择，如果我们不做选择，危机就会替我们每个人做出选择。人们往往忘记，不作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