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公共舆论以及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曾担任过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和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在美国乃至世界学术界拥有重大影响和地位。李普塞特在1984年5月—6月访问了中国，当时，中国正处于结束“文革”、进行改革开放的新旧交替阶段。李普塞特在访问期间见证了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教育、科研等各个方面的新变化，本文就是他对这些新变化的认识和分析的记录，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新旧激荡这一特点体现在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处于新发展阶段初期的中国对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刻而激烈的思考。原文刊登于美刊《政治学与政治》（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1984年秋季号，现将其主要内容译介如下。
毫无疑问，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十分贫穷落后。将近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而大多数城市居民从事着地位和技能低下的工作。许多人为了改变生活状况，从事小商品贸易或者经营小手工作坊。在中国访问的时候，我经常被小贩围着，甚至包括一些孩子，向我推销小装饰品之类的东西。
迄今为止在中国，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仍是自行车，随处可见，尤其是在城市中。人们去哪里都会骑自行车。在上下班的途中，常常因为自行车过度拥挤而无法通行。穿梭在城市中，我们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除了曾经出现过的黄包车。因为黄包车被认为与解放前的剥削有关，所以现在被禁止了。我发现如今的中国，交通运输工具种类非常多，从奔驰轿车到妇女依靠肩膀拉动的拖车，再到驴车或者牛车。
在农村，几乎没有什么机械装置，除了马车以外，拖拉机都非常罕见。中国农村常常让人想起传统中国画所描绘的景象：许多农民在田地里徒手种植着水稻和从事其他劳作。即使有些水稻田的面积很大，但是，小块的土地仍是非常普遍。似乎每一方土地都有农民在耕种，包括陡峭的山上被开荒过的土地。农民在这些山上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农作物，其中之一是小麦。中国农村的这种人工耕作与美国北达科他州或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机械化种植之间的对比令人沮丧。
尽管中国贫穷落后，城市污染十分严重，旅馆、街道、餐馆卫生状况令人堪忧，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却很少挨饿或者营养不良，而我也确实没有看到什么病怏怏的人。中国人着装并不十分考究，但却很整洁。通常，男人们在5、6月份穿长裤子和衬衫，除了政府官员，他们并不会穿西服。而女人们会穿各种裤子以及简单的连衣裙和女士衬衫。
可以这样说，中国是一个宠爱孩子的国家。几年前，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了超过10亿的人口如果继续增长，将导致国家经济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遭遇困难。于是政府通过法令规定每个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这项法令在城市似乎很有效，但据我所知，它在农村的实施没有那么严格，私下里，农民都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但是，至少在城市，独生子女家庭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孩子被打扮得十分时髦靓丽，甚至都有点过了。在生活中，父母形影不离地陪伴在孩子身边。一位居住在北京的美国人告诉我，他十分担忧孩子的未来，因为许多中国父母根本不允许孩子们独立行走。两到三岁的孩子或者由他们的父母带，或者坐在自己的婴儿车里。这些被宠坏的孩子会成长为与以前的中国人完全不同的一代人。
这是一个拥挤的国家，到处是人，不仅大城市如此，小城镇也一样，甚至连农村也有着高密度的人口。中国人口集中的主要地区不到国土面积的一半，因为中国许多地区是沙漠或山区。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尤其对于曾经访问过东欧的人而言，最令人惊讶的是这里的人们并不强调突出其共产主义体制。中国人想要向来访的人（包括来华讲学的外国学者）展示的不是现代化的中国，不是共产主义的中国，而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我在北京和其他省份所欣赏到的各种戏曲讲述的是关于帝王将相之间忠诚与背叛的故事；在西安，一场具有千年历史的传统舞蹈深深地吸引了我；在我停留了8天的北京，我没有被带去参观革命博物馆，虽然那应该是个很好的地方，而是去参观了长城、故宫、颐和园、十三陵、各种寺庙和宝塔之类的景点。我在中国各地的旅行重点领略了中国文明过去的成就，令我不可思议的是，这段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提议去参观中国特色的集体农庄、社会主义工厂、博物馆和其他体现共产主义成就的机构。与大多数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不同，在中国很少看到画像、标语、横幅、旗帜。我虽然看到过一些毛泽东的塑像，有些也非常大，但大多都是在很多年以前建造的。偶而也会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但那真的是非常少见。
中国人鼓励外国游客大规模来华。他们认为西方人喜欢看古代的历史遗迹，于是政府花费大量经费修复已经半荒废的古迹。在我访问过的武汉，政府拨款5000万美元用来修复老城墙和一些古建筑。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一些寺庙和公园周围的地方，树立的指示牌指明这些设施仅供外国人和海外华人使用，这些指示牌与曾经出现在上海租界、指明“华人不得入内”的指示牌不完全相同，但在根本上说，它们确有此意。这种隔离并不是为了阻止中国人与外国人交流，因为在其他情况下，中国人与外国人很容易混合在一起。它所反映的是他们有意识地想要通过给予外国人某些本国居民无法获得的特权，而让他们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生活得更加舒适。此外，我还被告知，针对外国人的财产或人身安全所实施的犯罪比针对中国人的犯罪面临的惩罚要严厉得多。
中国有一份以英文出版的日报——《中国日报》，其内容与中文报纸上刊登的非常类似。这些报纸所反映出来的当前路线看重的是企业家的贡献、获得独立性的商人、进行私人经营的农民。报纸上的许多文章报道的是各式农民和商人依靠各种创新技术在提高生产和为自身赚取大量财富方面获得成功的故事。其中一些故事读起来就像19世纪以来美国为了鼓励私人创业而叙述的那些经典传说，例如，故事的主人翁创办了家庭企业，现在有了10—20个雇员。这些企业家，并不是一般所说的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Stakhanovite，苏联工人，由于在增产运动中出众的表现而受到表彰和奖赏。——译者注），而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人物。
尽管私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局限于家庭农场、小规模手工工厂以及商店，但政府明确希望扩大其规模。我离开中国时，《中国日报》报道了几个中国农民购买10辆汽车在北京成立出租车公司的事情。在第二大城市重庆，政府当局宣布一些大型企业，包括一个大型航运公司，正在重新归还给它先前的私人所有者，并且，还将成立一家民营银行。
近年来，中国可以被描述为在宏观层面属于共产主义，在微观层面存在资本主义。这后一个方面体现为对自由市场发展的重视和赞誉。在不同城市，当地人都建议我去参观由来到镇上出售粮食的农民以及交易手工产品、衣物和其他用品的人所组成的集市。的确，自由市场代表着一项重要的发展，这是任何一个到访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不能错过的。
在与中国人聊天时，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注意到，当说到“竞争”这个词时，与其对应的反义词是“政府垄断”。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如果来到中国一定会倍感亲切。无论何时某个东西出了故障或坏掉了而需要修理时（这经常发生），中国人就会说：“你还能期待什么呢？这一行业没有竞争，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认为，无需为满足公众要求做任何事情。”我很多次听到了针对航空公司的这样一些评论。在国内航班上，中国航空公司对于乘客的感受漠不关心，飞机经常晚点很长时间，航班经常因天气原因被推迟一天。当这种情况在某个深夜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当我已经在机场等了3个多小时的时候，航空公司没有采取任何举措帮助我在附近的宾馆找一个房间，或者帮助我返回先前住的酒店。我有两次被告知，航班已经满员，必须等待一至两天，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到达我的下个目的地。当我询问工作人员我是否能够被列入候补名单（因为某些人可能会取消座位）时，我被告知（在我解释了候补名单是怎么一回事之后）没法这样做。因为航空公司没有记录下所有乘客的名字，无法在某人取消座位后通知其他人。在有人取消座位的情况下，想要抓住这种机会的唯一办法就是在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跑去停机坪，如果发现有空余位置，赶紧买一张机票。但是中国人说，航班起飞后常常空着许多座位，尽管有其他人想要坐上这些航班。政府垄断的性质是导致此类行为的原因，例如，垄断方不关心多少名乘客在飞机上，不关心乘客或预期乘客对于航空公司的看法。（附带说一句，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正在对这些批评作出回应，或者说正在适应其自身的新的价值导向，授权一些省市成立竞争性的航空公司。目前，上海已经宣布正在成立一家航线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航空公司。
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强调竞争和个人回报、通过给更良好的工作表现支付奖金来提高工作效率。在上海，我有机会亲身体验了一次这种激励机制。当我的手提箱的手柄坏掉了的时候，我以为不得不买一个新的手提箱，但是我的向导告诉我宾馆的雇员能够以很低的费用修好它。结果经过修理的小旅行箱甚至比新的还要好。
中国对于竞争和个人主动性的强调应该可以获得成功。中国人是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他们更多地像美国人而不是日本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集体导向的。
中国既是一个高度层级化的社会，也是一个比西方或苏联更具平等主义倾向的社会。就像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不平等最集中存在于权力结构中，因为党拥有垄断地位，其内部的等级制度决定了个人权力所处的位置。特权人士比普通百姓的收入更高。党的精英、政府官员、工厂经理、军队官员可以享受公车，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奔驰和崭新的日本汽车。而政府仅为社会科学院和各省的研究机构提供一些苏联制造的远谈不上奢华的汽车，还常常需要修理。但它们毕竟是汽车，而不是自行车。政府官员的着装也比普通人好很多，可以看出他们的收入更高，或者他们有门路到特供商店购买东西。
在中国，女性在政治和经济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并不被当局视为是一个问题。尽管几乎所有女性都参加工作，但她们的职责仍是照顾家庭。妇女们在私底下聊天时会公开抱怨自己缺乏工作机会。在所有女性中，政治地位最高的是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也会有一些女性成为部长、政治局候补委员或者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各研究机构和大学也由男性主导，尽管在学术界的底层梯队中有着大量的年轻女性。
平等主义体现在工厂和其他机构的工资结构上。工程师每个月赚60—70元，并不比他们工厂的工人多多少。但是，高层管理人员和官员每个月的工资可能高达400元。中国与美国的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换22元人民币。这就意味着以国际汇率计算，一个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大概每个月赚30美元。在感叹中国人如何靠着如此低的收入养活自己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按美元计算，中国的基本物价水平非常低。工厂的工人告诉我，他们每个月的食品支出大概在20元左右，相当于10美元。而住房开销则更少。一对夫妇依靠两份工资的话事实上可以存下足够的钱来购买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和电视机。电视机在城市里相当普遍，在许多农村也能看到。但是购买电冰箱和洗衣机这些家电对于仅靠工资收入的家庭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更不要说汽车了。虽然住房价格很低，但是住房供应紧张，面积狭小。
上述情况在受过良好教育、掌握较高技术的中产阶级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不满。他们希望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认为自己应该比普通的工人和农民赚得更多。农村私有企业的兴起令许多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政府工作人员认为农民现在比他们富裕得多。我听到了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在谈到他们的未来、谈到他们现有的或者将要面对的低水平生活时发出的抱怨。
在我的在华经历中，最令人惊讶的一点可能是我发现，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北京和上海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拥有相当程度的批评的自由，批评政权，批评制度，批评共产党，批评毛泽东，有时甚至使用非常激烈的言辞。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显然依旧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尤其在知识分子及其子女当中。文革中，研究机构、政府机关和大专院校的人员以及教师、医生都被送到农村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中一些人告诉我，他们被迫与家人分开，甚至遭受过毒打。我的向导提到，历史遗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如佛像的头被敲掉，其他一些雕像也被故意损毁。当我问到一些人是否认为中国现在更加开放的局面会退回到以前的状态时，他们给我的答案都是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然而，没有人试图去认真分析文化大革命背后的因素，或者指出可能防止其再次发生的结构性变革。
中国媒体经常报道左翼分子的危害，那些人是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坚定支持者。但这些报道文章没有指出任何人名或者团体，当我询问这些左翼分子究竟是谁时，我无法得到任何真实的答案，除了有人偶尔提到是失业人员。我被告知，现在中国存在许多失业人员。这是努力提高生产率、按照利润来评价经济部门绩效的结果。在毛泽东时代，原则上是没有失业情况的。因此，这些失业人员怀念毛泽东时代、怀念“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认为对于他们自己而言，那个时代比现在要好。但是当报纸在谈到左翼分子时，心中所指的显然是党内的某些人，而不是失业人员。当然，中国的媒体和领导人的谈话也会大量涉及右翼分子制造的问题。邓小平等人也多次表达了对如下情况的担忧，即向西方的开放是否正在导致向资产主义的偏离，许多中国人包括共产党员是否已经被西方所迷惑，正在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所以右翼分子与左翼分子受到了一样的批判。近来，从1983年11月至1984年2月，共产党发起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批判了西方和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渗透。
根据我所读到的东西和与中国人的谈话，很明显的是，比起右翼分子来，他们更加担忧左翼分子的异端邪说，左翼分子也比右翼分子受到更多的批评。尽管如此，对右翼分子的批评以及压制导致更少的自由这种情况的反复出现（即使在邓小平时期也是反复出现）依旧表明，认为出现了一种向更自由、更具竞争性的社会发展的长期稳定趋势是不明智的，同样，认为共产主义不再是中国人的目标也是不明智的。苏联也经历了一个与中国当前阶段存在某种类似的时期，这就是所谓的“新经济政策”。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民被告知要使自己富裕起来，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私人耕作，外国企业受到鼓励来进行投资，小商人（有些经营规模相对来讲已经较大）被允许进行经营。与现在的中国人一样，当时的俄国人开始意识到，如果他们依靠竞争性动机、个人的积极性以及个体的抱负，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更快。然而，这样一个时期因斯大林而结束了，他突然转向左倾，清洗了布哈林和党内所谓的右翼分子。此时，俄国通过镇压手段转向强制性集体化。就政府政策所导致的死亡人数而言，这一集体化时期是苏联历史上最残酷的时期。
中国正处于其“新经济政策”阶段吗？这一阶段会像苏联发生的那样被颠覆吗？中国共产党会因资本主义价值、竞争性价值、非社会主义价值和非社会主义制度的扩张而感到畏惧吗？一个寻求回到更纯粹的社会主义的领导层或者群体会接管权力吗？当然，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各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然而，中国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极其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邓小平看起来非常坚持其新路线。但必须指出的是，他已经80岁高龄了，这一事实本身会威胁到新政策的稳定性。在中国国内和国外，许多人认为邓小平一直在实施一种有意识地让那些同意其现代化计划的人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都获得权力的政策。但是党内也有反对者，他们将变革视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破坏。
当我问到军方是否是对中国当前发生的变革不满的根源时，我被告知事情肯定不是如此。根据我的调查对象的观点，军队对于现代化和提高工业生产率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认识到只有中国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它的军事力量和世界地位才会变得强大。因此，他们支持邓小平的政策，即一种更自由的经济对于工业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和西方的记者指出，邓小平担忧军队里的左翼分子发出的批评声音，尽管空军和海军（可能是因为它们更具技术导向性）强烈支持他对经济发展的重视。
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大卫·纽曼（David Newman）和阿尔文·拉布什卡（Alvin Rabushka）三位政治学家在咨询了多位中国研究学者的基础上合作撰写了一部即将出版的著作，该书得出结论认为，在接下来的10年，共产党的政策会有某种程度上的转变，中英之间关于香港的协议可能不会付诸实施。但实际上，我的一些中国调查对象主张，文化大革命对于官僚和党的领导的冲击严重削弱了它们的力量。因此，他们相信（也希望）更加保守的中层官僚和党员将无法颠覆邓小平的政策。
我的一次演讲的主题关注的是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有影响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件事结果成为了我批判性地、严肃地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开端，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也十分感兴趣。我多次被邀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境下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最发达的国家向欠发达国家展示了它们未来的图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社会主义是先进工业国家的工人运动，因为欠发达国家，主要是农业国家不具备经济和技术条件来支持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因此，1917年之前，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恩格斯、贝尔等人都写到，美国作为最发达的国家，将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事实证明，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了，所以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开始想要知道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了问题。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像1917年之前的俄国或1949年之前的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是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行者的。毛泽东强调了农民阶级的政治作用，这与马克思关于农民阶级不可能成为革命阶级的论述是相矛盾的。另一方面，与马克思相矛盾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工业发达国家出现社会主义革命，所有这些工业化国家中的共产党也力量弱小，除了意大利，在那里，意大利共产党转向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
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存在的弱点出发提出这样的问题，其所引起的讨论是有趣而非常开放的。一些中国学者指出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且意识到了毛泽东理论和传统马克思理论之间的矛盾。其他学者则重申了列宁和毛泽东的论点：资本主义会最早在最不发达的地区崩溃。
总体看来，在我的听众中，北京和上海的人在公开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的问题方面比其他省份的人表现出了更高的素养和更强的意愿。在西安、成都、武汉等城市，那里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加正统，学术素养也没有那么高，而且，也许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和理论。而那些与我进行争辩或者对我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的学者中，有一些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着非常渊博的知识。我们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引经据典，这种讨论方式让我想起了许多年前在纽约城市大学的辩论。
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些与我有过对话的学者愿意接受如下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因而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接受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一般指南，但是自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以来，事情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最初跟我讨论的人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他问我如何看待四人帮被打倒和邓小平掌权。我提出一个假设性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使每个人的生活变得不可预知、多灾多难，尤其对那些地位较高的人来说。文革期间，没有任何法制可言，任何人都有可能遭殃，被下放。在这种情况下，相当多数量的党内精英也成为不幸者，因而希望改变现状。
当然，政治压制在中国远没有彻底消失。举个例子，人们张贴批判政府及其政策的标语，是可以被逮捕的。显而易见，社会科学研究者明白，他们的出版物必须符合党的路线规定的框架。在回答有关犯罪率的问题时，一位资深学者告诉我，过去的犯罪率一直比较高，但是现在已经下降。
在北京和上海，我给与美国研究有关的学术团体做了讲座，这些学术团体的成员中大部分人对美国十分了解。他们对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划分稍感困惑。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形态偏见，看起来对美国比较有好感。我的印象是，中国近期的历史发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民众对于毛泽东和党所犯错误的认识、与苏联的决裂以及对于苏联和越南都属于扩张主义国家的认识，都从根本上动摇了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中许多曾经支持革命的人的信仰结构，其中也包括共产党员。人们现在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会脱离正轨，为什么毛泽东走了错误的路线。有一点十分清楚，许多人意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就存在许多问题，例如，1949年解放后毛泽东强调人口的高出生率以及大跃进运动都是严重错误。
我接触过的各类人士，无论其持有何种政治倾向，似乎都支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和实现经济更大自由的计划，也都同意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他们有时会提到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中国人知道，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发展得很好，他们对此引以为傲，也在很大程度上感到安心，因为他们将这四个国家和地区视为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以及现代化相融合的典范。没有任何人向我提及台湾的政治。在偶尔几次提及台湾的情况下，谈话也仅涉及台湾的经济增长和繁荣。
当我提到中苏关系的问题，即他们是否认为中国与苏联有机会重建友好关系时，我发现他们对此问题并没有多少兴趣。不管怎样，所有人都认为中苏实现睦邻友好的希望十分渺茫，因为苏联不可能满足中国提出的条件，即苏联从中苏边界撤军，停止支持越南反对柬埔寨政权以及从阿富汗撤军。
日本、美国和苏联的产品之间的比较，使许多中国人感觉到，将政治放置一边先不说，与日本和美国合作要比同苏联合作要好得多。我被告知，日本汽车的质量远远好于苏联的。曾经，中国的飞机全都是苏联提供的，至今有许多航线仍然在使用苏联制造的飞机。如今，中国越来越多地使用美国波音公司生产的喷气式飞机。人们的普遍印象是，波音飞机的性能比苏联制造的飞机优越得多。尤其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波音公司的组织结构。如果苏联制造的飞机需要替换一个新的零部件，中方人员有时必须前往莫斯科去取，或者要在中国等待很长时间才能拿到所需零部件。这必然会使飞机因机械故障而停飞很长时间。而波音公司在上海建立了零部件存储仓库，那里存储的设备足够重新装备一架完整的飞机，当然就无需等待的时间了。由此，中国人亲眼见识了日本和美国企业先进的组织结构。
许多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其中一些是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大部分是经济学家）都来过中国进行访学。与我同时期来中国的还有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和休伯特·布莱洛克（Hubert Blalock），他们开设了更加正式的课程，达尔讲授政治学及其理论，布莱洛克讲授社会科学中的统计方法。我的摊子铺的更广，在专题演讲和讨论中与各种群体的人进行交流。我的总体印象是，中国的学术圈子中有很多人想要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他们看到了西方学术的成就，希望看到中国能迎头赶上。但是，不再将社会科学理解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是最近才开始的事情。很少有例外的是，那些年长的资深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没有经历过当代研究方法的训练。他们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科学是否与党的期望相一致。
但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仍有希望，因为中国正在将学生和学者派往国外攻读学位。目前将近有12000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1000到2000名在日本，也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学生在加拿大和欧洲留学。这些留学生回到中国后会面临什么情况呢？考虑到中国的经济部门、政府、党、研究机构以及大学都是看重资历的官僚化机构这一事实，我很想知道这些归国人员是否会被他们的前辈所接受，被视为拥有新思想的可堪重用的人才。我猜想，这些归国人员将会遇到许多问题。我的建议是，他们应该被放到新的部门，而不是现有的部门，这些旧有部门根深蒂固的组织结构将阻碍他们施展才干。
很明显，中国正处于变革过程中，对于学术交流充满兴趣，在交流项目上投入的努力和资金越多，情况就会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