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想说一个问题，即刚才有些同志包括马立诚先生说的宪政社会主义的操作问题，实际推动问题。
我是赞成宪政社会主义的，但是宪政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于它是有一个最大公约数的，同时又包括了目标与路径、方法的统一的政治理论，它是大多数人能够认可的这么一个概念。关于这一点胡星斗先生讲得很全面。上午江平先生说，一个东西要推出来，一个主义要推出来，既要有思想理论层次的东西，又要有制度层次的东西，还要有方法层次的东西。看华炳啸先生的专著，他在制度方法上也有一些设计，我称之为实践的想法。关于这个实践的想法，在一次开会时马立诚先生做了一个介绍，那时候我和华炳啸还没有认识。马先生介绍了华炳啸的理论主张后，我很感兴趣。后来认识华炳啸以后，他说他不想在社会上大张旗鼓地宣传，也不想上网。但我看到，大家对他的专著有很高的认同。在我看了他的书以后，简单来说，感觉他在制度设计方面有一個比较完整的想法，概括地說，一个是复合民主，一个是多元共治。这里都有一些具体理论论证，在座各位都已经很熟悉了，我就不详细展开说了。
这个时候我就要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如果宪政社会主义能够成为一种实践，那么无论是复合民主还是多元共治，其中中共的作用究竟怎么发挥，它怎么能发挥一种正向的积极的作用，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想就是华炳啸先生在这里提到的，中共党内的政治派别一定要公开化，同时要围绕公共政策开展良性竞争。
党内派别的存在是客观的，实际上自从建党到现在，一直是存在的，这个就不用说了。但是直到今天，我看我们党内高层的政治派别越来越趋于利益化。我前两年写过一篇文章《新朋党论》，简单地分析了党内的派别。华炳啸在书里说政治派别有两种，一种是以宗派组织利益为中心，一种是以政策思想主张为中心，简言之，就是组织派别和思想派别。实际上，组织派别就是利益派别，现在党内的派系或者派别越来越趋于利益化了。但是怎么能够使得在今后我们党内的派系能够开展一种良性的竞争，这个就和我们现在的改革形势有关系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派系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公开，高层有几个“绝不派”，也有温家宝代表的民主宪政派，省一级的有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以及其他模式，已经在开展不同方式的竞争。这种情况的出现，它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尖锐。这个时候党内不同派别就要对国家的未来提出或者拿出自己的看法。
这里我要说一说乌坎。乌坎的意义在于它做到了两个层次的互动与结合：第一个层次的互动是公民社会的力量和公权力、和国家的互动与博弈，是两者之中理性力量的合作；第二，我们也可以扩大眼界来看，可能是党内不同的政治派别的竞争，是党内健康力量与公民社会力量的合作。重庆模式是什么，广东模式是什么，他们有各自的特长，有各自的弱项。薄熙来的特点是个人奋斗，但他有开明威权特征；汪洋的特点是戴着镣铐跳舞，但是他有宪政民主元素。关于广东的民主宪政元素，马先生已经说了几点，我们还可以补充几条，汪洋最近提出“幸福广东”，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虚，我认为这个“幸福社会”的概念有实际的内涵。前两天欧盟主席范龙佩给全世界206个国家元首写信，就是提出“幸福社会”，建议全世界各个国家共同建设幸福社会。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人类文明新的样式。广东也提“法治广东”。“幸福广东”、“法治广东”的提法体现的就是一种新的执政理念。再看重庆的，它除了打黑唱红外，也提出“民生重庆”、“平安重庆”，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竞争。在中国社会矛盾这么尖锐的情况下，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及其对于深化改革的推动力，这是一种形式。但是我们党内不同的派别、不同的领袖、不同层次的领导，他为了自己的一种价值，甚至也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一种利益，他就需要和社会的这种力量结合，这样就有可能走向一种良性的政策性的竞争。这是另一种形式。
如果有可能的话，将来按照华炳啸的设计，党内能够通过程序化的民主竞争，推出两个支持度相对最高的候选人，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理念和政策，然后到全国人大去竞选国务院的总理，由全国人大投票，得票多者当总理，然后组阁，这就把共产党的公意性的政党权威和全国人大的公意性的国家最高权力结合起来了，把党内民主以及公民社会建设和市场力量的推动结合起来了。甚至我想，这个经过全国人大竞选的获胜者不但可以当总理，而且可以当党的领袖。当然这是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还需要探讨。但是我觉得，我们要认识到“宪政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是有它的可行性的，有它的可操作性的。我相信，宪政社会主义研究包括它的制度设计、路径选择，在今后还会更加完善。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