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乌克兰能有一个既能体现自身传统和国情、又能维持国内平衡和引导进步的宪政框架，那么，未必外部力量的干预，可以像今天这样长驱直入地直接左右乌克兰的政治选择。在全球化的时代，每一个治理混乱、人民遭殃的国家，总是或多或少有着相近似的原因和背景。乌克兰当下的动乱局势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例子。
动荡不定的宪政
对于当代乌克兰事务，一般来说，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加以观察。
其一，是多年来乌克兰国内政治经济的进程。无论具有多大的外部因素影响，苏联解体以来乌克兰自身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宪政状况，毕竟是对乌克兰自身的经营和发展会起到直接关键的作用。
第二，是乌克兰所处的特殊国际环境。对于一个处身于欧亚大陆文明结合部的既古老而又新近获得独立的国家来说，它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和周边邻近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最后，是这个国家复杂历史进程影响之下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的面貌。我一直认为：对于像乌克兰这样具有复杂历史的国家，历史的千年沉淀会深刻影响当代社会的内部和外部选择。因此，人文的观察——作为一种心灵的体验乃是判断乌克兰事务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本文拟先从第一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危机发生和延续的原因。
乌克兰事务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光是处于欧亚大陆文明结合部，而且，它又是处于这样一个结合部的边缘部位——这里指的是乌克兰是既处于前苏联疆域西端的最接近于西欧的部位，但同时又是作为俄罗斯帝国文明缘起的最直接、最核心的地块。因此，来自于东方和西方的外部力量对于乌克兰局势的干预自然会大大地超过其他地缘政治条件下的国家内部治理。特别是像目前这样几个月的尖锐对峙的内部状态，不可避免地会被深深地打上外部干预的痕迹。2月21日的谈判过程本身就是在法国、德国、波兰等国外交部长的直接在场监督之下，两派才达成协议的这一幕，就是当下的外部干预程度的生动写照。
但是，乌克兰国家治理问题，主要是指乌克兰本身的宪政安排及其相关的治理机制问题，依然是决定该国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换言之，如果乌克兰能有一个既能体现自身传统和国情、又能维持国内平衡和引导进步的宪政框架，那么，未必外部力量的干预，可以像今天这样长驱直入地直接左右乌克兰的政治选择。
这里的国家宪政结构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总统和议会的相互关系问题。
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立国之初的宪政特点是弱化政党的作用、突出总统的权力，同时议会没有组阁权、仅有倒阁权。这符合独立初年乌克兰的政治格局，1996年库奇马时代的乌克兰宪法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但是，从1997年至2004年的这一阶段，乌克兰政治生态迅速变化，政党数量迅速增长了将近五倍，出现了近两百个各色政党。2004年乌克兰宪法的修正，一定程度上，正是在自由派尤先科发动“橙色革命”并已取得政权的背景之下，力图通过修宪，迎合当时的政治文化潮流，限制前任总统库奇马在任时期的总统权限，因此，2004年宪法的要害就是“议会总统制”，关键是通过议会来限制总统权力。
尤先科在任期间的四五年期间，不光经济一落千丈，民主政治也并无起色，于是，亚努科维奇在2009年大选中获胜，取代了尤先科。亚努科维奇上任后的政治立场是要将当时的“激进政党体制”改为“温和政党体制”，限制政党数量、提高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因此，他于2010年再次修宪，推倒2004年宪法，重新回到尤先科之前的强调总统优先于议会的“总统议会制”。
然而，本次动乱所达成妥协中提到的“回到2004年宪法”的实质，则是要再次回到自由派尤先科所主张的“议会总统制”。
治大国若烹小鲜。乌克兰独立不过二十年，而国家权力在议会和总统两端之间这样多次往返摆动，无疑，难以形成的稳定的国家认同和法治精神，也为外部势力的干预留下了运作的空间。
另一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传统上和俄罗斯有着紧密联系，而其西部地区则传统上和欧洲有着更多的关联。这次动乱过程中，不仅一度出现了西部城市利沃夫要求自治的传言，而且，媒体上也确实出现了对于联邦制问题的广泛讨论。乌克兰独立多年以来未曾在处理一个非常多样化、甚至是尖锐对立的地方问题上找到一种既统一又务实的治理模式，这大大地影响了政局的稳定。
民生凋敝与腐败难治
金融危机条件下的乌克兰经济形势，显然是这次动乱升级的诱因之一。2012年下半年开始，乌克兰经济增长速度严重放缓。一般的判断，这是由于乌克兰近年来入欧进程加快对于俄罗斯的刺激，因此，俄乌双边贸易大幅下降，出现了大量失业青年。这对于难以进入欧盟市场的乌克兰来说，无疑是巨大压力。2013年11月21日亚努科维奇政府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但是，紧接着乌克兰国家银行宣布黄金储备一个月内减少将近10%。国际评级机构预测，2013年外汇储备将下降至178 亿美元，2014年降为150亿美元。加上近期内乌克兰的直接投资下降，以及到期债务的出现，使得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这一状况说明了欧盟市场虽然具有很大吸引力，但是，近期内拿不出巨额资金以解燃眉之急，而俄罗斯倒是不光可以为出口天然气减价三分之一，而且，一出手就向乌克兰购买150亿美元国债。所以，相比之下，特别是在亚努科维奇本人面临即将到来的2015年总统大选的压力之下，在近期之内稳住国内经济不使之急速下降，当然成了他的首选政治目标。这是他不顾风险向俄罗斯急转弯的一个重要背景。
对乌克兰国内局势的判断，还少不了对于这次参加独立广场抗议的人群分析。本次抗议运动与十年前的2004年“橙色革命”时期相比，参与者中多为年轻人，显然与就业困难有着直接关联；而且，当年参与的主要是中产阶层，而这一次的参与者，除了规模较小的企业家之外，比较成规模的企业家基本上保持沉默。究其原因，也是目前“东向”与“西向”两难态势之下，更为知情的大商人们难做选择所致。
2月22日，基辅城中已不见了警察维持秩序，反对派不仅已经占领了政府，而且，也冲进了地处基辅城外的总统官邸。电视镜头的曝光之下，只见豪华官邸里面不仅有着大量小轿车的收藏，而且，有着一个宠物动物园和一个高尔夫球场。当着乌克兰老百姓面临失业的威胁，今年人均国民收入从3000美元跌到900美元，而平均月工资不过400美元这样的水平之时，可想而知，这样的反差会激起民众何等不满的情绪。
迄至2月基辅危机的发生，人们有理由说，乌克兰之所以内部高度分化而难以整合，起源于它面临着一种分裂型的国际环境：不是西向加入欧盟，就是东向投靠俄罗斯，似乎“东向”和“西向”之间处于决然对立的状态，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我以为，是否能够换一种思路来看待这个问题。
一、乌克兰的“东向”和“西向”未必决然对立
实际上，“东向”和“西向”之间真是那么不可调和？
如果撇开乌克兰本身不谈，“加入欧盟”、“与欧盟结盟”，也曾是几年之前俄罗斯自身的口号。新世纪以来，普京总统亲自推动了一种新型的国际论坛——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我记得，2009年该俱乐部的大会就是以“与欧盟结盟”作为大会的标题。那次会议上俄罗斯向欧盟所表达的至少是非常积极的合作意向，可惜的是并未得到欧方相应的回应。不然的话，俄欧之间如果能够有所协调，那么，今日基辅城下就不会是那样的一幅惨烈的景象。
这几日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是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麦克福尔的离职回国。这是近日俄罗斯和欧美媒体上热议的一个话题。麦克福尔曾是一位很受国际学界欢迎的当红俄罗斯问题专家，人们对于当年他的到来，曾寄予极大的希望。因为他不仅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就投身于当地的俄罗斯转型研究，是一个地道的“知俄派”，他赢得了很多俄国朋友的赞赏和信任；同时，他的就任之日，就是奥巴马“重启俄美关系”政策的开始之时。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美国，包括俄罗斯都未必不想调整和改善相互间关系，尤其是在金融危机那样的困难局面之下。但是，而今麦克福尔大使悻悻离去之时，无论“重启”政策如何不成功，以及这项政策本身存在着多少问题，人们还是非常感慨，美俄双方竟然和这样一次难得的调整关系的机会擦肩而过。可以肯定地说，一旦美俄关系有所改善，乌克兰一定不会以这样惨重的代价来实施权力更替，或者干脆就叫做“夺取政权”。
遗憾的是，任何过往的历史都不能重复，但是，它能够为后人在作出艰难选择时留下教益。
二、变化中的俄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经济关系
作为乌克兰事务的主要利益攸关国，毫无疑问，它们都有着与乌克兰事务的切身利害关系。问题在于，各方的政策与战略认知如何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相互间利益关系。
乌克兰是俄罗斯向欧盟出口能源的最重要管道，离开了这条通向欧盟的最关键管道，俄罗斯一向看重的与欧洲的关系就会严重受挫。但是，包括俄罗斯精英在内的许多人一直认为俄罗斯始终掌控着乌克兰的能源命脉。俄罗斯的龙头一关，乌克兰会受致命打击。然而，2006年俄乌天然气争端之后，不仅这样冲突的后果是两败俱伤，而且，壳牌公司和雪佛龙已经看中乌克兰的巨大页岩气和页岩油储量，达成了重要协议。最乐观的预期是将在2020年使乌克兰对俄能源依附状况发生很大变化。这样一种前景实际上要求各方对既有的政策格局做出适当调整，以适应已然变化的利益因素。
乌克兰的传统工业制造能力，在国际粮食制品价格行情看涨之下的巨大农业潜能，显示出乌克兰整个经济区位的不可取代性。基辅2月危机之前，实际上，这一有着4500万人口的巨大市场就同时面临着来自东方和西方的诉求。一方面，普京第三任总统任期之后大刀阔斧地尽其全力推进欧亚经济联盟。普京构想的核心在于，充分发挥前苏联地区既有的共同基础设施、合作制造能力以及俄语市场的经济潜能，尽可能地提升前苏联地区的经济和市场化水平，因此不光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这三驾马车，他也极力希望把乌克兰包括在内。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左中右各个思想流派的精英阶层都对乌克兰的回归寄予极大期待。可见，一旦乌克兰这个大市场归入欧盟，俄罗斯就被隔离在外，那么，俄罗斯精英心态将会受到挫伤，普京所构想的欧亚经济联盟将大打折扣。
而事情的另一面是，欧盟内部尽管开始反思金融危机条件下继续东扩是否合适，但是，一旦俄罗斯向乌克兰承诺了购买150亿美元债券和天然气输出价格降低三分之一，欧盟还是决心着手反击。诚如不少欧洲专家自身所反省的，实际上，在欧盟加大马力推进向乌克兰东扩的过程中，并没有把俄罗斯新近的迫切诉求认真地放在心上。
在这一进程中，作为欧盟经济领袖的德国无疑起了关键作用。为什么和俄罗斯有着特殊关系的德国，突然间对俄罗斯立马横刀?原因不光在于如欧洲学者马斯戴尔在莫斯科权威刊物《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上所写，最近的若干年来，“德国越来越要求俄罗斯政治和经济体制现代化，而俄罗斯则越来越专注于从德国取得技术”，恐怕还在于，在油气供应来源逐渐多样化的背景之下，乌克兰作为原来不可动摇的能源管道的地位已经悄悄发生了改变，俄德之间紧密的经济互补关系也渐渐出现裂痕。即使普京在去年底实际上是应德国方面的强烈要求，狠下决心，赦免已拘捕十余年的俄罗斯最大私人能源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但是，看来德国舆论还是不买账，不认为俄罗斯已经感受到德国对于诸如乌克兰市场等问题的迫切需求，因此，连曾经一口答应参加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的俄罗斯老朋友默克尔，最终还是拒绝参加，不给普京面子。
看来，是否愿意进行沟通，真正与时俱进地找到利益关系变化后的合作机制，还是当下问题的根源之一。
三、继续僵持对抗的高度危害性
真正的危机局面可能不是已经停止，而只是刚刚开始。
就欧美而言，在乌克兰2月危机中明显占有上风，不言而喻。但是，因为乌克兰事态首先事关欧洲的战略安全问题，因此战略平衡一旦被过度破坏，势必酿成祸患。欧美还是习惯于把俄罗斯作为冷战的战败者，认为俄罗斯不可与作为冷战胜利者的欧美平起平坐。但是，“黄金十年”之后俄罗斯在强人普京治下的复苏，尽管依然十分艰难，但已经是强弩在手。索契冬奥会所表达的强国精神，已经非常明白地表明了俄罗斯不甘人下的基本心态。从战略上看，俄罗斯在乌克兰克里米亚所租借的黑海舰队基地，对于俄未来在中东北非扩大影响的战略构想而言，包括对于西方的威慑作用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能够发挥作用，与此密切关联。但是，一旦整个乌克兰领土成为欧盟的一部分，那么这一俄罗斯的战略基地将受到明显孤立。尤其危险的是，美俄之间的反导之争远未得到解决，如此水涨船高，相互刺激，难免有一天重蹈覆辙。
对于欧美而言，基辅保卫战志在必得，因为还事关西方基本制度的扩展以及需要捍卫相关的价值观念。但对于大部分俄罗斯人来说，最切肤之痛的还在于与乌克兰的人文和心理上的传统联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曾经是整个俄罗斯历史的起点：俄罗斯信奉的基督教在这里被引进，俄罗斯国家起源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基辅罗斯，俄罗斯历史上加入欧洲，作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也正是从历史的那一刻开始。不仅乌克兰存有近20%的俄罗斯人，还有不计其数的俄乌两族成立家庭。因此，被视为俄罗斯文化母亲的乌克兰一旦离去，俄罗斯人心灵所受深刻打击将不可言喻。
四、出路何在
事已至此，恐怕不能短时间找到出路以摆脱危机。但是，一些基本的立足点还是可以把持的，不因为事态突变而使得行为失范。
其一，欧、美、俄三家，是基于不同体制、不同传统和不同发展水平的三大独立存在的地缘政治板块，不会因为危机而突然消失，甚至不会因为冷战终结这样的历史巨变而改变其存在。既然都是客观的存在，不妨认真思索如何保持相互存在的合理状态，特别是找到对处于夹缝地带犹如乌克兰这样的国家的应对之道。国际史上不乏诸如此类的方法和智慧。
其二，诚如近日基辛格在一篇采访中所言，欧盟（或者说西方）千万不要把乌克兰看作一个与俄罗斯无关的客体，不然，势必后患无穷。
其三，时至今日，美、欧、俄之间并非没有可以发掘的以共同利益和理念为基础的项目作为突破口。比如说，早在1990年代欧洲就有人提出贯通欧亚大陆的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甚至有人提议可以通过白令海峡隧道将欧亚大铁路连接到北美！当下听来，也许是天方夜谭。然而，不要忘记，连孙中山先生当年在建国大纲中都有类似的提议。
其四，普京总统在危机态势下的数日沉默也许是一件好事，使得列国都有时间冷静思考一下今后的选择与进退。
乌克兰事件的出路何在？这是摆在各国战略家面前的一份考卷。不言而喻，每一种构想都带有当事人所处内外环境的深深印痕。但是，综合各家看法之后，至少可以为勾画未来图景提供一些线索和路径。
一、布热津斯基的“芬兰化”模式
作为资深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大概是最有资格来评述当前事态的一位战略家，因为他不光是冷战东西方决斗关键时期的西方核心智囊之一，而且冷战结束之后，他是有关俄罗斯、乌克兰所处的欧亚地区一系列重大地缘政治和国内变革的思想建构者和战略政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十多年前笔者在华盛顿访学之时，多次见其亲自为独立之后的前苏联各国政要与华府各个部门、各机构之间的联系穿针引线。
基辅“2月事件”发生之后，布热津斯基的思绪仍如年轻人一般敏捷，迅速地提出了他的有关策论。在他看来：危机之后，“俄罗斯是有能力把乌克兰引入到一场激发仇恨、引起天下大乱的国内战争的。这场战争将很快促使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地区工业基地的离异。但若如此，无论这样一类由俄罗斯所挑起的国内战争会带来怎样的短期效应，肯定无疑的是，这将会使大多数乌克兰人成为俄国的永世仇敌。”
在他看来，“由普京本人所倡导的‘欧亚联盟’无非是一个抱负远大，但还是用来进行强制和恐吓的基地，并不会引起前苏联地区中现在的主权独立国家任何兴趣”。因此，他认为，“在控制当下发生的动乱局面时，西方无论如何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美国和欧盟可以采取相关的行动。特别是美国可以向普京清楚地表达，它正准备运用自己的影响，采取一些行动来确保乌克兰的独立和不破坏领土统一，并促使乌克兰在对俄政策方面采取与芬兰相近似的立场。芬兰的政策曾经是一项有效的实践。”
在布热津斯基的眼中，“芬兰化”政策的特点在于：其一，采取多边睦邻政策；其二，与欧盟和俄罗斯同时保持广泛的经济关系；其三，在与欧盟扩展广泛经济联系的背景下，不参加任何在俄罗斯看来是针对自己的军事同盟。布热津斯基断言，“芬兰化”方案是一种对于乌克兰、欧盟、俄罗斯三家而言，都各得其利的一种理想模式。
“芬兰化”方案的要害在于中立，但是，当下国际国内条件是否允许乌克兰真正走向哪怕是有限的中立，圈内人士大有疑问。尤其是当俄罗斯之于芬兰，远不若它对于乌克兰之牵肠挂肚。所以，“芬兰化”此案值得一说，但可能也不过如此而已。
二、格拉济耶夫的“联邦制”构想
谢尔盖·格拉济耶夫是俄罗斯的著名经济学家，苏联解体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是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由于所持见解渐渐不一，格拉济耶夫退出了俄共，但是他所具有的中左翼经济思想依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2012年普京当选第三任总统之后，请他担任首席私人经济顾问。在莫斯科的圈内人都知道，格拉济耶夫是普京“欧亚经济联盟”的主要设计者和坚定的推动者。
那还是在基辅独立广场流血事件之前的两周，但当时乌克兰舆论已经就其未来政治走向展开了广泛的争论。2月6日，格拉济耶夫在接受乌克兰《生意人报》采访时明确表示：在乌克兰国内实现联邦制，可能是当前政治危机的一个解决办法，特别是要允许乌克兰西南部地区加入俄罗斯的“海关同盟”。格拉济耶夫说：“我想，这不仅是一个想法，而且是势所必然”；“这意味着给予地方足够权力和能力去解决他们自己的财政问题，甚至给予部分政治自治的机会。”他枚举了国际案例说：“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多这样的实例，虽然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这有点奇怪：在一个国家里存在着不同的贸易和经济体制。比如，格陵兰可以存在于丹麦的混合企业当中，但是，丹麦是欧盟国家，但格陵兰却并不是。这样一种方法是一个可以适用于乌克兰的案例。”
但是，就在同一天，当时作为反对派的“祖国党”领导人亚采纽克马上予以反应。他说：“这会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措。”在反对派看来：联邦制将会引导一个统一的国家乌克兰走向分裂……在任何情况下，也许联邦制可以使得原本的分裂过程变得较为缓慢平和，但是，目前还是有着比联邦制更好的解决办法，第一步就是回到2004年的宪法。
2月25日，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任命亚采纽克为乌克兰过渡政府的总理，看来，上述的想法还是表达了在乌克兰占上风的反对派的意见。
三、墨勒的“反克劳塞维茨”范式
墨勒是丹麦的前外长，他曾经在2013年12月20日写过一篇题为“欧洲与俄罗斯对乌克兰命运之争的背后”，发表在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在他看来，克劳塞维茨一向主张，战争是国内政治的继续，但是，欧盟所主张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谴责战争，主张通过选择政治手段实现政治目标。这是对于克劳塞维茨范式的一个逆反。在墨勒看来，其一，欧盟的这一新范式是在国际政治当中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这也是为何近二十年来在中欧、东欧多家普遍存在广泛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其二，目前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考验就在于能否真正通过政治对话，以找到出路。
尽管，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一直因为其缺乏硬实力的支撑而受人诟病，对于乌克兰复杂事态也还没有形成特别清晰的政策模式，但是，主张多边方式、主张协商对话、主张非军事手段的欧盟范式之潜移默化地被人接受，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此，“反克劳塞维茨”范式至少是一个值得推广的观念。
上述的任何解决冲突的方案都存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预设，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适用于当下的现实。今后两个月一定会是各方绞尽脑汁、施展高招的密集时期，值得一看。中国人大概也越来越不能作为旁观者，而认为此事远在天边，于己无关了。
今后两个月一定会是各方绞尽脑汁、施展高招的密集时期，值得一看。中国人大概也越来越不能作为旁观者，而认为此事远在天边，于己无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