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顾世界，人们对以硅谷为象征的科技创新有着无尽的热情。在这些人看来，美国的聪慧代表着它的真正比较优势，其他国家都在尽力模仿。但在这里有一个迷：很难看出这种创新对GDP统计数字的贡献。
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与几十年前个人电脑时代肇始时有几分相似。1987年，因在增长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哀叹：“电脑时代的印记随处可见，就是在生产率数据中看不到。”对于这一点，可能的原因有好几个。
也许GDP并不真正能够体现电脑时代的创新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或者这一创新并没有热烈支持者所认为的那么意义重大。事实表明，两者兼而有之。
不妨回忆一下，几年前，雷曼兄弟倒闭前夕，金融部门以创新而自负。金融机构吸引着全世界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你还能期待什么呢？但是，近距离的检视表明，金融创新大部分无非是更好地蒙骗他人、操纵市场而不被抓住（或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被抓住）以及利用市场权力。
在此期间，资源纷纷流入这一“创新”部门，而GDP增长比此前显著地降低了。即使在最佳时期，它也没有提高生活水平（银行家除外），最终还导致了我们至今仍在尽力摆脱的危机。这一“创新”的净社会贡献是负数。
类似地，前一次互联网泡沫也打着创新的幌子，尽是些可以让你在线订购狗粮和软饮料的网站。这次创新潮好歹还留下了管用的搜索引擎和光纤基础设施。但很难说在线购物所节省的时间，或者竞争的提高（因为上网比较价格比以前方便了很多）所节省的成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水平。
有两点应该澄清。首先，创新的盈利能力并不是衡量其对我们的生活水平的净贡献的耗指标。在赢家通吃的经济中，开发出更好的在线狗粮购买和递送网站的创新者可能把全世界所有用互联网订购狗粮的用户都吸引过去，在此过程中赚取大笔利润。但若没有递送服务，这笔利润的大部分将流入他人的腰包。网站对经济增长的净贡献事实上可能相对很小。
此外，如果一项创新，如银行ATM机，增加了失业，则这一社会成本——不管是被裁员者所遭遇的困难还是给他们发放失业救济增加的财政负担——并不会体现在企业的盈利能力中。类似地，我们的GDP数字也不会反映个体因丢掉工作风险增加而感受到了不安全感。同样重要的是，它通常无法准确反映创新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改善。
在更简单的世界中，创新无非意味着降低（比如汽车的）生产成本，评估创新的价值就比较容易。但如若创新影响的是汽车的质量，则评估其价值就比较困难了。其他领域就更加如此了：我们如何准确地评现在估心脏手术因为医学进步而比过去增加的成功率，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寿命预期、改善了生命质量这一事实？
但是，你无法摆脱一种不安感，即，当一切都说到做尽时，最新的科技创新对长期生活水平增长的贡献可能远远不如拥趸所宣称的。大量知识创新被用在了构思更好的最大化广告和影响预算的办法上——将目标定位在实际可能购买产品的客户，特别是生活丰裕人群。但如果创新天才用在更基本的研究上，或者用在能带来新产品的应用性更强的研究上，生活水平或许能得到更多的提升。
是的，通过Facebook和Twitter更好地与他人互联是很有价值的。但我们如何将这类创新与激光、晶体管、图灵机和人类基因组图谱这样的创新相比？后四者都带来了如潮水般的变革型产品。
当然，我们也有理由不必瞎操心。尽管我们可能不知道最近的科技创新能给我们的福利形成多大贡献，但我们至少知道它们不是代表危机前全球经济的金融创新，它们的效果至少是正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