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钓鱼台举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今日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主题演讲时表示，中国应该降低对出口拉动型经济的依赖，尤其是对制造业，而更多的应该需要依赖于国内内需的扩张。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到这儿来，也非常感谢邀请我出席这次论坛，中国对于外界的开放，对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的成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开放应该说是多层面的，包括对新思想的开放，对于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开放，对于外资的开放，正如刚才钟部长所说，对于海外的投资也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技术，以及带来了更多可以得到保障的进口供应。那么是什么使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变得如此的特殊？而且表现的也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要更好呢？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中国对于改革开放的顺序和速度有着非常谨慎的安排，中国没有过快或者完全进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因为有很多事实证明那些国家过快的使自己的金融市场自由化以后就会面临很多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情况一样，同时很多的中小企业也会受此影响，而且国内企业投资也会下降。因此，中国很好的管理了他参与全球化的进展，中国因此也比世界上很多国家更加成功地避免了很多非常不利的结果，包括限制工业化。中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认为开放只是实现发展的一个工具或者渠道，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因此中国这种开放的战略使得中国取得了发展上的成功。
在下一个阶段，也就是中国未来改革当中该如何开放，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在过去可行的经济措施或者政策的未来未必一定可行，因为全球情况在发生变化，而且中国也因为取得成功未来未必情况和过去一样，因此我想说中国应该降低对出口拉动型经济的依赖，尤其是对制造业，而更多的应该需要依赖于国内内需的扩张，当然我们希望这种依赖于内需驱动的增长并不会像美国的内需驱动增长一样，完全依靠所谓的消费，而应该取决于另外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中国这种全面的深化改革的举措，当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要接受经济发展的新的模式，这个模式可能部分是基于中国过去取得的成功经验，当然也可以吸取其他国家过去的经验教训，在改革的其他领域我们可能会发现会遇到既得利益的阻碍或者抵抗，现在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找到这样一个正确的发展模式，尤其是现在。因为我们今天确定下来的游戏规则以及发展模式会对未来经济增长产生长远影响。
有两个大家必须要关注的潜在风险，第一中国要尽可能的抵制短期的投资者给予中国的压力，短期的投资者他们并不会太在乎长远发展的结果，这就是一种危险。同时中国还应该尽可能的避免被所谓的监管或者归管所捕获，成为监管的俘虏，这种新的开放的模式就像过去的开放模式一样，包括了很多层面的开放，包括思想的开放、投资的开放、管制的开放等等，在我看来，可能是学者的缘故，最重要的开放领域是对于思想的开放，也就是说与世界进行更多的互动，尤其是对于科技发展来说这点至关重要，中国一直以来是充满创新的经济，所以很自然会想到知识产权的问题，当我们想到对思想开放的时候一定会想到知识产权，之前的一些发言人也讨论过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但事实上知识产权的制度很多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以发展为导向的知识产权的管理体系，这样的一种知识产权的体系和WTO的一个文件当中，或者说在TPP的谈判当中，所提出的知识产权的管理体制完全不同的，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的一种知识产权的管理体系和十几年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讨论的那种知识产权的概念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所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应该允许人们或者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取救人命那样的仿制药，事实上像美国这样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设计过程当中就没有用来保护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所以必须要清晰的知道有很多不同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必须要找到一个发展导向型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这样的话中国才可以变成一个更加有创新力的社会。
再讨论一下金融，在金融方面的开放我们必须要接受这样一个核心的作用，也就是说金融行业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包括提供信贷，尤其对中小企业提供信贷的管理风险，在不存在榨压和低成本的情况下为老百姓提供金融服务。所有这些功能对于金融行业的稳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重要的目标其实对任何经济体来说，包括最发达经济体来说都是很难实现的，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们看到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在这些重要的功能方面实现了巨大的变化，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要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些
第二同时要保持强有力的监管体系，尽管面临来自外部的压力，为什么这么做呢？这当然可以追溯到其他几位财长所说的，作为金融行业有很多外部性，这个外部性对于经济的稳定性，以及包括整个经济体系，都会有外部性和影响，同时货币的国际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尤其是将它和国际国内的经济稳定发展相比，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充分的了解潜在的风险才来逐步的推进货币的国际化，我们现在谈谈贸易政策。我想首先欢迎刚才钟部长所提出的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立场，我觉得这是非常合适的对待谈判的态度，尤其我也非常支持您刚才提到的多哈发展回合当中中国扮演的角色，尤其考虑过去的贸易谈判回合当中发生的情况，我想区域和双边的贸易协定，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损害了或者影响了多边主义。事实上我们现在面临了这样一个巨大的所谓的意大利面条，也就是说有错综复杂的不同区域的双边的FTA协定，在不同的国家涉及不同的生活水平，所有国家的消费者他们都需要从这样的贸易谈判中获益，事实上我们贸易谈判应该更关注非关税的壁垒，事实上很多非关税壁垒都是规管性的，比如说保护健康、安全、环境以及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之前我们讨论的时候谈到了人们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减少对于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之前美国甚至攻击当时谈判提出的要对烟草的销售进行监管的提议。也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影响某个国家或者干扰某个国家监管烟草销售的能力，显然正如钟部长刚才所说的，在投资协议方面，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是很重要的，钟部长提到了法治的的作用，当我们看这些投资协议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看看，细节决定成败。所谓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很多的国家和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保护协定当中都有，而事实上很多使用的法律标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看来，其实已经过时了。尤其是我们从历史来看，这种所谓的国家和投资者之间的仲裁并没有为这些国家带来更多的投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中国招商引资的成功，或者说从巴西和非洲的发展来看，事实上这种所谓投资者的仲裁并没有为这些国家带来更多的投资，而中国并没有靠这种协定就已经实现了很大规模的外资的吸收。开放当然应该是双向的，而中国在过去30多年当中也证明这种开放是双向的，中国在海外投资活动越来越活跃，包括通过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同时也通过援外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资金，同时也也成为了获得技术的途径。
所以我想再次强调一定要学习过去的经验教训，首先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有社会责任感，同时眼光放长远，不要从事短期的行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不仅仅是要获得这些国家的资源，而是要帮助他们发展，在这个领域我觉得中国可以教很多国家他们是怎么做的，也就是中国这方面做的非常好，很多国家可以向中国学习，中国在全世界经济当中的角色，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正如钟部长所说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是中国在履行或者承担责任方面，可能还没有与他所占的体量比例相协调或者相一致，中国的声音当然几年前先也是提出了要建立全球的储备货币的新体制，当然后续跟进的举措应该说还是比较缓慢的。但我认为中国应该更加积极的参与规则的制定和新制度的建立。在这方面向全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中国做的更积极一点，包括在环境、大气的治理方面，中国可以做更多让我们地球的生态环境能够变得更好，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气候变化。当然其他领域我们也可以进行国际性的合作，包括在经济方面，包括在宏观经济稳定性方面做这种国际性的合作。还包括研究在内国际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包括共同应对疾病，同时也包括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中国力所能及的帮助。
最后我想来总结一下，要建立一个开放型的新经济体制，对中国继续他的增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举措，通过这样的一个努力来提高中国人民生活的水平，世界正在不断的变化，因此中国还需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过去中国成功的应对了全球化进程当中的问题，但是任何未来工作当中的失误，都可能会对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带来巨大的代价。我们理解也非常欢迎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中国要全面深化改革，并且不断推进开放，我们希望中国在构建开放型新经济体制过程当中打造新的创新型、活力型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