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出现的背景与经济的全球化现象密切相关。David G.M yers在《社会心理学》中给出一个有趣的例子“戴安娜王妃之死”来描绘全球化。一个英国的王妃和她的埃及男友，在一个法国隧道里发生车祸。他们的德国汽车装载着荷兰的发动机，由一名喝多了苏格兰威士忌的比利时人驾驶着。后面紧跟着的是骑着日本摩托车的意大利狗仔队。车祸发生后由一名美国医生用来自巴西的药物对他们进行了救治。
国际化的企业是全球化最主要的载体。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产业链已经逐步发展为在全球内进行原料采购、生产布局和终端销售。以美国苹果公司和中国的华为公司为例。苹果产品的销售市场分布，在北美市场总销售占其销售总额的37%，欧洲市场份额为23%，日本市场份额为8%，中国市场的份额为13%，其他亚太地区的销售占总销售的7%。2012年新开设的苹果零售店，只有15%位于美国境内，其他店铺都设在美国境外。
华为公司，一个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全球通讯的供应商。该公司的海外员工比重在20%以上，其营运收入中的70%来自海外。现在全球超过20亿人口(约全球三分之一人口)每天都在使用华为的产品。另外，华为的科技创新规模在全球范围内都极具竞争力。该公司在华员工的很大部分都在从事研发工作。目前该公司已拥有3万项专利技术，其中有4成是国际标准组织或欧美国家的专利。
尽管经济活动越来越全球化，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反全球化的呼声也变得越来越强。例如，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实际是美国境内的大部分就业岗位被剥夺的另一种反映。因此，他们越来越偏向于贸易保护政策，抵制中国制造。
生产销售、生活越来越全球化，但是各国的政府治理始终偏向和侧重于国别化。因此，A lanR ugm a指出国家治理行为是典型的“思维地域化，行动本地化，忘掉全球化。”国家治理的国别化与企业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裂倾向。即实际生产消费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国际治理需求与政府治理的国别化、本地化倾向之间出现了断层。这是今天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全球经济治理一定是对全球性的问题进行治理。因此，它会涉及到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全球性经济规则与秩序的建立(比如说现在的TPP、TTIP等谈判)。此外，全球经济治理一定是集体行动。对于全球性问题单个国家的行动，治理能力和意义十分有限。
全球经济治理目前仍存在一些困境。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复杂程度高于政府间的国际协调或国际治理能力。全球经济的相互影响在增强，特别是大型经济体，经济政策的外溢性越来越显著。但是，政府间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依然存在难度大、成本高的问题。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经济情况和经济问题，都有自己的利益和期待。当这些利益放在一起时往往会出现冲突。其次，是全球经济治理需要从超国家的视角看待经济治理，但往往这种思想与国别的主权和自由之间存在冲突。有些治理需要国家让渡一些利益，限制部分自由。例如W T O会对成员国有统一关税等的要求。最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速度要快于国际政治权力的转移速度。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规模和社会发展进步很快，同时很多传统的发达经济体却陷入经济停滞状态。但是，目前的国际政治格局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区别，滞后于国际治理的实际需求。
目前全球经济治理构成是多元化的，不仅包括全球层面的治理合作，而且也包括大国俱乐部式的治理合作，如G 20、G 7、金砖等，还有一些区域性治理合作。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最顶层是联合国框架，但是联合国成员国众多、议事效率低下。在经济治理层面上很难有效地进行治理，它更多地发挥着交流的机会。全球性的峰会由于参与者大多为全球的系统重要性国家，数量相对有限，同时又是具备国内执行力的首脑峰会，因此这类合作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全球性峰会下面还有一些地区性的官方经济治理合作平台，比如说A PEC等。另外还有区域一体化的组织，比如像欧盟、东盟、非盟等。它们虽然不是典型的全球经济治理组织，但是至少能在区域治理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次国家区域间的经济治理合作方式更加多样、灵活，如说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丝绸之路等等，这些都是或多或少涉及到全球经济治理的改善。此外，还有一些非官方的合作平台也在发挥一定的经济治理作用，如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它们往往并不涉及实际的经济治理的实践活动，但是却在治理观念、理念方面具有较大影响，属于“软治理”的范畴。
全球经济治理在数量方面变化巨大，政府间组织从1976年约6222个，增长为1997年40306个。同时大量非政府间组织涌现，如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
全球格局深刻变化
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像中国开始在崛起，很多传统大国的影响力在下降。经济的重心慢慢从北方国家开始移向了南方国家。
2000年时，以PPP(购买力平价，老方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超过日本，位列全球第二。2007年，以名义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中国超过德国，位列全球第三。中国前进的速度非常快，几年一个台阶。而且从2007年到现在，每年GDP增量都是全球的老大。2010年，以名义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中国超过日本，位列全球第二，而且甩开日本的速度相当快，现在中国名义美元计价的GDP总量已经是日本的1.4倍有余。
从长时间视角观察全球经济治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0-1970年以美国中心、以正式国际协调机制和机构为手段的“硬治理时期”。二战之后罗斯福建立了一套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等机构肩负起进行经济治理的责任和义务。美国也是通过这三个机构来实施美国人心中的最佳全球经济治理。
上世纪70年代之后，受石油危机、战争以及滞胀等影响，美国经济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有所削弱。通过与其他强国之间的共治成为替代方案。这段时期出现了G7平台。G7的治理模式是论坛性质的，没有明确的约束，比较松散。早期专注于经济议题，随着2000年之后欧洲经济和美国经济慢慢步入正规，G 7治理开始从经济转向国际关系、安全问题。然而，由于不断拓宽的议题领域，也不断稀释了G7治理的能力。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出现时，传统的G7治理模式越发显示出不足。首先，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高度类似，债务问题、需求不足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其次，世界经济格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上升成为系统重要性国家。再次，很多全球性问题中新兴经济体成为问题的不可或缺的参与者，比如贸易失衡问题等等。这时就出现了G20——— 南北共治的雏形。
治理结构变化的背后其实是经济在起决定性作用。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影响力下降的一个表现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话语权提升。例如2006年中国人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008年G20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超越G 7，到2009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11年具有巴西人若泽·格拉齐亚诺·达席尔瓦为粮农组织新任总干事。2013年中国人李勇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巴西人罗伯托·阿泽维多当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国际组织的负责人，而负责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主导该组织的发展方向。
G20和金砖国家
G20与金砖尽管都是首脑峰会形式的经济治理平台。但是，两者的区别较大，G 20目前仅限定在财经领域的经济治理合作，并不讨论国际安全、人权、意识形态等分歧较大的问题。其次，G20的发展进程，是典型的危机推动型全球经济治理模式。
2008年的危机不是在发展中国家爆发，而是在美国爆发，而且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影响。这时光财长和行长开会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因此，顺理成章地财长会上升成为G20首脑峰会。2008年之后，2009、2010年G20峰会是一年两次，危机平复之后变成一年一次。G20存在较多质疑的地方，首先是非危机时期合作进展小，缺乏可见意义的成果。原因在于G20成员较多，国别心态差别比较大。其中既有守成大国又有新兴大国，利益分歧大，谈判效率和实际的执行力较差。其次，G20目前的决策机制是一致同意，因此如果有一个国家表示不同意就不行。
金砖国家的治理则覆盖多个领域，不仅仅是经贸合作，另外还有卫生、科技、文化、农业、统计、智库等等方面的合作。由于今天的主题是经济治理，因此后面主要讲经贸这一块。
金砖国家的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这些国家都是区域性大国，经济增速都比较快。而且比较微妙的是，金砖国家曾经都被邀请列席参加G7国家的会谈。从2005年开始，G7国家陆陆续续邀请新兴市场国家参与他们财长会的对话。作为列席代表，只有旁观全，甚至偶尔还会被教育批评，例如指责中国汇率等等。这种令人尴尬的感觉不光是中国有，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也都一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金砖国家合作的积极性。2009年金砖国家开始了第一次首脑间峰会，2011年南非加入。
金砖国家自身之间也具有合作基础。2000至2012年，中、印、俄、巴和南非五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0%、6.9%、5.2%、3.4%和3.5%，全都高于全球2.6%的平均水平。另外，金砖国家的发展阶段与发展理念类似、经济的互补性与竞争性并存。金砖国家有许多共同点，例如金融体系相对薄弱，都曾经出现过金融危机，都是区域性大国等等。
总体而言，金砖国家合作的经验相对不足。以前从未有过类似的合作，而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则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作为务实合作的典范，先从亟待合作夯实实力的环节入手显然更为现实。由于金砖国家普遍金融发展滞后、金融稳定性差，因此金砖国家财经合作的成果主要侧重在金融合作上。
金砖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间财经合作的一个典型案例。该倡议最早由印度人提出。2012年印度迈入中低等收入国家，也意味着将从世界银行的EDA贷款项目中毕业了，不再能获得低息优惠贷款支持国内建设。2013年3月经金砖国家协商后宣布考虑建设金砖开发银行并将展开可行性研究，同年9月可行性分析报告出炉。但目前而言，最后建立的时间表仍存争议。
对于金砖开发银行而言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首先就是初始股权分配。一种方法是按照IM F的方式，参考GDP规模大小给出出资额。中国和俄罗斯较认同这种做法。还有一种方式是均分股权，即每一个国家的股权一样。从权力均分角度而言后者显然更公平，但是这种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南非、印度等国政府资金已经紧张，再拿出一大笔的钱投资到金砖开发银行不太现实。因此如果考虑其出资能力将可能会限制开发银行的规模。但是对于金砖开发银行而言，规模太小就意味着它实际上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其次，在组织结构方面也存在争议。例如如何确定行长人选、总部选址等。还有一个重要的争议领域是主权担保业务。这意味着国家能不能作为主体从金砖开发银行借钱。以主权作为担保品是否可以被接受？目前不少人认为如果考虑到可持续性，金砖开发银行应该更多地去遵循商业银行的模式经营。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程还是比较清晰的。1998年G 7伯明翰年会首次肯定了中国在稳定亚洲金融危机所起的作用。这是中国责任心的一场完美表现。2000年G7冲绳峰会邀请了中国参加对话。2003年G 8法国埃维昂峰会中国以南方领导人身份参与非正式对话。2005年G 8邀请中国领导人参加对话，之后“8+5”常态化。2007年德国启动“海利根达姆进程”。2008年G20上升为峰会(进入全球经济治理核心的标志)。2009年金砖峰会机制开始。
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也在变化。在区域治理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清迈多边化、东盟合作机制等等。另外还有金砖应急储备基金等，同时还有在建的RCEP、金砖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投资银行建设的速度会相对比较快。因为它并不是在某个国家集团间的合作，而是由中国牵头，哪些国家愿意加入一起干我们鼓励加入，不愿意合作也不强求。总之，中国正在逐渐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
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去做？一个稳定、有序、开放的全球经济环境符合中国核心利益，这和当年二战之后的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现在中国贸易占GDP比重已经大于50%。中国出口贸易占全球出口大于10%，是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领导人提出包容性增长，是分享性的增长，是通过合作带来彼此之间的共同成长。其他国家对中国开放，中国也会对他们开放。结果是双赢的。
南都评论记者 陈建利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