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份研究披露，英国最富的五个家庭的财富比最穷的20%英国人加起来还要多。在他们的财富中，有一些来自新企业；但其中有两个家庭是公爵和伯爵，他们的祖先拥有伦敦在十九世纪所扩张的土地。
城市和财富并不只是伦敦才有的现象。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新著《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指出，在过去四十年中，发达经济体的累积财富增长相对要快于收入。在许多国家，大部分财富——以及财富增量中的大头——都由住房和商业地产贡献，并且这些财富的大部分并不在于建筑的价值，而在于建筑所在城市土地的价值。
这或许有些奇怪。尽管我们生活在高科技互联网虚拟世界，但最实实在在的东西——土地仍在不停地上涨。但这其实并不矛盾：土地价格之所以上涨，正是因为快速的科技进步。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时代，我们难免会珍视ICT密集型经济无法创造的东西。
ICT带给了我们令人瞩目的新产品和服务；但是，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c Brynjolfson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他们的近著《第二次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所令人信服地指出的，真正戏剧性的变化还没有到来，机器人和软件必将把大量工作岗位“自动化掉”。
一个结果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极少数劳动力投入就可以创造巨大的财富。Facebook市值高达1,700亿美元，但只有约6,000名雇员。建设运行Facebook的软件的投资不过5,000软件工程师人年。
这一令人瞩目的技术推动了平均收入的增加，并将一直如此。但这笔财富的分配是非常不平等的。增长的绝大部分都流向了顶层的一半人、10%的人甚至1%的人。
但是，尽管受益者变富了，其收入增幅的大头并没有花在ICT密集型商品和服务上。一个人需要的iPad和智能手机数量总归有限，并且它们的价格也一直在下降。
相反，越来越大的消费支出比重被用于购买富于时尚、设计和主管品牌价值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攀比房产地段上。但如果高尚别墅和公寓的地段供给是有限的，那么涨价便成为难以避免的结果。
因此，伦敦、纽约、上海和其他许多城市土地价值节节攀升——部分是因为消费需求的推动。但土地价值的上升让它们成为令投资者垂涎不已的资产类别，因为可以预期未来价格还会上涨。此外，房地产回报因为过去25年来利率的大幅下降（远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便已开始）而节节升高。
低利率的原因有待争议；但一个可能因素是基于硬件和软件的“机器”的商业投资的成本的下降。如果建立一个1,700亿美元的公司只需要5,000软件工程师人年的，那么就无需大量借钱。
科技如此强大，这一事实不但让实体土地变得更有价值；也意味着未来就业增长将围绕无法自动化的岗位，特别是必须实在提供的服务岗位。美国劳动统计局估算，未来十年增长最快的职业分类将是“健康支持岗位”（护理、看护和侍从）以及“食品准备和服务工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是底薪岗位。
简言之，ICT创造了一个“高科技”和“高接触”的经济——一个机器人和应用与时尚、设计、土地和面对面服务并存的世界。这个经济是我们解决生产问题能力高超以及连续劳动需要被自动化排除的结果。
但这个经济可能带来两大副作用。首先，它可能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因为聚集在房地产的财富越多，金融系统为支持房地产投资所提供的杠杆也就越大，而这正是最糟糕的世界金融危机的核心原因。这需要金融和货币政策的重大变化来遏制，变化程度将令2008年危机所导致的应对措施黯然失色。
其次，除非有意设计鼓励和维持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否则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土地价值和财富的增加将放大ICT直接带来的不平等收入分配效应。事实上，现代经济可能更类似于十九世纪（当时威斯敏斯特公爵和卡多根伯爵所拥有的土地只不过是西伦敦的荒地），而不是大部分发达国家公民所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