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国经济的真相，绝对不能忽视三个维度：一是时间维度。要看清中国当前各类经济活动的真相，有些活动或问题还真需要放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才能看清楚真相，在短期内是不易看清其本来面目的；二是空间维度。即要看清中国经济的真相，必须把有些经济活动放在全球经济范围内考虑；三是自系统维度。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空间维度，即必须把国民经济中特定的经济活动、事件放在一个正处于转轨的大国自系统范围内予以观察。
要读懂中国经济真相，需要“三维观”。而要确立“三维观”，又需要一定的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功底。此功底如已故诺贝尔奖得主科斯所说，又绝不是简单的“黑板经济学”知识，而是“黑板知识”、一国国情、特定国际环境、经济史知识以及一定的经济价值观的融合。
近几年来，书店里关于“读懂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怎么了”、“中国经济的真相”之类的书籍似乎一直有增无减。此现象说明什么？起码说明：第一，此类书大有市场需求；第二，看来要说清楚中国经济的真相还真不容易，否则，为什么出版商会不厌其烦，出了一本又一本，学者会持续不断地去研究，去创作？
什么叫“真相”？“真相”本是佛教用语，“犹言本来面目”，引指事情的真实情况。那么经济的真相是什么？自然是讲经济的真实情况、本来面目。什么是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举例来说，13亿多人口的中国，30多年来，年均GDP连续保持近10%的增长，确实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被海内外人士刮目相看，誉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这是真实的，是大家确实能感受到的；同时中国政府又承认：当前中国经济是“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而且“不改革死路一条”，这同样是对中国经济的客观表述，是真实的。两者相择，到底哪个“真实”是真正的“真实”？若都是真实，前后的经济逻辑又如何解释？又如何揭示中国经济的“真相”？又举例，经常碰到有人问我：人民币对外在升值，对内却贬值，为什么？人民币到底是在升还是在贬？当前币值的“真相”是什么？国内缺资金，为什么把这么多美元借给美国花？房价为什么越调越高？等等。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另外，网络与媒体上可常常看到诸如“中国经济十大悖论”之类的表述和发问。确实，当下的人们对中国经济各种问题的解疑难以自圆其说，纷纷表示真相难辨，迷惑不解。
百姓碰到的各种中国经济疑问，专家学者对此也是众说纷纭。到底如何说清中国经济真相，澄清经济分析的是非？这使我想起约瑟夫·熊彼特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导论篇中所说的：“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又说道：“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史学家的技术好比是经济分析这辆大公共汽车上的乘客。”“经济理论的概念，和其他科学部门一样……某一类——经济的、生物的、机械的、磁电的和其他的——现象，实际上都是个别发生的事件，其中每一事件发生时都显示出它本身的特性。但是经验也告诉我们，这些个别发生的事件有某些共同的性质与共同的方面”，……可以形成“一般化的抽象”（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启发我：一是各个单独的经济活动、事件，其不同于“经济真相”，而是“经济现象”；二是要认清“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真相”，需要借助于由命题、假设、定理等一套概念体系所组成的经济理论分析这一工具箱（尽管是相对真理），即要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规律、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三是这种分析又要有“历史感”。不同的经济活动、经济事件赖以生存的“历史长度”和“时空条件”是不一样的。
绝不能忽视三个维度
由于中国经济的“今天”绝不是突然“从天而降”，而是“昨天”的延续，“昨天”又是“前天”的延续；由于中国经济已不是封闭经济，而是个开放经济，且是全球经济中的第二大开放经济体，其发展的快与慢、成绩与问题，不能不与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密切相关；又由于若以中国经济自身视为独立的大系统考察，大系统中有众多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紧密相关，互相咬合，即国民经济活动中各个领域的活动表征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有的是因果循环。特别是在中国当前，众多的经济制度正处于大规模转轨变革的特殊时期。仔细分析，大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矛盾的复杂性、独特性和暂时性，又恐是一些市场制度和法律成熟国家所不具有的，也是传统、主流经济分析理论所不能完全涵盖的。故，考察中国经济的真相，我认为，绝对不能忽视以下两个维度或三个维度：
一是时间维度。要看清中国经济当前各类经济活动的真相，有些活动或问题还真需要放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才能看清楚真相，在短期内是不易看清其本来面目的。最为典型、最需抽象的是上述曾提到的，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成绩是“巨大的”，同时又是“不可持续”，走不下去的“成绩”，不改革死路一条，这说明什么？说明对过去的巨大成绩同样要一分为二，成绩中有瑕疵，有不足，有教训。生态破坏、资源枯竭、分配不公、危机险象丛生。弄得不好，曾经的“超级繁荣”可能是因，最后的“危机破坏”才是果。因此，若从长周期看，经济真相到底是什么？只有不割断历史，把过去的高速增长与将开始的中速增长两个历史时期放在一起分析，也许才能更清楚、客观地认清“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现象。
又譬如，信手举个金融领域中的小事，中国有些经济活动或制度安排，从长期看，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但在短期内或某特定的时间期内，囿于转轨特殊时期的条件限制，又未必是最为恰当的制度安排。如近期舆论在不断呼吁、监管当局却迟迟不开大闸的“资产证券化”，其方向肯定正确，有利于盘活微观金融机构资产，提高竞争活力，但在中国当前房市泡沫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并重的局面下，且不说信息不对称、不透明下证券化资产受让者——市民大众的风险，就是通过资产证券化，客观上再允许大量信贷资金或通过加快资金周转，方便更多的资金投入高风险的房市和地方债务领域，本是体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运行之规律吗？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真相”所容忍的经济活动吗？
这里还需注意，市场经济本身所要求的一些制度安排，中国“今天”看来不行，“明天”未必不行。“昨天”制度的扭曲，也许是渐进式转轨的必然，未必是简单意味“今天”改革的滞后。更不要忘记，人类活动真实的历史不可能是纯经济的。正确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工具箱”进行分析，不能不考虑“所赖以生效的历史——政治结构”（熊彼特）。
二是空间维度。即要看清中国经济的真相，必须把有些经济活动放在全球经济范围内考虑。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成功，大家公认的基本原因是人口红利和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面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中国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刺激后，风险递增，现货币供应逐渐回归常态，经济增速趋缓，本是合理的。尽管这两年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但并不是近来经济增速合理趋缓的主要原因。危机后美国、欧盟等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全球需求的萎缩，才是公认的主要原因之一。言外之意，因此再反观前10年，2001年到2004年期间美国13次降息、扩张货币政策，刺激房地产、刺激消费从而带来的经济繁荣、进口需求大增，才是中国经济自2003年以来10年“超级繁荣”的外部条件。如果舍去此外部条件，中国的人口与制度红利又是如何能得到如此高的回报？这同是中国经济“10年繁荣”的真相。若说不是，又为什么在美国2008年危机后，中国同样具备基本相同的内部条件，然而想维持曾经的两位数高增长却是如此的力不从心、精疲力尽？所以，要看清中国增长的全部真相，全球化的空间维度不得不予以充分重视。看经济增长是如此，看汇率、看国际收支、看外汇储备、看大宗原材料价格的动态变化等等，又何尝不是？
三是自系统维度。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空间维度，即必须把国民经济中特定的经济活动、事件放在一个正处于转轨的大国自系统范围内予以观察。具体说，要看清楚总体经济中某一领域、行业的活动真相及其背后经济规律所指向的趋势，已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行业的子系统，而是要视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大系统的背景动态。此类的故事，可以说在当今中国比比皆是。
一说，上述提到的人民币对内贬、对外升的现象。若割裂境内与境外看，两者都是事实，都是实实在在的“真相”。但对其的疑惑又如何解？其中有否“真相之真相”？人民币币值的均衡点究竟在哪？在境内，由房市泡沫、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三大因素借助金融杠杆已形成的泡沫风险情景下，币值的“真相”在币值外，关键要看资本账户管理的制度安排。当今之时，若资本管理之闸大开，境内、外资本流动加速及经汇率套利，人民币的“内贬外升”自然会收敛于一个相对均衡的值，“真相”会在“动态”中显露，肯定不会存在从境内、境外看，不一相的“怪现象”。至于读者会问到，资本管理制度大闸何时大开这一开放速度的最终取舍问题，那是另一宏观经济决策权衡中的事宜。
二说，宏观总体资金多，微观企业主体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资金紧，两者到底哪是真相？仔细分析，中国M2/GDP之比近两倍的货币存量，绝对难说当前总体货币偏紧，这是事实。然而，看一些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老板“跳楼”、“跑路”、企业倒闭，确实也是事实。为什么这么多的资金供应解决不了个别较小企业的资金急需？简单说，要看明此中真相，有资金供应的结构问题，金融改革的问题，但又不能就金融谈金融。如果承认中国近来经济增速告别两位数、步入7%左右的增长是合理的、正常的，则货币的供应相对于过去GDP两位数增长情景下的货币快速增长，现在适当放慢增速也是正常的。由此，按照“市场出清”原则，如果货币增速适度放慢，必然要淘汰一些过剩产能和资不抵债企业，这是正常的。因为如果经济实质增速下降，货币供应增速照旧大量投放，到头来，只能是一场灾难。然而，由于当前中国市场难以出清，或不愿出清，或出清速度较慢，“八个瓶子七个盖”，过去铺开的每一个项目摊子都在嗷嗷待哺货币资金，自然强者食弱，眼下房企的高利
润诱惑、央企和地方政府的各种垄断优势和权力，相对易得便宜的金融资源与资金。再加上制度转轨中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到位，自然表现出可贷资金或融资结构的不合理，最终表现为民营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由此，要看清总体货币资金供需中的矛盾真相，必然要进一步涉及国企改革、利率改革、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深层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等诸多改革不到位的问题。
以上表明，要读懂中国经济真相，还真需要“三维观”。而要确立“三维观”，又需要一定的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功底。同时，此功底如已故诺贝尔奖得主科斯所说，又绝不是简单的“黑板经济学”知识，而是“黑板知识”、一国国情、特定国际环境、经济史知识以及一定的经济价值观的融合。由此，自然对一学者功底的评价与取舍，也会仁者智者。奥地利学派与凯恩斯学派谁主沉浮？也许只能轮番上台，因为一定时期的世情、国情的不同。另外，要增强“功底”，面对时下如此发达的现代通信媒体，要不被不恰当的群体舆论所左右，从现象上看，具备一定的心理素质与辨别力又同样重要。
晓蕾(左晓蕾，经济学家，编者注)是我经济研究的同仁。在长期接触中发现，其既有海外主流的学术背景与功底，又持盼望祖国尽快富强的切切之心。在其《经济的真相》一书中，不管是论及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后危机时代再平衡等问题，还是论及股市、房市、地方债、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字里行间，首先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专业素养和良知，分析问题严遵经济学逻辑，既不对政府政策一味唱赞歌，也不简单尾随舆论和其他学者观点，坚持“接地气”，坚持真理，坚持独立性。其次，与其日常讲话“快语速”、“快人快语”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一样，其作品的敏锐观察、鲜明观点、犀利笔锋，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当然，坚持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立性和不含糊的鲜明观点，自然会遇到不同的批评，这是非常正常的。何况，现在谈及的中国经济问题，是在中国经济体快速变大、持续变大、在全球经济中显著变大的环境下讨论，某种意义上看（特别是再过10年、20年看），讨论当今中国问题，已是在讨论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大问题。因此，不同国度的海内外学者，对此观点的不同，更是非常正常的。没有不同的观点才是不正常的。在美国，就是对已过去80多年的1929-1933年大危机起因，迄今的美国主流学者也从来不是“舆论一律”的。对一个经济学家来说，重要的不是在某些问题上与其他学者持不同观点，而是在面对各种经济问题时，要有统揽各种问题、前后一贯的内在逻辑判断，这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晓蕾这本书的显著特点。
我还很同意晓蕾在《经济的真相》一书“自序”中的一段话：“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与预测，应该换一个思路。不要过度反映国际形势……长期停留在危机思维和使用危机刺激政策，让调结构为稳定让路，会贻误调整和改革的时机，也等于放弃后发优势。”因此，“只有还原经济的真相，才能开启新经济周期。”
但愿更多的经济学者，秉承学者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不去争相在媒体舆论界混“脸熟”，而是腾点时间，埋头苦干，多给读者（包括各级政府官员）写些逻辑严谨、真正传递“经济真相”的好书，以促成上下形成共识，形成合力，真正开启中国新的经济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