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国际关系领域，认知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结构、态度、行动与反应的解读过程；而这种认知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则取决于两种文化在先前的相互交往中获得的历史经验。这也叫做“转化”。两种文化间对彼此的期待与需求，与“转化”过程中获取的信息同样重要。
就国际关系而言，从一个民族的角度出发，谈及另一个民族的叙事、艺术作品、新闻、传言等认知形式，可以感受到该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认知态度。这些认知形式所塑造的解读，会形成不同民族对彼此的偏见与同情，并不断传承下去。两个民族在文化、经济、政治和教育领域的合作，能够部分反映各自对另一方的认知。双方错误地认知对方的军事实力、行事动机、国内政治、公众舆论、决策者的处境及权力平衡态势，虽然并不会必然导致双边关系受到限制，亦不见得会必然引起冲突，但可能产生负面的、有时甚至是截然不同的环境与情势。
民族间错误的认知，会导致彼此错误地解读对方的需求与行动，错误地理解另一方的期待、不足以及优先考虑之事项，进而可能形成偏见。但在学术界，特别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通常总是最大限度地强调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领域的双边关系。研究文献通常不会关注两国对彼此的认知。与此同时，外交政策分析家和决策者也经常忽略公众舆论的影响。但我们知道，决策者需要公众的支持，因为决策者只有在精确地解读公众想法的基础上，才能在国家最高层面作出决策。实际上，研究表明，决策者关于普通国民的想法的假定，常会对其外交政策的抉择形成启发，或带来压力，或提供有益的参考信息。
因此，我们强调，冷战以后，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成为决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行为体。在论证这些观点时，常会列举诸如中日关系和土耳其—希腊关系等例子。这些例子确实能说明问题。但本文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公众的态度是否成为一项主要的障碍，并在土中关系的问题上，对决策者形成深刻影响。
一、土耳其对华政策概述
追溯历史，突厥人与中国人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建立了联系，但在帝国秩序瓦解后的关系却并不遥远。伊斯兰教圣训有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在土耳其，这一圣训家喻户晓。不过，这一圣训一方面强调科学与求知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表明土耳其离中国有多遥远。这对土耳其的对华政策有直接影响。在此背景下，笔者对土耳其的周边地区进行仔细观察之后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土耳其过去从未形成对亚洲的政策。不可否认，土耳其过去曾想发展对亚洲各地区的政策，但苏联是一个障碍。
笔者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中土之间有很多相似性，中土的历史有诸多重叠之处，尤其是土耳其和中国在19世纪的历史事件的相似之处，令人称奇。例如，在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的历史中，双方在家庭生活与王朝重建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两国封建主义的理念有很多相似之处，与西方的封建主义不同；两国在思想启蒙时期的政策相似；两国对外来势力的态度相同；两国在西方势力入侵时的遭遇相似：都被迫作出相同的让步，出现相似的屈从，在诸多相同问题的综合作用下而爆发内乱，其金融体系都因为不平等条约而落入外国人的手中，等等。
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土耳其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行为体。不仅如此，亚洲市场的勃勃生机，有利于土耳其实现其外交政策的目标，因而影响着土耳其对中国的政策。如今，土耳其是中东、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关键性的战略行为体，而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并有望在21世纪成为全球性的行为体。所以，土耳其和中国作为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应当提升相互了解与信任。可喜的是，近年来在土中关系中存在的障碍正逐渐得到消除，两国政府间的关系也得到持续的改善。
二、土中官方层面的交流与合作
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土之间的外交关系近年来得到显著改善。在2009年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七项文件，以推动双方在外交、能源、文化遗产、大众传媒、贸易与金融等领域的合作。
在2010年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土耳其期间，中土签署了“关于建立和发展战略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国第一次与西亚北非地区的国家签署战略合作协定。
2010年1月，中国外长杨洁篪访问了土耳其，而在2010年晚些时候，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Davuto.lu）也访问了中国。2012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互访，则进一步增强了双边关系。习近平访问伊斯坦布尔时，有100多个中国公司的代表随同前往。索拉科古鲁强调，这些高层互访清楚地表明，双边关系已发展到历史性的转折点，因而可将这些互访解读为一个信号，它预示着土耳其与中国间的双边关系在不远的未来会出现飞跃性的发展。
这些互访为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视野。看来，互访所推动的种种举措已弥补了双方政府间过去因缺少互信而遭遇的损失。土耳其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国，就是双边关系发展的一个最好例证。
双边经济与商业关系也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进程而发展。在2011年，中国在土耳其的出口对象国中排位第16，同时在土耳其面向亚太地区的出口目的国里排在第一位。土耳其2011年对中国的出口额达到24亿美元，与2010年相比增加了9%（2010年的出口额为22亿美元）。同时，2011年中国也是土耳其第三大进口对象国，土耳其这一年从中国进口的价值总额达到217亿美元，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40%（2010年的进口额为171亿美元）。2011年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总额为241亿美元，土耳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192亿美元。
同时，双边投资合作关系也在改善。中国对土耳其基础设施工程的投资贡献与日俱增。土耳其公司与中国公司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联合开发了一些项目。2002～2011年期间，中国对土耳其的直接投资存量累计达5000万美元，而土耳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则总计700万美元。
三、土中民间层面的彼此认知
在涉及大众舆论的各项研究中，亲善度（或亲善率）是测量双边民众间相互认知态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同时，这也是衡量不同国家的民众在双边战略合作、社会沟通、媒体交流、心理认同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发展程度的重要方式。那么，中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是怎样的呢？
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两项关键词最敏感：“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营地”（12.2%）和“帝国的继承者”（11.3%）。
在中国民众对土耳其的认知中，新疆问题占据主导性的位置。“亲美”、“北约成员国”、“穆斯林”等关键词，显示出中国民众的认知状态，反映出两国间的差异。但另一方面，中国老百姓掌握着关于土耳其的历史、地理位置、某些特征的信息是正确的。总体而言，在中国民众眼里，中国和土耳其是缺乏共性的两个国家。
2012年3月19日至20日，环球网进行了有关中国人对土耳其的亲善度调查。共有2357名受调查者作出回应，表明他们心中对土耳其的亲善度。
从表2可以看出，持有“某种程度的不喜爱”的态度的民众占总数的45.5%，而持有“非常不喜欢”的态度的民众则占总数的22%，排在第二位。总体而言，对土耳其持不太亲善的负面态度的中国人占到受调查者总数的67.5%。至于中国人对土耳其持负面态度的原因，刘教授作了归类，并实施了相关调查。其结果如下：
导致中国人对土耳其持负面态度的最主要原因是所谓的“东突厥斯坦”问题。其他几个原因都与此相关。同时，历史上形成的不信任亦是诸多原因中排名靠前的一项。中国人认为土耳其媒体受西方的影响，并对此表示谴责。由此可得出结论：中国民众对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深感担忧。
那么，土耳其人对中国的认知是怎样的呢？土耳其的民众通过互联网、报纸和电视，对中国仅有粗浅的印象。自1999年以来笔者就一直在研究中国，并一直关注土耳其媒体关于中国的信息。土耳其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消息，99%都是谈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对土耳其的影响。在土耳其，学习中文的人数很有限，关于中国的书籍亦很少。在土耳其，几乎不可能找到中国人写的报告。1999年，当笔者开始准备硕士学位论文时发现，土耳其涉及笔者所研究的中国问题的文献，仅有两份经济研究报告和十来本书，而且其中有三本书是在1980年以前出版的。所以，土耳其人主要通过阅读西方书籍和报告来形成对中国的认知。正因为如此，关于土耳其人对中国的认知的研究成果很少，土耳其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并不完整。虽然笔者尚未找到关于土耳其人对中国的认知的任何文件、报告或论文，但笔者认为，土耳其人对中国的认知中不甚友善的态度，主要缘于新疆问题。
由于土耳其人对中国认知的相关调查信息比较匮乏，因此笔者引用美国知名民意测验机构Pew公司的调查数据。Pew公司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土耳其人对中国的印象比印度人对中国的印象还要糟糕。在20国集团中，土耳其是最不喜欢中国的国家。不过，土耳其人对美国和欧盟的印象比其对中国的印象还要糟糕。这些数据说明，在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这几个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当中，相比较而言，中国反倒是土耳其民众感觉最亲善的国家了。
如果我们将这些调查结果与中国民众对土耳其态度的相关数据作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的身份，土耳其与美国的联盟，其有可能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前景，在土耳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的形成过程中，并不具有重要影响力。
四、消除土中民众负面认知的原则方法
第一，两国间的文化活动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以促使土耳其和中国的民众彼此间走得更近。2012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土耳其时，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宣布，2012 年将成为土耳其的“中国文化年”，而2013年将成为中国的“土耳其文化年”。对土耳其总统居尔所宣布的当前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这一发展态势，我们应给予考虑。中国在世界各国开办孔子学院，以方便外国人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如今，土耳其也有大学开设了孔子学院。与此相对应，土耳其也应致力于在中国开设教授土耳其语言与文化的大学院系专业。此外，我们应该增加双方互换留学生和大学教师与学者的人数。我们的中国朋友应该像欧洲人那样在土耳其大力宣传他们的大学。土耳其也应在中国开展相同的工作。
第二，双方应在对方国家积极开展旅游业的宣传。近年来，赴土耳其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在不断增加，土耳其对此感到很高兴。事实上，旅游业的发展有助于消除贸易逆差，而贸易逆差是导致双方相互不满意的原因之一。
第三，在中东、高加索和非洲的很多地区，中国和土耳其可以开展合作。双方若能够在这些地区联合运作一些工程项目，则能够推动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两国应互派媒体小组，向对方提供更多的关于自己国家的信息，从而增进双方民众的相互了解。若双方媒体能直接到对方采编新闻，则可避免双方民众形成错误的印象。对目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而言，语言障碍是最大的挑战。不幸的是，由于英语是国际学术界的通用语言，多数研究者（在开展研究时）受到西方信息来源的引导。倘若我们的中国同行们能够出版更多的英文著作，则中国可通过这些英文著作影响其他国家的学者，使其不至于完全受制于西方信息来源。当然，双方还可以开展关于公众舆论的民意调查，有助于为增进双边相互了解提供新的渠道。
第五，两国关系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新疆问题。显然，这是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我们和土耳其的媒体亦责无旁贷，有责任教育土耳其的民众，使其认识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土耳其领导人对涉外事务发表的讲话，也应遵循行事稳妥周全的原则，真正做到出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