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农村学校，现在还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
在升旗仪式的国旗下讲话前，大课间集中开会前，或者是周五下午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前，学校德育干部总会有一个习惯性的要求——学生“全体蹲下”。待学生全部蹲下后，干部开始讲话，讲话要点往往是“胸有成竹”的一二三四等几条，时间长则10多分钟，短也有4、5分钟。总之，干部讲多久，学生就要蹲多久，直到讲话结束。偶尔个别男生因腿麻而欲弓身站立，立即会被班主任严斥，“蹲下！”学生不得已，又回归“蹲”状。
班主任或者科任教师，在找调皮的、惹事生非的、屡教不改的所谓“差生”谈话，做思想工作前，也有一个习惯性的要求——“蹲下说话”。待学生蹲下后，老师才开始问问题。遇到顽固不化，死不承认错误的学生时，老师会对蹲着的学生连指带戳、连敲带踢等，待到学生完全被驯服，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写好保证后，才被允许站起来。这样的“教育”场面少则需要半小时，多则一个多小时。有时，等老师发话允许站起来时，学生需要站几次才勉强直起腰来。
如果说操场上学生的“集体蹲下”是为了方便干部的声音能够清晰传递到每个学生耳中，那么，在办公室内，学生“个体蹲下”后，教师才开始谈话，也是为了让学生“听的清晰”？
如果说办公室内学生的“个体蹲下”是出于对这些“麻烦制造者”的无言“教训”，即让他们先受点“惩罚”，甚至是“难以忍受”的惩罚，让学生知道故意犯错要付出的身体代价，那么，操场上学生的“集体蹲下”，难道也是为了让所有学生在“受罚”中接受教育？
如果说操场上学生的“集体蹲下”受教育具有其合理性，那么，办公室内学生的“个体蹲下”受教育也无可厚非；反之，如果说办公室内学生的“个体蹲下”受教育是对学生进行的体罚，对学生的身体健康会构成一定危害，具有不合理性，那么，操场上学生的“集体蹲下”受教育也同样具有不可取性，因为二者在对学生身体姿态的要求上并无二致，对学生身体带来的影响也基本相同。
看起来，二者似乎有所区别，但实质上，二者都反映了一种扭曲的、错误的育人观，即教育就是“我说你听”，不仅要听，而且还要“蹲下来好好听”。这种建立在师尊生卑基础上的育人观表现在外就是让教师高高在上，可以理所当然地站着训话，而学生必须无条件地蹲下“听话”。这“一高”“一低”之间，不仅反映师生的位置悬殊，更会让学生产生一种对教师的“仰望”。这种育人观还体现在教师自恃为真理的天然拥有者和权威的化身，无需与学生“平等”对话，只需要学生服从，“遵照执行”即可。
事实上，学生首先是具有平等人格，具备尊严的人，其次才是“学生”——受教育对象。既然如此，教师想要让自己的教育发挥作用，就必须把学生看作是与自己一样具有平等人格和尊严的人，即像尊重自己的人格一样，去尊重学生的人格；像维护自己尊严一样，去维护学生的尊严。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感受到教师的温度，从而悦纳教育。
如果从一开始就试图压抑学生、控制学生，让学生在“蹲下”的不平等过程中受训，这样的教育其实还停留在形式主义的落后层次，因为学生在“蹲下去”的那一刻，不满与抵制已经让教育大打折扣、收到无效甚至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