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CIGI和KDI高级研究员巴瑞·卡林、林源赫
2000年9月，189个联合国成员国签署《联合国千年宣言》，一致通过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承诺建立一个消除贫困和饥饿、减少文盲与疾病的更美好、公平的世界。十几年来，联合国秘书长、诸多国际机构和许多国家对千年发展目标都十分关注，并一致强调其重要性。
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的最后期限日渐临近，虽然在一些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多数目标因面临诸多挑战而实现的希望渺茫，不少问题在个别地区甚至出现恶化。
为此，联合国秘书长发起“2015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Post-2015 UN Development Agenda），旨在搭建各方对话和参与的平台，引导开放性、包容性的磋商。其间，许多智库表现活跃，例如2011年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等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发展与治理专家，总结出了2015后新的备选世界发展目标；2012年韩国发展研究院组织召开“2015后发展议程的亚洲视角”，邀请亚洲国家的相关专家学者就该议程提出建议。近期，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和韩国发展研究院（KDI）共同发布了《2015后发展议程：目标、具体目标和监测指标》（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Goals, Targets and Indicators）的特别报告。为此，本报记者分别采访了CIGI和KDI的高级研究员巴瑞·卡林和林源赫。
1 分歧焦点：优先发展还是再分配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解决人类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即缩小贫富差距方面，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是如何调动资源的，具体又做了哪些努力？
巴瑞·卡林：当前首要问题不在于如何调动资源，而是各方能否达成一致。大家一直为应优先解决哪些问题而争论不休，很难统一意见。否则，联合国也不必举办多场国家性的咨询会，联合国秘书长也不需要专门建立一个高层专题小组来讨论2015后的发展目标。
目前的主要分歧在于究竟是优先发展还是优先再分配。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先集中精力减少贫困。但反对的人却认为，贫困是结果，是因为我们没有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等方面做好而导致的结果；为此，首先必须搞好发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的问题。有人认为教育非常重要，而反对的人却指出，更重要的是先消除不平等、性别歧视和其他方面的各种歧视。
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主要关注贫困、饥饿、健康（生育、儿童健康和艾滋病）、基础教育、性别平等、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对此，反对的声音表示，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经济发展的不平等、社会福利、食品安全、健康、自然灾害的救助、基础设施建设、能源、气候变化、反腐、规范经济规则和管理等。
什么才应该被优先，我们需要制定怎样的目标？调动资源的方式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一些人着眼于讨论如何调动资源，但另一些人则强调，如果关键问题是什么都没弄清，又如何明确地调动资源呢？为此，他们指出，在讨论如何做之前，我们应该就“什么是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统一意见。
事实上，不同的利益集团、游说团体和其他各种组织都有他们各自优先考虑的目标和对应的理由，但我们无法给出太多“优先”。发展与再分配，哪个优先？是集中精力，先把蛋糕做大，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一些基础方面增加投入，还是如一些人所言，这一切都很好，问题主要出在再分配上，应该先着力消除贫困等问题。这是两种思路和途径，这实际上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如今，我们递交了一份有着11个可选项的2015后发展目标，但这只是一份“菜单”，毕竟我们不能为政府做出决定，我们必须给政府留出做决定的空间。
林源赫：在决定2015后发展目标时，联合国应该更多地关注目前没有取得成效的领域（例如饥饿、产妇死亡率等），并敦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起调动更多资源，努力实现这些目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联合国应该加强与各种国际机构、论坛等的合作，包括多边发展银行、发展合作机构以及诸如二十国集团等国际论坛，以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
2 经费、价值观和人口是最大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千年发展目标离最后期限只有不到两年时间，目前进展如何？在落实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林源赫：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总体上依据传统的南北援助模式。当前主要关注减少贫困和底层10亿人口的发展问题，努力帮助这部分人在基本收入、教育、性别平等和健康状况等方面达到基本水平。千年发展目标对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给予了一定关注，但没有更多地关注经济和社会等全面可持续发展，对全球公共利益等问题更是没有提供明确可测量的目标。总体而言，当前的框架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缺乏管理（参与、透明度和可靠性）和安全（在免于暴力和降低脆弱性方面），忽略了收入和机会不平等的问题，在如何实现人类发展基本需求以及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来实现增长与发展方面，做得还不够好。
为此，在确定2015后发展框架时，应该把目标置于发展的高度，更加集中于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关注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优先应对“新”挑战，包括管理、安全、自然灾害救助、不平等，让更多人与世界连接起来，有平等分享基础设施建设等的机会。
巴瑞·卡林：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至2011年的完成情况可以参见联合国网站上的统计报表，由于这些目标涉及范围广，背景十分复杂，困难也往往因地而异。因此，很难简单地回答困难是什么，但总体可以将困难总结为三个：经费、价值观和人口。
首先当然是经费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经费，他们就无法支付健康、教育、基建，这些都是发展和进一步解决其他各种问题的基础。不同的价值观也是推动这些目标实现的一个重大障碍。在有些国家，这已经不是价值观问题，而是一种歧视，他们不愿意让女孩上学，这对实现该国的教育目标而言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人口也是一个主要问题，人口的增长和由此带来的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压力相当大。世界很多地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不好，不少人认为要供养更多老龄化人口，需要更多的劳动力，需要有持续增长的人口。但是，人口越多发展的困难也就越多，对环境和资源的压力以及由此对发展带来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3 新兴国家提供了好榜样和正能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几年来世界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这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有何影响？新兴国家在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巴瑞·卡林：毫无疑问，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给千年发展目标带来了负面影响，毕竟经济的增长对推动人类发展是必需的，如果没有发展，我们只能在零和游戏中进行再分配。
如今，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们不再如以往那么富有。从政治上讲，他们的政府也需要首先关注国内问题，优先照顾好本国的贫困人口。慈善行动优先在本国开展。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他国的关注和帮助。
当然，有些人过分夸大了因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的对外援助减少对目标实现的负面影响，毕竟，发展更多取决于教育、基建、管理等诸多其他决定性因素。我们希望全球经济能逐步好转，因为如果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下去，各个国家及其领导人会更倾向于关注本国问题，而且将变得更不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或采取集体行动。而全球范围的伙伴关系对于促进全球发展来说十分重要，如果各国都处于政治稳定、低失业率和预算充裕的状态，那么诸如全球变暖、国际贸易规则等全球问题将能够得到更有效的解决。
相比之下，新兴国家在推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扮演了更重要甚至是主要的角色。因为那些需要与世界其他人口之间缩小差距的人群很大一部分分布在这些国家，他们的首要工作是照顾好本国。中国、印度、巴西，还有南非等的大国作用十分重要。如果他们做好了，那大部分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新兴国家应该为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向世界宣传他们的成功，给世界其他地区树立好的榜样并传递积极向上的力量。
4 具备可衡量的监测指标是选择目标的先决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提供 《2015后发展议程：目标、具体目标和监测指标》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确定2015后发展框架的主要依据有哪些？
巴瑞·卡林、林源赫：目前，我们提供了11个候选目标的建议列表。但需要就一个更短、目标更少的单子达成一致。最大的挑战是首先必须弄清楚现存的问题，如何使各方就这些问题和挑战有一个共同的立场。
在具体协商、确定框架和总体目标时，当务之急是找到共同点，同时这些目标应该给每个国家留出足够的弹性空间。具体目标（targets）应该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加协调的全球性途径来制定全球目标；同时，每个国家能够根据本国国情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各自的计划。在理想的状况下，应该注重目标所要达到的结果，但在一些情况下，过程目标和具体目标本身可能比结果更重要、更适用。
在选择总体目标以及具体目标时，其先决条件是存在可以衡量的监测指标，否则就无法对进度进行跟踪。在选择监测指标时，也必须确保指标能通过合适的管理数据和可行的调查获取。为此，还需要提高统计能力，以更有效地监测新的发展。为了成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框架协议，联合国必须拒绝简单化处理，不能只说空洞的大话、脱离实际。在确定具体目标时，获取数据方面会存在诸多困难，测量的过程、背景和内容等各方面都可能会面临一系列挑战。但是测量非常重要，没有监测指标就无法监控，也无法提交进展报告。此外，监测指标还可以激发讨论、提高认识。对监测指标的进度报告有助于获得公众的意见，有利于突出在推进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做得好的国家。测量为改进和协调提供了机会，更重要的是，测量能够影响行为。
5 用发展的眼光制定发展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监测指标的获取上，有什么标准吗？
巴瑞·卡林、林源赫：来自各方的对2015后发展目标的建议非常多，从诸多建议中挑出有限的几个实非易事，其中一个途径是，只采纳具有实用的、有说服力的监测指标的具体目标。如果没有大家都认可的可衡量的数据，我们就无法判断目标的进展，也无法规定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还需要就哪些方面继续努力。
在选择监测指标时，最好采取可直接衡量的。如果可能，尽量避免以认知为基础的，协调好管理性数据（administrative data）和调查数据的取舍非常重要。在管理性数据缺失的情况下，调查数据往往被作为唯一来源，但必须十分注意获取调查数据的渠道与方式。在取得调查数据时，必须规范数据的合理采集、问卷设计时措辞的选择，以及对统计数据的解读。尤其是价值判断很容易被渗透到调查和问卷中。在关键参数上，调查数据也被用来对管理性数据进行补充。但这样做的代价很昂贵，而且可能会出现存在更大主观性的问题。为此，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应避免“告诉我你想要的答案，我为你设计调查问题”的危险。
如果条件允许，还应注意对已取得的数据进行尽可能的分解、细化，以确保对进展的跟踪更可靠。千年发展目标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无法在合理成本下获得数据，以及一些用于跟踪进展的数据不够可靠。在选择指标数量时，应尽量地最少化，选择尽可能反映整体结果的。例如，将产妇死亡率作为反映公共卫生健康系统有效性的监测指标。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确定2015后发展框架的候选名单，目前做了哪些工作，有何体会？
巴瑞·卡林、林源赫：为了给出2015后发展目标，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包括在巴黎、北京、首尔、比勒陀利亚、孟买和里约热内卢举行了多次磋商。与会者对“贝拉吉奥目标”（Bellagio Goals）提了很多好的专家建议。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确定一些关键问题，并能够对这些问题的每个目标领域进行识别和测量。
各方就目标的普遍适用性达成了一致，即未来的目标应同时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们还需要考虑目标的可接受性。当前一些目标的指标有着政治挑战，例如一些国家不喜欢改革国际机构的目标。还有几个问题存在很大争议，例如千年发展目标在健康方面列出了三个目标，今后可能被合并为一个，对此，关注健康的倡导者表示担忧。还有，千年发展目标在细化数据方面做得不够好，我们希望这一点能在2015后发展框架中得到改进。
千年发展目标对政策的发展有着显著影响。在确定这些目标时，应该考虑时代的发展。技术在飞速进步着，其未来的发展不可预知。2015后发展框架的目标应该具有一定弹性，既关注当前挑战，同时也能够预见今后出现的问题。
受访者介绍：
巴瑞·卡林（Barry Carin），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博士，2009年正式加入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现任该中心高级研究员、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客座教授。曾任《全球治理》杂志（Global Governance）编辑。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全球经济领域。
在加入CIGI前，长期任职于加拿大政府部门，曾任职位包括加拿大驻新加坡大使馆高级专员、加拿大外交事务与国际贸易部贸易和经济政策助理副部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执行委员会加方代表等。
林源赫（Wonhyuk Lim），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1996年加入韩国发展研究院（KDI），现任该院全球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方向为国有企业和家族商业集团。曾在韩国总统过渡团队（2002年总统大选后）和东北亚总统委员会工作。2005—2006年，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2010年，他帮助在韩国举办的“跨越危机，携手成长”（Shared Growth Beyond Crisis）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制定了G20《首尔发展共识》。
（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贝拉吉奥中心（Bellagio Center）对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链接：
联合国八项千年发展目标：
1.消灭贫穷饥饿
2.普及初等教育
3.促进两性平等
4.降低儿童死亡
5.改善产妇保健
6.与疾病作斗争
7.环境可持续力
8.全球伙伴关系
CIGI、KDI共同发布的《2015后发展议程：目标、具体目标和监测指标》中提出的11个候选目标：
1.包容性经济增长
2.足够的食物和水
3.适当教育和技能
4.健康体格、精神与社会福祉
5.免受暴力，维系安全
6.促进两性平等
7.减少自然、技术灾害
8.能源、交通和通信渠道的公平性
9.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10.生物圈的可持续管理
11.全球治理和公平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