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在城市的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通过大力发展卫星城来控制大城市中心区的无限制扩张，利用卫星城促进大都市圈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式是可行的。因为，既提供工作岗位，又有完善生活设施的卫星城是伴随着大城市的发展而出现，为克服和解决大城市流行病而产生的，是当前城镇化进程新兴的、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践，很值得研究、探讨和借鉴。具体来看，卫星城对于一个大都市圈的空间、功能和布局上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有利于化解“母城”的压力，促进大城市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发展大城市、走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道路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趋势，而要继续大力发展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体系，就必须要解决目前大城市的“城市病”。而且近年来以信息咨询、金融保险、房地产等产业为代表的城市现代服务业的飞速发展，以及移动通讯、互联网、办公自动化等信息通讯技术与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列车等现代最新交通工具的出现，不但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且缩短了时空之间的距离，这一切都为特大城市的扩散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和经济上的可行性。
因此，在推进我国大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我们要借鉴国际大都市发展的经验，在快速发展的大城市的周边地区，通过选择优势区位，规划、建设、发展和培育卫星城，这不仅可以有效地疏解“母城”的人口和产业，遏止目前大城市中心区摊大饼式的发展，使“母城”的“拥挤”程度得以改善，生态空间趋于有序化，而且卫星城镇的规划和建设也使得大城市的边缘地带空间结构和环境建设趋向有序化，使其由城市的 “灰色”地带转变为经济欣欣向荣、环境天人相融的城市新兴地带，给大城市核心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生态良好的屏障区域，保障中心城区新鲜空气的补充与洁净水源的供给，使得中心城区和边缘地带实现交互辉映、共生共荣，最终保障大城市的扩张合理有序进行。
总之，大城市规划和建设卫星城镇，符合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和通过发展大城市，提升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以达到节约环境资源，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国情。
能够完善大城市体系，促进城市群的健康发育
对于城镇体系的理解，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它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城市地域网络有效的空间组织形式。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目前还落后于发达国家，原因之一就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发展落后。中国大城市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为什么差距大？差距在哪里？我们认为，差距就表现在大城市核心区有序化程度和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区域城市体系不发达，而这一差距的症结就是大城市卫星城的建设和发展水平。
在现阶段，大城市的规划、建设和发展，不仅仅只是中心市区，也应包括构建以大城市为核心的整个区域城市体系。而卫星城正是因大城市发展而产生的，并最终成为大城市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成为构建整个区域城市体系的纽带。因此，科学地规划和建设卫星城可以使区域大城市体系的整体性和有序性不断提高，结构趋于完整，功能进一步得到提高，从而建构人口、资源、资金、商品流动和技术、信息及产业扩散的完整而畅通的通道，强化区域城市群的合作与分工，提升城市群的活力，这是我国区域城市群健康有序发展的总趋势。
有利于区域空间结构的整合和重组，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新机理的形成
区域空间结构整合与重组的目标是加快由区域城市体系构成的空间体系化建设；空间结构重组的关键是建构由不同等级的空间链接构成的、实现产业的分工与协作以及生产力流动的通道；区域空间结构整合和重组本质是区域生产力要素的重新配置，而区位地域配置优质生产力要素是实现空间结构重组的基本要求；区域空间结构整合和重组的重点是培育新兴增长空间。
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大城市中心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高速运行，通过各个增长空间的特殊功能和通过卫星城构建的区域城市体系可向周围地区扩散，而在这种传播与扩散中，所有的信息、物质流等都处在一个增值的循环之中。因此在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演化中，大城市卫星城的发展，制造业外迁到卫星城市，形成新一轮聚集，不仅培育了新兴城镇，促进了大城市体系的完善，而且是使城市发达地区能够建构起比较完整而且畅通的要素和产业集聚与扩散的通道，能够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调整资源配置，凝结广大地区范围内的文化、科技、教育力量，最终强化了城市群的内聚力，构筑了新的经济空间结构，推动了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与都市圈的整体发展，提升了区域之间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和层次，实现了共同增长。
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极大地提升国家和区域的国际竞争力
用产业结构理论来审视当前我国大城市中心市区因人口和产业集聚过度产生的各种“城市病”，可以认为大城市产业结构出现了问题，即大城市产业升级缓慢，主导产业老化，市场竞争力下降，对就业人口的吸纳力不足等。因而可以从优化产业结构和合理布局生产力的角度去化解各类 “城市病”。
国际经验表明，大城市边缘地带卫星城的建设，在疏解城市中心地带过密的人口和产业的过程中，在集聚—分散的机制作用下，各类产业会重新在区位指向力的引导下趋向成本 （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经济空间。那些联系成本高的商业、金融、信息和以柔性化生产体系为主的中小企业向城市内部集中，形成大城市的“CBD”，而联系成本较低的以大规模、标准化为特征的制式生产为主的大型工业企业开始向大城市周边交通便利、地租和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区位集聚形成卫星城镇。
进一步强化我国大城市卫星城的规划与建设，一方面可以不断推进大城市核心区，即“母城”的可持续调适过程，加速制造业的外迁，为金融、信息、贸易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拓展空间，使城市的综合功能得到相应的提升。另一方面，城市在国内外市场上所具有的自身创造财富和推动地区、国家或世界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能力也不断增强；城市的大制造业外迁于卫星城市，使相关的公司和单位聚集形成新的生产地域综合体（产业集群），形成各类开发区或产业园区，同时园区先进齐备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制度建设，使卫星城镇成为我国大制造业与世界制造业紧密联系和合作的窗口与门户，这种门户效应必将为带动传统制造业的结构优化和升级，以及为发展新兴制造业不断创造契机，从而大大地拓展了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空问，提升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可以强化城乡联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伟大战略目标，全面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则是加强城乡联系，强化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和谐的必然途径。有关城乡联系的理论均认为，在区域的演化中，要强化中心城市对广大农村地区的辐射作用，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在城乡之间进行小城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卫星城作为大城市体系中的一种城镇形态，在实现城乡联系中起到重要的中介和枢纽作用。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卫星城的规划和建设一方面可以分担“母城”过于饱和的集聚功能，比如，将集中在大城市中心市区的一些政府机关的部分厅、局转移到卫星城市，形成另一个政治上的小中心；吸引一些重点大学的分校来卫星城办学，形成文化上的小中心；鼓励大工业企业，尤其是知名企业在卫星城建立新的生产基地和集聚成新的生产地域综合体或各类企业集群，形成经济上的小中心。这样最终会在大城市周边地带形成一个个井然有序的区域性小中心。另一方面进入卫星城镇较低的门槛、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快速发展前景，以及优势区位带来的各种发展机遇，不仅可以分流或吸纳相当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销往城市的大宗农产品交易中心，而且也为农村居民提供了一个有利于他们自身发展的场所。这样，现代城市性的因子和传统农村性的因子通过城乡联系的通道在卫星城这个特有的承上启下场所发生碰撞、冲突、渗透和交融，冲破了城乡的对立和隔阂的束缚，强化了城乡的联系，使区域结构由二元结构逐渐演化为三元结构，最终实现城乡的和谐一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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