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欧洲人现在相信，他们已经成功抵挡住了经济和金融风暴。在过去两年中，赤字和债务稳定了下来。欧元区外围疲软经济体主权债务收益率显著下降。葡萄牙和爱尔兰退出了援助计划。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风声也日渐平息。
确实如此，但有一个大问题：欧盟经济增长仍然萎靡不振。上个季度荷兰和意大利GDP呈现收缩之势，法国则勉强持平。预测者将欧元区2014年同比增长率预测值向下修正至1%。欧元区总体失业率仍高达 11.6%，而美国在大衰退期间的最差成绩为10%。希腊和西班牙失业率更是高达25%以上——年轻人失业率甚至更高。
欧洲经济仍饱受三个问题困扰：主权债务、欧元和飘摇不定的银行——尽管欧盟已经有了不少新的政策支撑网：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SM）、欧洲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和持有主权债务；以及11月欧洲央行接管了130家左右泛欧洲银行的监督权。所有这些改革都不足以重塑欧洲所急需的更强劲的增长。
普遍存在的经济不满反映在最近的政治不稳定局面中。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震惊了欧洲精英，极右翼政党、各色欧洲怀疑派甚至极左翼在许多国家颇有斩获，这部分是拜群众普遍对欧盟委员会的权力集中感到不满所赐。英国可能在2017年举行关于是否保留欧盟成员的公投，除非其欧盟成员条件作出修订。
当选领导人面临严峻的任务：启动艰难的劳动力市场、退休金体系以及税收的结构性改革。这些改革在危机之前就早应该实施，但直到目前仍在初级阶段（大部分国家都是如此），而高负债国财政状况改善也差强人意。意大利和法国要求豁免于欧元区预算赤字和债务规则约束。
经济学家不能断定快速财政整合会带来何种短期成本或收益。我的观点是这取决于事实和时机，如整合的规模、信誉和时机；取决于支出和税收削减的组合；取决于整合是否是持久且结构性的（如改变养老金机制）；当然还取决于货币政策立场。
由于大部分欧洲国家人口前景日益不利，目前的结构性改革速度是远远不够的。意大利和德国的退休人口/工作人口之比正在向1比1靠拢；若无更快的GDP增长、新的移民政策、提高退休年龄以及阻止福利支出扩张，税收就必然会在已然十分危险的高水平进一步大幅提高。
欧洲有三个广义选择。其一是维持现状——包括胡乱拼凑应对未来迷你危机的应对措施，一如过去几年的模式。考虑到欧元区内不同国家和欧盟的利益和所面临问题的不同，再加上笨重的治理结构和更改条约的困难性，这条路径堪称当选领导人的阻力最小路径——也是他们最有可能遵循的路径。
其二是认真的、齐头并进的结构性改革。这至少需要包括劳动力市场、退休金体系和反增长税法条文改革。另外还应该包括减少主权债务积压的积极尝试。目前，主权债务积压仍是增长的主要障碍，并在继续威胁某些欧洲银行。
若无十年的强劲增长（最低条件，但可能性很低），现有债务协定是不足够的。欧洲政府和银行最终将需要类似于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的解决方案。20世纪90年代，布雷迪债券在克服拉丁美洲危机及其对风险敞口高企的美国资金中心银行的威胁中居功至伟。与那时一样，必须商谈退出选择和信用延期等内容。
这一方针具有很大的政治困难，特别是在富国；但是，若组织得当，齐头并进的结构性改革将有助于重塑增长，而增长的恢复将反过来带来更健康的预算、更多的工作岗位、更良好的资产负债表和更少的金融风险。
第三个选择是反思和重构欧盟本身，从欧元一直到基本机构。作为自由贸易安排的欧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欧元只对少数现有成员有利，对于目前的希腊等国家来说则是弊大于利。一些经济学家建议采取双轨制欧元，“问题”国家使用围绕“甲等欧元”浮动的“乙等欧元”，直到它们遵守经济和金融规则并获得重入资格。
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是成立欧盟所带来的另一个巨大的好处。但欧盟委员会僵化的官僚勒令（diktats）让某些监管规则走得太远，强制低税收国家“调和”其税率的做法对这些国家的人民和企业来说是一场灾难。
短期内在第二种或第三种选择方面取得大进展不太可能，尽管如此，欧洲当选领导人仍应该不断测试那些政策有效，哪些地方需要改革。最近的选举好比起床号；欧洲领导人需要睁开眼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