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领导人而言，7月份创立“金砖银行”（NDB）和“应急储备安排”（CRA）的公告不啻于一场公关。
这份协议也给了金砖五国重申不满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所扮演角色的机会。金砖五国仅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1%的投票权，却占据全球经济活动的20%以上。美国拒绝批准2010年达成的协议，来纠正这种失衡的状态。同时美国也不愿放弃任命世行总裁的权限。
此外，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仍超60%。而超过85%的全球外汇交易都要用到美元。鉴于代表名额不足的国家不愿签署IMF的预防性信贷额度，央行急需美元时只能从美联储申请贷款。美联储在2008年危机中对提供美元互换基本持合作态度；但未来是否仍会如此谁也不知道。
因此，金砖国家对现状不满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他们的“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是否能改变现状。
“金砖银行”具有令人信服的逻辑。金砖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有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中国可能没有基础设施欠账，但却有大型建筑企业急于到国外承接更多的项目。于是“金砖银行”的潜在债权人和借款人愉快地实现了合作。
此外，从美洲开发银行到亚洲开发银行再到资本更小的非洲开发银行，区域性开发银行已经遍地都是。上述机构与世界银行进行合作。它们的存在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不构成重大威胁。
“金砖银行”也没有构成威胁的理由。仅仅1000亿美元的初始资金根本不足以满足全球基础设施所需。但时间或许可以逐渐改变资本金的不足。
旨在削减金砖国家对美联储和美元依赖的“应急储备安排”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与会五国同意拨付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所有相关国家均有权提取由此构成的互换额度。
但这里未来借款人和贷款人的利益并不明显契合。下一个陷入危机的金砖国家需要提取“应急储备安排”。但当无法确定借款方能否还款的情况下，其他成员国可能只愿借出象征性的数目。相对于开发融资，潜在贷款人和借款人的激励机制并不一致。
允许贷款人对借款人提出政策条件并督促其遵照实行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对主权国家提条件非常棘手——尤其当所涉国家像金砖成员国那样广阔、多样并引以为豪。比方说，很难想象巴西会接受中国提出的政策条件。
同样的问题困扰着其他建立换汇和信贷额度的努力，比方说亚洲危机爆发后提出的清迈倡议。清迈倡议涉及的国家甚至比“应急储备安排”更广。但由于贷款人和借款人的利益分歧，清迈倡议从未付诸实施——就连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达到顶峰时都从未实施过。
清迈倡议的设计者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要求提取超过30%互换额度的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一项计划。讽刺的是，金砖“应急储备安排”创立协议也提出了一模一样的要求。因此，“应急储备安排”不可能取代IMF。而且如果上述条款还不够发人深省，金砖国家对“应急储备安排”的缴款居然是以美元为单位的。
“金砖银行”对金砖国家具有实际意义。但“应急储备安排”却只有象征意义，这一点肯定会被历史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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