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来说，长达30年的双位数增长不但画上了句号，也意味着放弃一味追求经济增长数量的新政策的出现。中国将告别不计代价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模式。这新发展最近得到官方认可。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宣布，正采取步骤结束它所说的“GDP挂帅”时代。正如美国最近所实行的做法，传统的GDP会计准则将被适当调整，创新和研发将占更大比重。但中国会在一些领域做出更多调整，比如改善环境和人民的生计。
这工作的艰巨性自不待言。任何试图改变GDP结算方式，来更好反映经济生产质量的尝试，都是困难重重的。以GDP的结算来说，大多数主流经济学者都了解固有技术局限，例如污染或GDP概念中同快乐和满意程度相关的“负面外部性”。前者涉及如何为污染和其深远社会影响，准确定价的复杂统计难题；后者关系到怎么样评估人们满意度，或任何牵涉到比较人们快乐程度的哲学性问题。福利经济学学者一直在辩论，如何在不做出价值判断的情况下衡量快乐——或称为“享用”（utility）——但却没有得出什么结论。量化效用的“基本概念”，或名次排列的“顺序概念”都不被普遍接受。无论如何，若中国国家统计局尝试做出太多“质量调整”，将让中国的GDP数据不能用来做国际比较。
中国国家统计局这次做法的最重大效果，是对中国除了GDP数据外的经济表现，定期提供一个更全面和多方面的评估。将来，除了GDP数据，国家统计局将提供其他40多个核心指标，以更好地反映产业提升、技术发展、环境保护、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人民的生计等关键领域的经济和社会变化。
这样，中国决策者便可以对中国取得的“真实”经济和社会进展，有更平衡的观点，不被GDP数据过度误导。因此，长期来看，国家统计局新举措的重要性，不在于改变GDP会计准则，而在于未来转向更高质量经济增长的根本政策改变。
事实上，在今年于澳大利亚凯恩斯（Cairns）举行的G20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上，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肯定了这项改变。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更关注综合目标，如稳定就业和低通货膨胀率。政府将不再对一些GDP指标的短期变化做出反应，而是会坚持其结构性改革和产业提升的长期目标。楼继伟也再次确定，中国较低但较稳定增长是“新常态”。经济增长出现波动时，政府也不会像以往一样，采取不必要的刺激措施，来人为地促进短期增长率。
冷淡看待经济增长成果
几乎是巧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确定，中国已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2014年的GDP总量（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是17.6万亿美元，或比美国多2000亿美元。这些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数据，去年已经开始流传，但中国统计当局却拒绝接受。
不同国家GDP的国际比较，往往因为国内价格的巨大差异而被严重扭曲。这些国家的GDP被转换为美元所造成的汇率偏差，也是一个因素。采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方式，是要使用“国际价格”——实际上很接近美国价格水平——来纠正这些偏差。这就像《经济学人》所发明的巨无霸汉堡指数（Big Mac Index），也就是比较不同国家出售的巨无霸汉堡的价格，来确定当地货币的购买力。
中国2013年的人均名义GDP约7000美元，美国的人均GDP是其八倍。然而，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却是约1万3000美元，美国的只是中国的四倍。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传达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即中国的人均GDP，事实上并不是那么低，因为一美元在中国可以买到的东西比在美国多。但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是相当不同的概念，因为它只是应用国际价格来计算国内生产总量，并因此夸大了一个国家的GDP。
这一次，中国被正式确定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北京对此淡然处之，是可以理解的反应。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名义），仍然比世界上的80个国家低，“最大经济体”对中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而且，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后，中国也担心被要求对各种国际义务付出更多。更重要的是，中国已不再沉溺于不论是名义或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数据。
“国民收入主义”（GNPism）
因为缺乏更好、更有效的衡量方式，所有政府一直沿用GDP或GNP的增加，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也使用“人均GDP”来评定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和生产率水平。国民总收入（National Income）、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往往被交替使用，其中的差别很小。
国民总收入的结算于1953年被联合国规范，纳入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供属于市场经济体系的国家使用。
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因遵循马克思对“无生产力”服务型活动的偏见，使用了一个较狭隘的国民总收入概念，即物质生产净值（net material product）。它基本上只是记录物质性生产的GDP，也就是GDP扣除大多数服务型活动。改革开放于1978年开始后，中国逐渐改变这种计算国民总收入的概念，并接受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GDP数据也因此可以进行国际比较。
按GDP指标，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表现确实令人叹为观止，1979年－2013年的平均增长是9.8%，1991年－2013年则是10.1%。结果，中国的人均GDP飙升100倍，从1979年的人民币420元，增加到2013年的人民币4万1700元。这种持续的双位数增长是史无前例的，远远超越了以往也表现非凡的东亚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对这样让人刮目相看的增长，中国领导人可以理解的感到非常自豪。
非经济学者可能认为，经济增长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持续一段时期的高增长，是争取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即使是一个发达国家，也需要取得相当的增长来维持就业。
以中国来说，邓小平表示，他实行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取得高增长，这让一些人先富起来，并最终建设一个小康社会。结果，邓小平以后的历届中国领导人，都明显地实行了高增长的经济政策。因此，当中国的经济增长于1997年，因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放缓时，总理朱镕基就高呼“保八”。
10年后，中国经济（已更国际化）又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冲击。总理温家宝仓促推出了4万亿的大规模经济刺激配套。经济增长在2010年迅速回弹。
可以说，中国领导人长期实行促进增长的政策，并年复一年地取得辉煌的成绩，本身也无可避免的因此“嗜GDP增长成瘾”，形成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说的GDP崇拜。
有GNP癖的，不单只是中国领导人。1970年代中期，当新加坡日益繁荣和享有更好物质生活时，已故外交部长拉惹勒南便警告新加坡人，不要掉入沉溺于经济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主义”（GNPism）。
战后的日本也有其自身的“国民生产总值主义”现象。日本决策者也走上“不惜代价的增长”的道路，直到“泡沫”在1990年代初期出现。在经济高增长时期，东京是个污染的城市。
在GDP／GNP崇拜上，中国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地方政府甚至比中央政府更努力追求GDP增长。他们盲目的借贷和盲目的投资，目的只是为了推高地方的经济产量，几乎完全不考虑环境成本和其他负面社会效应。这是因为GDP增长，是地方官员表现的最重要关键绩效指标（KPI），他们的擢升就看当地的GDP增长。
因此，北京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降低了GDP增长的重要性，是明智的做法。从长远和从环境及社会的观点来看，这将让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更可持续。这将对中国有利，也对区域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