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现任政府及其西方支持这十分矫健地斥对以色列的批评为反犹主义。这可能不准确，也是自私的，但并不总是错的。
以色列正确地指出，欧洲的公共观点——在很小的程度上，美国也是——倾向于大力抨击以色列在加沙的暴行，而不去指责中东其他地方穆斯林针对穆斯林的更加血腥的暴力。
这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解释：以色列受西方政府支持，还得到美国纳税人的慷慨解囊。对于伊朗毛拉和叙利亚暴徒的行径，公共的愤怒没有什么效果。但以色列是“我们当中的一员”。
平心而论，过度热衷于谴责以色列、将以色列的暴力与纳粹的大规模屠杀简单地相提并论有急于摆脱愧疚包袱之嫌。几十年来，欧洲有一种集体愧疚，觉得应该为此前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感到羞愧，如今，人们终于可以带着幸灾乐祸的心理说，犹太人也可能是杀人犯。但是，尽管这不太合适，却并不一定是反犹主义。
将犹太人与以色列人相混淆导致了反锡安运动演变为反犹主义。比如，英国自由民主党政治家大卫·沃德（David Ward）批评“犹太人”给巴勒斯坦人带去恐怖。你可以质疑作为历史性计划的锡安主义，但否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很难与反犹主义区分开来。
反锡安运动的最阴险的形式存在于左翼分子中间，他们视以色列和美国为地球的双生恶魔。有些人认为，全世界每一件坏事背后都有美国的黑暗势力，从金融危机到乌克兰暴力莫不如此，并不懈地寻找每一项美国政策背后的以色列甚至犹太人的邪恶之手。
腐败的犹太影响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最初是右翼提出的隐喻。犹太人被认为是无根的民族，他们抱团排他，无恶不作，不对任何一个国家效忠。美国的移民社会顾名思义也是无根的。在二十世纪初欧洲右翼民族主义者看来，犹太人所控制的盎格鲁-美利坚资本主义破坏了血与土的神圣联系。
这一世界观还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归咎于犹太人，这看似矛盾，实则一致。布尔什维克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都是国际主义，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约瑟夫·斯大林实际上是苏维埃民族主义者，他也谴责犹太人是无根的四海为家者。）
针对伊斯兰的狂热的反犹主义攻击是显而易见的。如何以色列不仅仅是一个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可怕的国家，而是所有罪恶之源，那么不论什么形式的暴力，不论对己对彼产生多么破坏性的影响，都可以得到论证。如果以色列国防军是当代纳粹，那么就应该以万钧之力将其摧毁。如果所有犹太人都对镇压阿拉伯人负有责任，那么针对欧洲和其他地区犹太人的攻击就无可厚非，甚至应该积极支持。
我相信，西方真的持有这一信念的人是极少的。这些人存在于大学中。他们写博客。他们聚集在一起游行，和顽固反犹的伊斯兰军人一起示威。他们绝不是主流。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最热心的以色列崇拜者目前存在于右翼甚至极右翼。他们中不乏有着深刻反犹传统的政党的党员，如奥地利自由党（Freedom Party，早期党员中包括不少前纳粹分子）。自由党领导人与弗兰芒民族主义领导人菲利普·德温特（Filip Dewinter）和荷兰政治煽动家吉尔特·怀尔德（Geert Wilder）等民粹主义右翼明星一道，访问了约旦河西岸，并发表了支持以色列定居点的讲话。
这部分可以用对伊斯兰教的敌意解释。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者将伊斯兰教视为西方最大的威胁。因此，他们自然要为以色列政府采用严厉手段镇压阿拉伯人喝彩。正如怀尔德所指出的，以色列“在为我们而战。如果耶路撒冷陷落，阿姆斯特丹和纽约也会跟着陷落。”
但西方右翼民粹主义者和以色列国的这一新兴团结之势的主要原因或许比对伊斯兰教的共同厌憎之情更加深刻。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成不变的，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经历了几十年的英雄时期，它改变了许多。
早年，以色列被西方左翼当作进步之国崇拜，治理以色列的是波兰和俄罗斯社会主义者。但是，今天的以色列领导人不论言行都像是昔日的欧洲反犹主义者。以色列犹太人如今深深地植根于属于自己的民族土壤。但治国思想已不再是社会主义；而是某种形式的种族民族主义辅之以耀武扬威。因此，毫不奇怪以色列当前的崇拜者无不是一些极端偏执之徒。
他们比左翼反锡安运动者更多地反映了主流观点。世界正在日益分裂，恐慌的人们纷纷寻求更狭隘、更保守的身份：苏格兰人、加泰罗尼亚人、弗兰芒人、逊尼派、什叶派、库尔德人，等等。战后早期的理想化国际主义正在快速崩塌。部落感——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正在填补真空。而最讽刺的是，以色列本是一个由因世界主义观点饱受歧视的建国者所建立的民族国家，现在却成了这一危险区是的主要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