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看，中国近年来与周边国家的紧张与冲突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一个民族国家与一个经济人是一样的，首先要捍卫自己的权利；在与周边国家发生纠纷时，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尽管在这些争议中，任何一方不见得完全占理。更何况，与周边国家相比，中国的诉求有着更为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在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相对于周边国家更为开发和人口密集的国家，大量人口下南洋，也必然同时下南海。南海不仅是中国人的贸易通道，而且是中国人的渔场。中国人在南海诸岛上的暂时休整和长久居住就形成了中国南海主权的最初要素。再加上后来历代中国政府逐渐加强了对南海的管辖，成为了比周边国家主权申张的更为久远的法律事实。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都曾在中央王国的朝贡体系之内。在明代，安南，占城，瓜洼，苏门达腊和吕宋等，都是明朝的朝贡国；到了清代，虽然南海周边的朝贡国减少了，但仍在这一国际秩序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朝贡体系内的各国之间并不像现代民族国家那样有着明确的边界，且这一边界严格限制了不同国家人民的越界活动。朝贡体系所依据的理论是“五服”，即由中央王国的中心由内而外的“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是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平等社会实体的关系。
这种朝贡体系在近代西方势力入侵以后已经瓦解，周边国家，尤其是南海周边国家多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中国虽然受到削弱和入侵，但仍保留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只是昔日天朝上国的权威不再。即使如此，中国仍可被视为一个民族国家，她在南海周边国家失去主权的情况下仍然行使着主权。除了个别周边国家，如越南，会由其宗主国法国而与中国产生一些摩擦；其它国家都不曾提出主权要求。因而，早在1947年中国政府正式公布南海断续线时，周边国家或者没有独立，或者刚刚独立。它们自己或它们的宗主国也没有提出异议。只是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才开始主张权利。
与日本的紧张稍微复杂一些。虽然日本也曾是朝贡体系中的一员，但经常游离于这一体系之外，并有取中央王国而代之的野心。近代以来，它凭借武力吞并了琉球，以后又侵占了台湾和中国大部。二战战败后，它虽归还了台湾，但因美国占领了日本本土及琉球群岛，使得钓鱼岛的地位变得模糊。当美国将冲绳归还日本时，也将钓鱼岛一并归还，使事情变得复杂。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对钓鱼岛主权的申张。且有证据证明，即使在日本吞并琉球群岛以后，它并没有将钓鱼岛视为冲绳的一部分（胡恒，“甲午战争后日本地图证实钓鱼岛属中国”，《参考消息》，2014年8月7日）。
从中国维护主权的行为来看，一直坚守着一个底线，即不动用军事力量改变现状。但鉴于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在南海诸岛的一些岛屿和钓鱼岛并没有实际行使主权，而周边国家却用具体行为实际占有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近年来中国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包括设立三沙市，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派海监船到岛屿附近执行公务，在南海开发石油等等。在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坚持与争议国家进行和平的双边谈判，而不接受所谓国际法庭的裁决。其中的简单道理就是，中国认为何种解决方法对其有利。
如果中国一直坚守这一底线，便与许多新崛起的“大国”有着根本的不同。如美国在立国之时，其疆域只在阿利根利山以东、至多不过密西西比河，她的扩展是靠武力打败、剿灭和驱赶原住印第安人而实现的。她通过战争从墨西哥获得领土，她用武力镇压了菲律宾的独立运动，将其作为自己的殖民地。日本在近代崛起以后不断地用武力向外扩张，出兵占领了琉球和朝鲜，通过甲午海战的胜利从中国割走了台湾，后来又发动了对中国和亚洲与太平洋的全面战争。因而，中国对周边有争议的领土采取非军事的手段维护主权的作法，应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
朝贡体系下的中国是“强互惠国”
然而，如果中国仅满足于此，还是不够的。因为中国不仅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尽管朝贡制度已成过去，但我们不能否定它曾经起到的正面作用。首先它维护了体系之内国际秩序的有序和稳定。中央王国向周边国家提供安全和公正的公共服务。它并不利用其地位扩展领土。它帮助藩属国抵御侵略，甚至帮助它们复国。如明朝帮助朝鲜复国。当日本吞并琉球时，琉球王室成员也曾请求清朝政府出兵相助。中日甲午战争起因于中国对朝鲜的援助。第二，中央王国对藩属国的册封是该国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第三，朝贡制度是各国间贸易关系所借用的政治外壳，促进了贸易发展。第四，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传统通过这一体系逐渐形成体系内国家的文化共识，从而奠定国际关系的共同价值标准。
在朝贡体系下，没有如西方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剥夺关系，中央王国并不利用藩属国称臣而获取经济上的利益。藩属国的进贡多具有象征意义，中央王国遵循的原则是厚往薄来。进贡和还贡已经成为一种仪式化的政治关系。这种仪式化的象征意义甚至达到了极致，即有些所谓的“朝贡国”在上百年间只朝贡过一次。然而，这也并不是没有意义。即使不存在天朝上国与名义潘属国之间的宗潘关系，至少形成了一种和平关系。明代曾有“不征之国”，实际上我们也从未听说，不是“不征之国”的朝贡国家遭到过中国的征伐。在这种体系下，国与国之间相对和平。虽然不时有国与国之间的局部战争与摩擦，但不曾出现连年不断的大规模国家间战争，也不会有国家集团之间的军事对抗。
反观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国际体系。正如一个只有众多的个人而没有政府的社会一样，一个只有众多民族国家而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不能成为一个和平与稳定的世界。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平等的个人或国家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但总有“个人主义失灵”的时候，在这时双方都认为对方的出价达不到自己的底线，又不能一走了之，从而使谈判陷入疆局。在这时，只能动用武力。如果争端最终要由武力解决，则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就是一种武力竞争。这正是尤其是近代以来发生的事情。短短几百年，人类的武器已经从大刀长矛发展到了核武器。这还不算完，还有太空武器和基因武器等等在开发。
在传统世界中，结束这种战国状态有一个途径，就是一个强大帝国通过武力统一世界。然而，这在已经有了核武器的今天已不可行。因为一场核战争是没有胜利者的，结果只能是人类的毁灭。因此，通向世界永久和平之路必须是和平的。这又如何可能呢？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实际上，尽管我们强调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但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有同样的道德水准。虽然多次重复博弈可以促进合作，但总还有不合作的情形。人们之间之所以可以有较高的合作机率，是因为人群中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意识到合作对大家都有好处，从而自觉地促成合作，甚至不惜损害自己的部分利益。这如同桑塔费学派所说的“强互惠者”那样。该学派的仿真模型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没有强互惠者，社会就会崩溃。
从而，我们就知道，达致一个和平与稳定的世界，也需要类似的“强互惠国”。这个国家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具有向往世界永久和平的道德自觉，一是具有较大国家规模与实力。如同人群中有君子或文化精英一样，这样的国家应是一个君子国，其主流文化清醒地看到民族国家间的武力竞争最终会导致人类毁灭，而走向永久和平才是全世界皆大欢喜之途。为达此目的，该国必须用自己的力量推动新的国际规则的施行，这一规则就是不再把武力作为解决争端的最后手段。但要这样做，其规模和实力应该是较大的。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实力，就不能制止别的国家采用武力解决争端。
尽管康德的“人类可以打出一个世界和平来”的期望是错误的，但他设想的“一个强大而开明的民族”作为“和平联盟”的“中心点”（“永久和平论”，载《历史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6，第113页）则是可操作的。类似地，我也曾提出过“天下主义中心”的概念（盛洪，“终结核达尔文主义”，《权衡》，2006年第4期）。那么谁有资格作天下主义中心呢？从国家规模与实力来看，美国显然是首选。然而，从道德自觉的条件看，又显然不够格。虽然美国有关于国际事务的理想主义传统，如在威尔逊总统时期和奥巴马总统的早期，但理想主义从来没有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导力量。
不用说美国疆域的形成过程就是靠武力扩张的，在美国成为世界霸权以后，对外国的多次军事干预多以本国的战略利益为准绳，比较典型的，是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越南，它导致300万人死亡（百度百科“越南战争”条目估计中间数）；在伊拉克，它杀了60多万人（Lancet surveys，http://en.wikipedia.org/wiki/Lancet_surveys_of_Iraq_War_casualties ）。今天美国的国防开支高于其后12个国家的总和，她总在率先研究和开发更令人恐怖的新武器。为了保持武器技术的领先，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中国外交必然会走向天下主义
那么中国呢？从国家规模和实力上，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十年内超过美国。因而中国具备成为天下主义中心的条件之一。那么道德自觉呢？在今天，我们看不到明显的迹象，然而我们可以说，中国有着道德自觉的潜质。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天下主义的传统，并在相当长时间内奉行着天下主义的原则。朝贡体系只是传统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局部。诞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孟学说，很注意国与国之间的道德准则。孔子赞扬在国家军事冲突中仍然遵循礼的行为；孟子则说“唯仁者能以大事小”，强调大国对小国要仁慈；他们坚持要“以德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关于如何最终解决战国纷争的问题，孟子说要“一之”，即统一天下，而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尽管并没有充分实现儒家的世界理想，但以儒学作为主流文化的中国历代成功的王朝还是大体上遵循了上述儒家的国际原则。它们信奉“中国一人，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它们希望“近者悦，远者来”。汉代，尤其是东汉的贸易政策是自由放任的（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26页），宋代的进口关税平均约为10%（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41页），清代约为4%（张晓宁，《天子南库》，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第40页）。南宋乾道年间，一海外巨商死于中国，“有资巨万”，宋朝政府“属其徒护丧以归”（黄纯艳，118页）。它们期待“施仁义于天下”，并用道德约束自己在国际上的行为。甚至对于敌国，它们也不愿意乘人之危。唐贞观十四年，侯君集伐高昌，恰好高昌王去世，有人劝侯君集乘机攻打，被他拒绝，说“乃于墟墓间以袭其葬，不足称武，此非问罪之师也。”（《贞观政要》“征伐第三十五”）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虽然在近代以来其文化传统受到打击，但从长远看，仍有着强劲的文化底气，天下主义仍是一个融化于中国精神中的道德价值。因而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天下主义也会强劲复兴。李慎之先生曾说，“在中国复兴而取得与世界各国平等地位以后，中国的文化应该还是回复到文化主义与天下主义。”（“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二期。）更何况，中国还有着两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使它不得不走向天下主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约有20个邻国。与所有邻国和睦相处，有着互相尊重和信任、且充满亲情的好邻居，是中国人民的重要福利之一。因而中国要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要投入更多的资源于睦邻问题。而邻国与邻居的区别在于，邻居可以选择，如孟母三迁，千金买邻，但邻国不可选择。因而邻国相睦要花费更大气力。
再仔细观察，中国与其邻国的人口共约37亿人，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如果中国解决好与邻国的关系，世界永久和平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岂止一半，中国与其邻国就会形成一个天下主义的联盟，提炼出国家间睦邻友好的基本原则，积累和睦相处的实践经验，就会有一个强大的文化与实力的基础，进而将天下主义的原则推向全世界。
中国不得不走向天下主义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性的灾难就等同于中国的灾难。如果世界上发生核大战导致人类毁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中国人。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当一个人类群体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覆盖了全部人口的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时，全局性的福利或损失就几乎等同于这个群体的福利或损失，它就有足够的动力去获取这一福利或避免这一损失，从而作出具有全局视野的决策来。
因而，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就不仅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它还是一个建立和维护新的国际秩序的强互惠国。这决定了，她并不能像近代以来许多新兴国家一样，其目标是称霸世界，成为强权之一或最大霸主。她的任务，是要结束近代以来的、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秩序。尽管二战以后战争似乎少了，但决定国际秩序的基本规则并没有变。冷战没有打仗，但武器不断升级，破坏力越来越大。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军费曾一度下降，但后来又不断攀升。尽管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到2013年仍高达6820亿美元。这说明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它仍隐秘地但决定性地支配着当今世界。然而，只要这一种国际秩序不改变，人类就逃脱不了最终覆灭的命运。
天下主义中心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周边的领土争端
那么，中国的双重身份，作为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和作为天下主义中心是否有冲突呢？从短期看，可能有冲突；从长远看，并无冲突。一个岛对一个国家是有经济价值以及领土主权完整的尊严价值的，睦邻关系也是一种“国际社会资本”，也有着经济价值和安全、尊严与文化交融的价值。在短期看，针锋相对地争夺岛屿，可能会损害睦邻关系；照顾睦邻关系，可能在争夺岛屿方面手软。而从长期看，只有建立一种公正的国际规则，才能真正获得好的邻居；也才能低成本地解决争端。因而解决领土争端和睦邻友好并不矛盾。而如果只想用实力甚至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则必然恶化国家间与民众间的关系，也并不能真正享有该领土。更进一步，如果中国用武力解决争端，也就遵循了几百年来主导世界的国际秩序，也就等于承认，当年西方列强加害于中国的作法是正确的。
因此，现在对于领土争端，中国就不能仅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行事。因为有一种可能，就是不能通过谈判解决争端，这只能引起当事国关系的恶化。更有可能，在各方维护自己认为合法的主权时擦枪走火，导致战争。这就违背了中国的基本国际原则。反过来，中国就要靠智慧来同时解决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和维护领土完整的问题。但这种维护主权的方法并不是靠高调行动。老子说，“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大者宜为下。”意思是说，大国在与小国打交道时，姿态应更为谦恭；在维护主权时，应以静待动；即动作要谨慎和从长远考虑；涉及原则要坚持，涉及利益不妨做些让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向对周边国家实行乡愿主义，而是在坚持公正原则前提下的让步。
如南海问题。我在十几年以前曾提出，中国可以在坚持主权的情况下，让周边国家获得更多的当下的经济利益，如以象征性的税收和租金让周边国家开采石油。因为主权意味着提供公共服务和税收，而并不意味着不让其它国家的企业或居民在领土范围内获得经济利益。在一国领土上发展外资企业已经是一种常识。同时，中国应在争议敏感地区减少商业性活动，而增加提供地区的公共物品，即南海地区的安全。中国可以考虑与周边国家建立联合舰队，打击海盗，为过往船只提供安全。而只有中国有实力和经济回报支持联合舰队的财政，因为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依赖南海航路。久而久之，中国就是实际提供南海公共物品的国家，而她就更有资格成为这片区域的主权者（盛洪，“南海，新的国际规则诞生的地方”，载《为万世开太平》，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更进一步的以静待动，是练内功，即改进中国自己的制度结构。应该承认，中国现在的制度结构远没有汉唐时期中国相对于周边国家那样的优越。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还在探索之中，还缺少对中国社会的有效治理，和对其它国家的感召力。因而，如果中国练内功，就会在国际关系的“静”中发生变化，从而不动声色地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形成更强的文化与制度优势。从长期看，与周边国家的较小的领土纷争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容易解决了。
当中国真能全面解决与所有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中国也就能真正确立新的国际秩序。因为中国不仅有天下主义的理想，还有实现这一理想的丰富经验与实施能力。以中国为首的天下主义联盟就能对这个世界发生深远而有力的影响，最终实现国际秩序的转变。我们甚至可以将中国与周边国家解决争端的经验用于解决世界上那些难以解决的死结，如印巴冲突和阿以冲突。如果中国真能解决这些冲突，如果中国真的在人类避免核灾难中作出了不朽贡献，也同时获得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及其人民的最大福利，回头想想，过去的那些纷争不过是蜗角之争。
数年前我驾车游河西走廊，经过武威时参观了武威文庙。这座文庙的突出特点，就是文革浩劫以后还保留了许多匾额。其中一个匾额写着“天下文明”。“天下”和“文明”两个词放在一起我是头一次看到。后来才知道，这个“天下文明”很古老，它出自《易经》。我后来将这四个字作为一篇关于国际秩序的文章的题目。“天下文明”告诉我们，中国的“天下”不是一个物质世界的概念，而是一个有文化的天下。顾炎武说，“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所谓“率兽食人”，就是用丛林规则统率人类社会；所谓“人将相食”，就是把损害和牺牲别人当作自己生存的条件。而这正是现代国际秩序的写照；在顾炎武看来，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