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开生育率预测数据的层层笋壳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迟迟未动的人口政策迈出了跨时代的一步——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依照本届领导的执政逻辑，这一步原本可以迈得更大，目前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两个课题组论证全面放开二胎后将出现难以承受的出生高峰。
其中，蔡昉等20多位人口学家完成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认为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率将超过4.4，每年出生4700万；即便单独二孩，生育率也会反弹到2.4。翟振武课题组预测全面放开二胎后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即便单独二孩，生育率也会反弹到1.8以上。
2014年3月《人口研究》的文章公布了翟振武的论证依据：生了1个孩子的15～49岁妇女有1.52亿，60%～70%有生二孩意愿，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
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说，目前全国约有1.5亿拥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有近70%至80%的家庭有再生育意愿，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即约9000万育龄夫妻有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和计划，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
本文用“剥竹笋”的方法，看看这些数据有多少真货。
第一层笋壳：有人想生也生不了
翟振武文章中附有国家卫计委分年龄的生育意愿数据：20～24 岁年龄组有79.9%打算生第2个孩子，25～29 岁为70.2%, 30～34岁为60.3%，35～39岁为52.4%，40～44岁为38.6%。
但有生育意愿不一定能够成功怀上孩子。1980年以来，中国不孕人群逐年递增，其比例已升至10%～15%左右。而美国的不孕率却从1965年的11.2%下降到1982年的8.5%、2006～2010年的6%。
另外，即便成功怀孕，也不一定能最后生下孩子。由于子宫和激素等原因，部分胎儿难以成功活产。“生育障碍率”是指生理上难以成功活产孩子（包括不孕）的比例，不孕、堕胎和剖腹产是导致生育障碍的重要原因。中国的不孕率、剖腹产率和堕胎率都高于美国，生育障碍率应该比美国还要高。这里姑且采用美国的“生育障碍率”数据：15～29岁为11.0%，30～34岁为14.2%，35～39岁为39.3%，40～44岁为47.1%。
将翟振武文章所列的各年龄妇女，根据生育意愿和生育障碍率重新计算。比如，30～34岁妇女共3385万人，60.3%有生二孩意愿，有14.2%存在生育障碍，最终只有1751万妇女能生下二孩。依此类推，这1.52亿妇女将最多出生5827万孩子。
翟振武认为补偿性生育是分四年完成。每延迟一年，对应的是下一个年龄组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障碍率。经过平移计算，最多只能多出生5274万孩子。
第二层笋壳：有人原本就会合法生二胎
目前中国人口中仍然有超过60%是农村户籍，农村一孩是女孩本来就可以生二孩，国家卫计委的《2013年生育意愿调查数据报告》显示，全国每个妇女可以生1.354个孩子。而二孩平均生育年龄为32岁，也就是说还有相当部分35岁以下妇女在旧政策下可以合法生二胎，但目前还来不及生。
假设上述15～35岁妇女中的35%在旧政策下可以合法生二孩，合计有1390万二孩本来就是可以合法出生的，那么全面放开二胎只会多出生3884万（5274-1390=3884）。
第三层笋壳：有人原本就打算超生二胎
目前已经出生的单独二孩，都是在政策前怀孕的（原本算超生），比如湖北从3月27日到8月31日，收到单独二孩申请19878例，其中已出生6309人（39.9人/天）。浙江从1月17日到5月31日，批准申请43147例，出生2444人（18.1人/天）。全国人口是湖北、浙江的23.3倍、24.5倍，那么估算全国每天超生930～443人，均值687人，每年超生25万人。而以17.2%的生育障碍率计算，对应的是30万“着手”怀孕的人群。
单独家庭主要分布在城市，超生比例就不低了；全面二孩是城乡受益，而农村超生二胎的比例还较高。假设目标人群35%原本就打算超生，那么因为全面放开二胎只能多生2525万（3884×65%=2525）孩子。
上面是假定生育意愿都能“兑现”成生育率，其实理想子女数与现实生育率是有巨大差距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2000年前后的数据显示，24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平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63.5%。比如爱尔兰、英国、美国、德国的理想子女数为3.03个、2.53个、2.67、2.40个，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1.89、1.65、2.06、1.37。
1985年台湾地区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5，2010年为2.05。如果生育理想得以实现，那么总和生育率应该稳定在2.0～2.5之间，但是总和生育率却从1980年的2.5一路狂跌到1990年的1.8、2010年的0.9，说明很多妇女“壮志未酬”。1998-2008年总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8%。
从1977年到2010年，日本妇女的“生育理想”只是从2.61个下降到2.42个，但是总和生育率却从1.80下降到1.39，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比如2010年日本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42个（“脑动”），但是考虑各种现实压力，只打算生2.07个（“心动”）。很多人仍然会踌躇不前，付诸“行动”的比例更低。由于不孕率和生育障碍率很高，“行动”还不一定能够导致“胎动”；即便出现了“胎动”，还不一定能活产（“婴动”）。可见，从生育理想到现实，需要“过五关”：脑动-心动-行动-胎动-婴动，层层折扣。1992年-2010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1%～57%。
上海200多万个双独家庭中有40%～50%的人愿意生二孩，但是2008年以来的5年时间里，只有15000对夫妇提出申请，只出生7000多人。2011年河南在全国最后才实行“双独二孩”政策，预计每年将多生1.8万人，但是政策实施两年来，仅有600多个家庭生了二孩。
考虑到生育意愿和生育现实的差距，上面分析的2012年全面放开二胎后的“2525万补偿性出生”还需要扣除30%的水分，只剩下1767万。
第五层笋壳：有人会主动放弃生育机会
其实“笋壳”仍然没有剥干净，还有相当部分人会主动放弃生育机会。比如，上海双独二孩的出生/申请比只有50%。
在2014年单独二孩申请中，以女方年龄统计，上海30岁以下的占16.96%，30～34岁占56.18%，35～39岁 占 25.33%，40～44岁 占1.44%，45岁及以上的占0.10%。根据美国的生育障碍率的数据，估算上海双独二孩申请者中有29%左右主动放弃生育。
全国放弃生育的比例和申请者的年龄都低于上海，因此出生/申请比将高于上海。浙江省的女方申请者年龄在全国比较有代表性：24岁及以下占3.3%，25～29岁占33.7%，30～34岁占46.6%，35～39岁占15.1%，40岁及以上占1.3%，那么申请者主动放弃生育的比例估计为17.8%。
上面分析的全面放开二胎后的“1767万补偿性出生”还需要扣除主动放弃生育机会的17.8%，只剩下1453万，只有翟振武预测的9700万的15%。
二孩申请会逐月、逐年减少，假设补偿性出生在1～4年内以4:3:2:1的比例释放，那么每年将多出生581万、436万、291万、145万人；正常出生以人口普查2010年的1383万计算，每年总出生人数为1964万、1819万、1674万、1528万，远低于翟振武、蔡昉课题组所预测的4995万、4700万。
其实，仍然还残余一些“笋壳”：如双独家庭原本是可以生二孩的，全面放开二胎对他们没有影响。
单独二孩实践验证补偿性出生
2014年1月17日，浙江在全国率先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截至6月1日，除新疆和西藏外的29个省、市、区（130799万总人口）都已经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截至8月31日，全国只批准单独二孩申请约62万例，包括在政策之前266天内怀孕的约18万例（“超生”687人/天）。
可以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各省人口数和这次截止8月31日实行单独二孩的天数，进行加权平均。比如浙江总人口5443万人，到8月31日已经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26天，二者相乘，为1230048万人·天。将各省的数据相加，为19662664万人·天，除以130799万总人口，加权平均为150.3天。
也就是说到8月31日，相当于全国实行单独二孩政策150.3天，平均每天批准4124例申请；扣除政策出台前怀孕的18万例，那么新增申请是2927例/天。申请人数在逐月减少。假如全国今后214.7天每天批准2700例，那么一年（365天）只能会批准120万例申请，减去政策前怀孕的18万例和政策后原本打算超生的30万例，剩下的72万例以75%的出生/申请比计算，只会多生54万人。补偿性出生在1～4年内以4:3:2:1的比例释放，那么每年多生54万、40.5万、27.0万、13.5万人，合计只会多生135万人。
根据翟振武的预测，单独二孩政策后累计将多出生1000万人，全面二孩政策累计将出生9700万，是前者的9.7倍。那么把上面的数据乘以9.7，全面二孩后1～4年也只多出生524万、393万、262万、131万，合计只多生1309万人，比上面用“剥竹笋”的方法计算的结果还少。
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已经释放了一些补偿性出生。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的话，第一年（2016年出生）只会补偿性多生400多万人，正常出生以人口普查2010年的1383万计算，那么合计只出生1800多万，总和生育率只有1.7。
由于目前的生育意愿已经很低。停止计划生育，累计补偿性出生也不会到2000万，峰值生育率能达到1.9、2.0就算很不错。即便是最夸张的估计，峰值出生人数达到2500万（事实上不可能），也不过相当于中国1986～1990年、印度近年的出生水平。
中国能做好“接生”准备
我在2007年版、2013年版的《大国空巢》都提出：停止计划生育后出生高峰越高越好。纵观人类历史，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经济繁荣。中国1963年到1974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3亿多人口，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人口学基础。
二战后的婴儿潮奠定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60年代，婴儿潮人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70、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1990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
现在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危机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1970年代之后的婴儿荒；而美国经济能率先复苏，是因为在1980年代后生育率回升到2.1左右，又出现了一个婴儿潮。
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拐点，缺乏增长点。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内需不足，一方面是计划生育直接导致年轻消费者数量不足；一方面是很多人担心独生子女养不了老，不敢消费。停止计划生育的出生高峰将带动一个庞大的产业链（从孕妇服饰、婴儿奶粉、尿裤、哺育用品、洗护用品、婴童服装、幼教用品、多层次教育，到房地产、汽车等几乎所有方面），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将推动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为孩子投资是一种本能反应，只要政府解除限制，家长会不断地进行投资，大大改善内需市场。可见，停止计划生育后的生育高峰是超级内需，是驱动经济的“孩动力”航空母舰！担心出生堆积，就像久旱担心下雨一样。
从宣布停止计划生育到婴儿高峰，有差不多一年时间，政府有时间引导医院和企业做好“接生”准备。
我与全国多地的妇产科和其他科的医生讨论过，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医疗资源弹性很大，应付补偿性出生高峰是没有问题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年均出生2500多万都没有问题，现在医疗水平和条件还大有提高和改善。
婴儿食品和服装行业的弹性也很大。出生高峰对这些企业是巨大的商机，可以提供很多就业机会。市场可以引导企业将奶粉资源配置到婴儿奶粉上，并合理进口一些婴儿奶粉，政府也要大力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普及母乳喂养的知识。
目前城市的入学难是因为城市规划出了问题：现在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而城市却没有建设足够的学校，农村教师还大量下岗。总体来说，中国教育资源是严重闲置的。中国小学在校人数从1998年开始负增长，从1997年的1.40亿下降到2013年的0.94亿。停止计划生育，一方面可以避免教师下岗，一方面可以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
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
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要保持人口的世代更替，发达国家需要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中国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接近2.3。
社会越发达，教育水平和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丁克、单身人群比例也越高，生育率因此也就越低。佛教国家泰国、伊斯兰国家伊朗目前的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一致，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泰国的生育率只有1.4，而伊朗的生育率也只有1.9。台湾地区、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高于中国大陆，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13年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07、1.19。
中国大陆由于几十年的计划生育，经济和城市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规划的，少生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鼓励生育的难度比台湾地区、韩国还要大。
中国一方面要面对生育率难以提升，一方面还要面对20～29岁黄金年龄育龄妇女在2011年达到1.14亿的顶峰后开始减少，到2032年只有0.65亿。另外，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每年死亡人口却将由2012年的966万增加到2030年的约1350万、2050年的约1862万。即便是鼓励生育，也难以遏制人口锐减和快速老化。中国人口政策急需敦刻尔克大撤退式的战略转向。
今后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每年能多出生几十万人就算很大的政绩了。而之后鼓励生育（昂贵的“动能”）很多年，累计“多生”的人口可能还不如现在的补偿性高峰（免费的“势能”）出生的多。如果通过“过渡”方案将补偿性高峰过渡掉，是极不明智的。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2014年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是因为预测全面二胎年出生人数会达到难以承受的数字，但是单独二孩实践已经证明停止计划生育后峰值出生人数也达不到2200万。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小鱼量多且脆弱，最好的办法是不挑，不拣，不分类，一锅煮之；小鱼久烹则糊，越糊越粘锅；如果慢慢翻的话，会被翻烂，因此要干净利索。中国计划生育几十年，“小鲜”已经快“烧糊”了，并且很“粘锅”（阻止停止计划生育的力量很大），该翻就得翻。《韩非子》：“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各种分人群、分地域的过渡方案也违背了“人生而平等”这一基本的立法原则。《尚书》：“树德务滋，除恶务本。”人口政策应该有治无类，尽量普惠。
很多人以为计划生育晚停止一两年没有关系。其实生育障碍率在逐岁提高，今年能怀孕的，到明年可能就怀不上了。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很多网友向我哭诉：以前能生时不让生；现在让生却生不了。晚停止一年，就多损失一年的出生人口。
就像产前的“阵痛”一样，停止计划生育的社会成本是不得不付出的，但其政治、经济收益却是巨大的：可以节省财政支出，婴儿潮能刺激消费，给家庭带来欢乐、幸福、希望，给人们更多的人性和亲情，获得民心，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恢复国家持续发展能力。停止计划生育的行政管理成本更低，因为大家都可以自由生育，不用牵扯到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差异，不存在生二胎的资格鉴定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