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财富均衡、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是人们长期以来的夙愿，但不平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8月26日，美国《评论汇编》网站刊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的文章，探讨社会不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收入或财富不平等问题是在许多国家至少已经存在30多年的客观事实。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陡然上升，因为经济增长乏力使不平等问题更加严重。关于不平等的“旧”理论认为，通过税收系统实施的再分配削弱了经济发展的动机和势头。但是，经济发展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多元化的影响渠道和反馈机制使得做出确定的结论十分困难。此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程度一直呈下降趋势。这可能与直觉不符，但确是事实。
一系列国家的经验表明，严重或不断恶化的不平等，尤其是机会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原因在于不平等削弱了对增长导向型战略和政策的政治与社会共识，它会导致经济停滞、冲突频发或糟糕的政策选择。“代际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是机会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不平等问题恶化未必会降低“代际流动性”，这主要取决于民众是否可以普遍获得教育、医疗等支撑机会平等的重要工具。如果公共教育体系失败，私立教育就会取而代之，这不利于“代际流动性”。
不平等与解决发展问题之间还有其他方面的联系。严重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常常导致和强化不平等的政治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不是致力于发展包容性增长模式（inclusive patterns of growth），而是寻求保护富人的财富和自己的“寻租优势”（rent-capturing advantage）。这意味着贸易和投资的开放度较小，因为它们会带来决策者所不希望看到的外部竞争。
并非所有的不平等问题都应该用同一标准看待。成功“寻租”和以特权方式获取资源与市场机会产生的不平等对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极其有害，也会导致增长导向型政策的出台。过去30多年的收入不平等恶化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技术变化与全球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以特权方式进入决策过程，这是一个复杂和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然而，我们需要注意两个原因：第一，政策反应绝非千篇一律；第二，对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契约的可靠性的影响也不相同。
快速增长是有用的，经济高速增长导致收入增加，人们会在一定程度内接受不平等，尤其是在精英治国的环境中。但是，如果经济低速增长，快速恶化的不平等问题意味着人们的收入无法增加，相对和绝对收益都会减少。收入不平等问题恶化会诱使决策者走向一条危险的道路，即为了维持消费而大举借债，有时候还会伴有资产泡沫。因此，维持社会和政治的凝聚力，保持适度经济增长，有利于减缓不平等问题恶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