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球油价下跌，令美国和日本这样的石油消费国受益，而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则沦为输家。中国是原油进口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对于这波自2009年以来幅度最大的油价下跌，中国的反应是大量购入石油，因而该国在2014年底的战略石油储备量达到了一年前的两倍。上个月，中国又实施了另一个获取更多供应的举措：该国最高经济规划机构国家发改委指示国内成品油炼油企业囤积原油，每月向政府提供自己的最新库存数据。
陈懋修(Matt Ferchen)是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学者。他的最新研究领域侧重在中国能源部门及其和新兴经济体的政治经济联系上。在本次采访中，他谈到了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对于中国的节能之路来说，油价下跌存在着怎样的影响。
Q：原油价格已经跌至五年低点，中国的一个反应是扩大战略石油储备。这个机会它把握得如何？
A：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储备量相对较小；美国可以维持数月，中国大概只能维持数周时间，所以中国真的有必要扩大储备。虽然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已经回落，降低了中国进口的总体价格，但这并没有解决中国面临的长期能源安全问题。这终究将不利于中国经济及其对能源安全问题的考量。
Q：中国消费者从油价下跌中获益了吗？
A：油价下跌应有助于降低通胀。不过，我听说中国汽油的零售价格基本平稳，这意味着石油企业本身以某种方式提高了盈利能力。我认为，在中国，谁真正从油价下跌中获益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尚不清楚，在美国，情况就很明显——受益的是消费者，但是这也有一个缺点，因为之前大家有更多的动机购买能效更高、更省油的汽车，现在美国已经形成了这种购车趋势的苗头，但油价下跌可能会对其造成打压。
因此，即使中国消费者享受到了更低的汽油零售价格，这对中国究竟是好是坏也很难说。当你试图推进节能目标时，油价却下跌了，这会带来复杂的影响。
Q：中国与一些东南亚邻国在南海存在领海主权争端，油价下跌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减少在那里的能源资源勘探活动，从而缓解他们之间的紧张局势吗？
A：我不认为这会缓解紧张局势。我觉得，中国将继续进行资源勘探。它进行的很多探勘活动只是为了看看那里有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油价如此之低，对中国的勘探工作是个不利因素，但我认为，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存在着不同的投资期概念，并且面临不同的经济激励措施，特别是与私人公司相比，因此他们会继续开展已经制定的计划。
终究来说，中国的国营公司不用支付私营公司需要付出的那些成本。举个例子，如果你赊账开展勘探活动，就像美国的页岩开发那样，那会有一个有限的投资期，最终你需要把钱还给某人。但中国国有企业没有这种问题。
Q：俄罗斯因其在乌克兰的行动遭受了西方制裁，而且石油出口收入也减少了，为此它的经济陷入了困境，俄罗斯会向中国靠拢吗？
A：我觉得，中国在能源交易上的考虑，取决于更为有利的油价谈判地位，所以中国对和俄罗斯合作的兴趣增加了。另一方面，俄罗斯现在的选项很有限，所以也愿意达成更多的协议。我认为，俄罗斯一直都很希望展示，它确实能在市场上找得到替代买家，而且能在一个被描绘为对非传统势力（比如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利益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战略性合作伙伴。俄罗斯目前承受着制裁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双重压力，因此需要一个合作伙伴。我认为，双方合作既有实质利益的推动，也有展示延续伙伴关系的动机。
Q：那么中国与伊朗的关系如何？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由于发展核计划，它遭到了国际制裁。
A：我觉得更有趣的问题是：在中国眼里，从政治进程的角度而言，中东的哪些东西是稳定的，哪些不稳定。在美国眼中，伊朗不仅在核政策上有问题，而且也是叙利亚等政府的支持者，因此是该地区很多问题和不稳定局势的一个主要来源，但中国的看法不是这样。中国对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关系感到担心，希望他们能靠谈判的方式取得结果。
在谈到中国在中东的利益时，中国官员和学者经常提及该地区在政治、能源生产和运输上的稳定性问题，而且越来越多地提及该地区的不稳定局势可能和中国国内部分地区的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存在联系。因此，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实现关系正常化，从而增加伊朗石油的输出，并让伊朗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努力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那么美国和中国可能就会把伊朗视为一支有助于中东稳定的力量，中美都表示希望能这样。
Q：油价下跌将如何改变中国追求可再生能源的动力？它会帮助中国实现其阻止气候变化的目标吗，比如在2030年左右该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
A：我觉得，油价下跌对可再生能源有弊无利。如果汽油零售价也相应降低，可能就会对可再生能源造成负面影响，因为这会促使人们更多地使用车辆、购买车辆，导致空气质量恶化。另一方面，如果政府从油价下跌中获了益，能把这些钱拿出来，投入到其他类型的节能政策上，那可能就是件好事了。政府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出一些更加绿色的计划。
Q：在一次给外国记者协会做的讲座中，你说在2014年，能源以一种自七十年代以后前所未见的方式回归了世界首要议题之列。你能不能阐释一下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A：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公共政策、学术和非政府组织对跨国公司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监督有一个显著的融合。许多——尽管并非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美国能源和其他采掘业企业所扮演的角色上。由于70年代的两次OPEC石油危机，人们愈发关切美国的整体能源安全，且很多人也开始追问美国跨国公司的个体利益是否和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一致。作为回应，政策制定者通过了像《海外反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这样的法律，学者开拓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领域，环境与劳工类非政府组织也开始重新审视跨国公司的海外行为。
过去十年中，中国经历了自己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增，尤其是在能源和其他采掘业方面。在很多国家，比如苏丹、缅甸和委内瑞拉，中国国有企业和银行的行为可以说带来了意外和多余的外交政策难题。所以现在是时候让中国经历其政府与公民对中国公司海外行为如何影响国家利益的理解和管理方式的新生了。
作者介绍：
陈懋修(Matt Ferchen)现为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并主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投资与理念的政治经济学”课题。他的研究专注于研究中国城市的非正式经济治理，辨析“中国模式”的发展观，以及探讨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与政治关系。
陈懋修也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教国际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
陈懋修是杜鲁门和富布莱特学者。他的著作在众多刊物上发表，包括中文期刊《国际政治科学》。陈懋修曾在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生活、工作并开展研究。
注：
本文最初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