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央行终于启动了量化宽松（QE）政策。现阶段的关键问题是德国是否会给予欧洲央行所需要的方便，使其以足够的力度实施货币扩张。
尽管QE不能带来长期增长，但它大大有利于结束自2008年以来让欧元区饱受折磨的衰退。上周，在QE预期下，欧洲股市创出历史新高，这不但表明市场信心增加，也是货币宽松提振投资和消费的直接渠道。
但一些观察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前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依然质疑QE是否真的有用。克鲁格曼表示，一个“通缩漩涡”正在拖累世界经济大部，下跌的物价导致了无法摆脱的需求下降螺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似乎也同意这一点，两家机构最近又都再度调低了增长预期。
悲观派指出，世界经济受制于难以克服的总需求不足，导致新的“长期停滞”。货币政策被视为相对无效，因为名义利率存在著名的零下限（zero lower bound）。这一观点指出，在政策利率接近于零的情况下，央行对于通胀漩涡或多或少会产生无力感，经济也会陷入著名的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在这一情形中，需求无法有效地自我强化，于是拉低物价、提高实际（经通胀调整的）利率，并进一步抑制需求。
自2008年以来，这一观点在美国和英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中占据了主流。克鲁格曼认为日本曾经是唯一陷入慢性通胀的主要经济体——从20世纪90年代便已如此，而如今欧盟、中国以及最近的瑞士（从高企的瑞郎和下跌的物价看）纷纷步了日本后尘。从这一观点看，美国也仍处于这一漩涡附近，因此急需凯恩斯主义者一再呼吁的财政刺激。财政刺激与货币政策不同，悲观派认为它在零利率下限特别有效。
在我看来，悲观派夸大了通缩风险，这也是他们最近预测失准的原因。最令人瞩目的是，他们没能预测到美国和英国的反弹。美国和英国出现了增长加速和失业下降，即使它们削减了赤字。要不是准确地诊断了2008年危机，是无法开出有效的药方的。
悲观派认为投资意愿出现了大幅下降，凯恩斯所谓的“动物精神”损失惨重。根据这一观点，即使利率极低，投资需求也将保持低水平，因此总需求也会依然不足。通缩将进一步恶化形势，只有大规模财政赤字才能填补需求缺口。
但2008年深度衰退的原因要更加具体，解决办法也必须更有目标性。2008年危机前，受影响最大国家出现了大规模房地产泡沫（美国、英国、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就警告说，这一投资不当过程的后果需要时间才能消化，因为随后会发生具体资本（在这个案例中是房地产存量）会出现过度供给。
但比房地产泡沫破坏力更大的是雷曼兄弟倒闭后发生的席卷全球资本市场的金融恐慌。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决定给市场一个教训，放任雷曼兄弟倒闭，这是特别糟糕的信号。恐慌剧烈而严重，央行不得不行使其最后贷款人的基本作用。
美联储在雷曼兄弟倒闭的前几年中表现拙劣，而在此之后表现特别出色，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遏制了恐慌。英格兰银行亦然，尽管其反应速度稍慢一些。
按惯例，日本银行和欧洲央行反应最慢，在更长的时间里保持了更高的政策利率，没有采取QE和其他扩大流动性的措施，直到现在才幡然悔悟。事实上，这要求两家机构的新领导人——日本银行的黑田东彦和欧洲央行的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最终开始指定正确的货币政策。
好消息是，即使在零利率下限，货币政策仍然有效。QE提高了股价，降低了长期利率，让货币发生贬值，也舒缓了信贷动荡，即使利率已经接近于零。欧洲央行和日本银行没有因为再通胀工具不足而受损，它们因为没有采取足够的合适行动而受损。
货币政策起效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财政刺激对短期需求管理而言不是一个强力工具。讽刺的是，在著名的1998年的文章中，克鲁格曼解释过个中缘由。当时他指出——也正如我意——短期减税和转移支付会部分地储蓄起来而不是花掉，而公共债务会成倍增长，给财政平衡和经济带来长期影响。即使目前利率处于低位，他说，它们也终会上升，从而增加新增债务的偿付负担。
在所有主要央行纷纷追求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情况下，石油价格迅速下跌，而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刺激了投资机会，因此2015年及以后的经济增长前景要好于悲观者的看法。上升的利润，合理的企业投资前景，欧洲和美国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的基础设施支出的巨大不足，向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低收入地区出口资本品的融资机会，和满足全球投资低碳新能源体系需要的机会，这些都是乐观的理由。
如果私人投资存在短缺，问题不在于真的缺少好项目；而在于缺少政策明确性和互补性长期公共投资。因此，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计划以相对较小数量的公共资金，解放大规模私人资本流，以此为欧洲长期投资提供资金，这是迈向正确方向的重要一步。
显然，我们不应该低估决策者让不利局面更加恶化的能力（比如增加希腊偿债压力导致社会无法容忍）。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年的主要增长威胁，比如未解决的希腊债务危机、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和中东动荡等，在性质上更加偏向地缘政治问题而不是宏观经济问题。2015年，明智的外交和明智的货币政策可以带来繁荣之路。广泛的复苏就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只要我们能够很好地结合这两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