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的西爪哇省首府万隆这些日子成了国际媒体的宠儿，曝光度极高。究其原因，既不是因为它的“东方小巴黎”的历史美誉，也不是因为它的火山盆地的秀丽风光，而是因为亚非国际政坛的万隆情结。60年过去了，政治家，外交家，记者和学者们始终没有忘记这座气候宜人的东南亚疗养胜地对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
这无疑是“万隆精神”的当代效应。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共同发起这个史称“万隆会议”的第一次亚非会议时，估计也没想到它会催生出一个后来誉满全球的“万隆精神”来。不过于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万隆召开的会议确实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它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对当时世界格局的突破。在日益蔓延的美苏冷战气氛和双极格局下突然冒出了一个由2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参加的，把两个超级大国都特别点名排斥在外的大型国际会议，对于当时正在全球拉帮结派主导世界政治的美苏两国确实是一个震撼。尤其是会议发表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以反帝、反殖、反控制为基调提出万隆十项原则，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一步细化，形成后来广为流传的“万隆精神”。
60年后的4月24日，亚非领导人会议《2015万隆公报》发表，洋洋41条，俨然就是一份南半球国家集团宣言。虽然很难将与会国日本也看作是南方世界的一员，但整个公报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南半球亚非国家的认知和诉求，而且公报的第40条还宣布万隆为亚非团结的首府。可以预计，随着印尼亚非中心的设立和发展，万隆将可能成为未来南方集团的真正首府。
在纪念万隆会议60年的今天，北京对于万隆精神的注重非常引人注目，它对万隆的青睐完全超出了外界的想象和预期。4月13日中国政府就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特别会议。4月21日至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亲率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题为《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出访国外，很少在一个地方呆3天以上。来印尼之前，习近平访问了巴基斯坦。即使是在这位“全天候”的“铁杆盟友”那里，他也只呆了一天半，把这次出访的大部分时间都给了万隆的祖国印尼，在那里逗留4天3夜，这样的安排与规模实属罕见。
中国领导人的万隆情结
中国领导人包括习近平似乎有一种浓厚的万隆情结。万隆是新中国多边外交的起点站，是北京在国际峰会外交舞台上的第一次闪亮登场。这次登场不仅使中国在建国初期突破了外交孤立，而且还参与并主导了亚非国家国际行为基本准则的制定。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经历朝鲜战争，除了苏联东欧几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朋友，在国际舞台上还相当孤单。可就是在万隆，中国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施展国际影响的好机会，并把许多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写入了《万隆宣言》里，从此万隆精神和北京就再也分不开了。
当时来万隆开会的近30个国家，大多刚刚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历史背景，社会体制，政策诉求和外交利益千差万别。唯一能把大多数参会国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在美苏两霸日益加剧的竞争中保持民族的独立和国家安全。但是在内政体制设计、经济发展道路和社会改革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可弥合的分歧。中国虽然当时还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远远没有像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那样被苏联紧紧地控制。尽管如此，以总理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还是遭到了一些新兴的，但极端反共的国家的攻击与指摘。就在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周恩来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顿时让与会者都冷静了下来。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这是周恩来补充发言的开场白。随后他即兴展开，推心置腹地告诫大家应该“求同而存异”，力主会议将“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面对争论不休的各国代表，周恩来建议“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大型外交谈判博弈，尤其是碰到僵局的时候，从来都是智者为王的时候，谁能超越纷争，弥合分歧，一呼百应，谁就是博弈操盘手和谈判的引领者。周恩来运用“求同存异”的方程式和炉火纯青的外交技巧给万隆会议找到了最大的公约数，同时也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6年后第一次真正突破了美国的外交封锁和苏联的猜忌，走上了世界多边外交舞台。
万隆精神的时代价值
万隆会议的“求同存异”精神更是北京当前在解决许多外交难题，扩大中国的战略活动空间时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与战略启示。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在几个大的外交版块的打造中都碰到了同一个难题，即如何在优化自己的战略利益时最大限度地调动其他伙伴或竞争对手的合作积极性，从而创造双赢甚至是多赢的局面。在这个问题上，万隆“求同存异”精神的外交智慧潜力是不可估量的。周恩来当年在“饱受殖民主义痛苦，追求民族独立发展”上找到了亚非国家共同合作的基础，相信今日的中国政府同样也能将“求同存异”发扬光大，广开思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同美国、欧洲、亚太地区周边国家和其他亚非拉国家的竞争合作时，打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命运共同体”。
万隆亚非国家还为北京的“一带一路”构想提供了良好的地缘战略依托。以南半球国家为主体的万隆亚非国家集团涵盖了全球75%的人口和30%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一带一路”所惠及的50多个国家和44亿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是万隆大家庭的成员。光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就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数字。可以想象，如果把亚非国家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地位提高到与它们全球人口比例的相应水平，将会拉动一个多么巨大的经济增长并产生一个多么巨大的国际市场。“万隆南南合作经济”一旦形成规模，将会加速“一带一路”工程的推进；而“一带一路”工程的推进反过来也会对尚未成熟的南南合作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一点，2015亚非会议领导人似乎也有非常清晰的领悟，他们在公报中指出，“亚非国家间的域内贸易和投资潜力有待充分释放”。但如何“充分释放”，就看各国怎么去做了。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设想正好与“万隆南南合作思想”吻合。对于中国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来讲，没有比万隆亚非国家这个大家庭更好的合作伙伴了。正如习近平在他的讲话中所说，中国愿意和亚非国家“守望相助、把握机遇、共迎挑战”，大家“抱团取暖、扶携前行”，“继续做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
与西方大国博弈的战略依托
饮水思源，没有万隆，当年北京就没有机会结交那么多游离于东西方阵营之外的亚非朋友并得到他们的认同，后来这个朋友圈随着殖民主义的解体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大。1971年联合国大会表决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正是这些朋友帮了北京的大忙，尤其是非洲的朋友们冲在最前面。是万隆真正为中国铺开了超越社会主义阵营通向世界的红地毯，这是北京永远不会忘记她的首要原因。
如今，万隆精神与中国国际秩序价值观的核心思想亦呈极高的相互重叠势态。亚非国家在建设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方面与中国理念相近，是中国在与北半球西方大国博弈时完全可以依托的战略伙伴。这一信心，习近平在他的《弘扬万隆精神》的讲话中也表露无遗。他呼吁北半球国家要对南半球国家平等相待，“确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在不附加政治条件基础上，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力度，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缩小南北差距”。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明确承认“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尊重“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并禁止“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如果说这些产生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基本国际关系准则现在正在慢慢被西方国家抛弃的话，那么捍卫这些准则的任务似乎主要落到了中国和万隆亚非国家集团的头上。
《2015万隆公报》第15条强调，“我们强烈反对并谴责包括制裁在内的一切违反《联合国宪章》、破坏国际法和指导国与国之间和平关系的准则和原则的单边胁迫行为”。这个话说得还是蛮重的，反映出国际社会在以什么基本原则来指导各国国际行为这个根本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也反映出亚非国家对现行国际体系被北半球所主导的强烈不满。事实上，如何在团结的基础上捍卫联合国的立会原则已成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准则的当务之急，中国要想在这场博弈中掌握主动权，100多个亚非国家的支持确实是一笔宝贵的外交财富，应当无比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