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发展，迫切需要健全质量更高、结构更优的县域产业体系，促进发展方式真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加快推动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促进县域经济绿色转型，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创新公私合作的县域投融资模式，建立社会资本的稳定投入机制；依托城市群和都市圈推动县域协同发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充分释放县域改革红利，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
县域经济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点，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基石。在新常态下，县域经济发展也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承担着促进国家区域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使命，面临着提质增效升级的战略任务，更蕴含着巨大变革和创新活力。在这一背景下，特别需要重新审视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明确当前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适应把握并引领新常态，谋划未来发展道路，促进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一种阶段性特征，符合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实质是经济发展迈向更高水平的新阶段。在发展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需要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更加突出发展质量，通过推进经济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推动经济发展方式深刻变革，最终实现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空间核心，对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发展、提升发展质量、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县域经济以县城为核心、农村为腹地，连接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是城乡人口、资本、信息等要素集聚的空间枢纽，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主要增长点。从统计数据来看，县域经济是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力量，县域经济增长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高。截至2013年，全国县域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7.8万亿元，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53.5%，贡献了我国一半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停滞，反而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并处于相对合理区间，依然是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县域经济整体平稳发展，并从县域入手，推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的大发展，激发广阔的农村市场需求，培育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将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扩大回旋空间、增强应对底气，真正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
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要求和驱动因素有了显著的变化，其核心在于质量。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人口老龄化日趋显著，农业剩余劳动力可用空间已经不大，转移速度和规模都明显收缩，“人口红利”正在减弱，同时传统产业供大于求，产能严重过剩，投资扩张空间缩小，投资增长明显放缓。新常态下，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将由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转向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创新驱动，迫切要求将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013年，我国县域内人口总数达8.8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6%左右，既是蕴含巨大潜力的内需市场，更是具备形成 “人力资本红利”的实现基础，如果能够将县域人口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将会形成巨大的创新能力，为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供持久有力的支持。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是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全面转型的过程，需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最终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县域是城乡之间的连接点，占有最大的国土面积。2013年，全国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包括市辖区）2853个，全国县域国土面积约89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3%。从空间经济角度来看，如果不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推动县域城镇化，县域就是城乡二元割裂发展的分割线。而积极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县域城镇化，促进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城乡统筹，可以有效缓解转移人口的经济和心理压力，更好吸纳农村劳动力，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农业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化，既能够便捷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又可以有效避免大中城市过度拥挤，有利于推进城乡人口、产业、空间深度融合，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互动、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县域经济对保持我国国民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在经济新常态条件下，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突出体现在经济结构转型压力大、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资源环境约束加强、投融资机制不完善、开发合作不足等方面。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市场条件发生深刻变化。过去经济增长主要靠数量扩张，市场竞争主要是价格竞争。现在经济增长转向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并存，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品牌服务竞争。在这种形势下，县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愈加突出。第一，在经济新常态下，县域经济单一依赖出口、资源的传统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例如，东部地区县域经济的主体主要是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产品主要是传统产品，面临全球市场低迷引发的外需紧缩压力，转型之路非常艰难。中西部的很多县还未完全步入工业化中期，相当部分农业大县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仍占较大比重，受自然和市场双重因素影响，生产波动性和风险性较大。第二，县域产业发展同质化和产能过剩问题较为严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相当部分县域产业体系雷同，而且很多产业链条短、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能源消耗较大。特别是一些县域经济主要依靠钢铁、电解铝、水泥等传统工业或光伏、风电等新能源产业支撑，目前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运行风险逐步显性化。第三，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兴增长点培育不足。伴随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国际经济复苏疲弱态势延续，县域经济发展普遍缺乏新的增长点。特别是在服务业方面，与现代农业和工业配套的先进服务业发展滞后，电子信息和互联网新兴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第四，县域企业创新能力仍然不足。长期以来，县域企业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发展主要依靠要素低成本优势实现规模扩张，尽管存在“船小好掉头”的优势，但往往对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的重视不够，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普遍偏低，往往难以形成市场占有率高和科技含量高的优势品牌产品。
（二）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
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城镇人口规模和经济结构变化与其吸纳能力和承载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县域的经济能级和产业层次取决于要素吸纳及承载能力，县域经济的影响和辐射范围取决于经济规模和产业带动力。只有县城及中心镇具备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加之拥有中心城市无法比拟的生态环境，才能更好地承担区域产业分工职能，才能够成为农村人口就近转移的首选区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大中城市人口密度高，规模较大，而县城及中心镇普遍规模偏小，聚集和吸纳人口、产业的能力相对不足。现实中，我国很多县域城镇功能不健全，城镇化质量不高，教育、医疗、科研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缺乏，缺乏足够的承载力，很难吸引人才、资本等高端要素集聚，还往往容易导致大量人口外流，而要素聚集程度不高又导致各项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资成本高、使用效率低，使得城镇的集聚效应更难发挥，容易形成城镇化滞后的累积因果循环。
在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早期，许多地方企业就地办厂、分散布局，重复建设突出，导致土地浪费和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目前，尽管“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不再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流，园区化承载、集群式推进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形态。不过，由于前期高速发展的先破坏、后治理，重利用、轻保护，对区域自然环境有很多“透支”，导致县域出现资源趋紧、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问题。同时，伴随工业化加速和产业区域梯度转移，我国大量工业产能逐渐向县城汇聚。一方面，随着大中城市产业升级和节能减排，很多大城市的工业产能向县域下移。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向园区集中和城市集中，工业产能大多数移入了县城。两方面工业产能在县域汇聚，客观上增加了县域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长远来看，很多县域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原有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快速凸显，县域发展面临着既要进一步加强生态建设和自然保护补“欠账”，又要在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条件下为转型发展增容量的严峻挑战。
县域发展不仅对县域自身建设具有很高要求，还肩负着使乡村相对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向城市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明的生活方式转变的重大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县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建设将会加速推进，这些都需要强大的资金保障。但是，目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机制仍不完善。一方面，在分税制财税体制下，县域财权与事权尚不能完全统一，县级财政负担过重，导致区县级财力严重不足，财政收支矛盾尖锐，县域财政很多成了“吃饭”财政，没有多少财力安排公共事业和建设支出。而在财政资金扶持方面，国家财政往往“抓大放小”，扶持的对象主要是大中型企业，而作为县域经济主体的中小微型企业较难得到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也相对不足。由于金融机构自身逐利的特点，金融机构信贷向大城市、大行业、大企业集中特征明显，县域中小企业，特别是风险高、投入大、回收期限长的涉农项目中小企业往往缺乏长期稳定支持。加之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实行集约化经营，县级金融机构的管理权被大大压缩，县级金融机构贷款权限和额度收缩，使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能力不断弱化。
在传统的地方考核体系指引下，县域经济发展以竞争为导向，往往更多侧重利用本区域内的发展资源，采取差异化政策，吸引外部投资强化自身竞争力。从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来看，这有助于形成发展竞赛，在短期内促进发展基础好、政策灵活的县域经济优先发展。但同时，由于县域竞争多于合作，县域经济发展往往自成体系，区域资源共享性也相对较差。具体体现在，一方面，在空间经济发展布局上，往往由于缺乏跨区域的产业链式延伸和各个环节的分工合作，导致县与县之间、县与中心城市之间同类产业区块并存，过度竞争严重，无法很好地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县域经济相对独立的发展模式，与区域中心城市联系不够紧密，缺乏区域联动发展机制，往往导致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难以向县域渗透。县域发展利用中心城市的技术、人才、信息等创新高端要素比较困难，不利于县域经济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而中心城市的产业、人口也难以向周边县域疏解，导致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和环境恶化等“城市病”加剧。
县域经济发展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在新常态条件下，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应健全质量更好、结构更优的县域产业体系，加快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县域经济绿色转型，创新公私合作的县域投融资模式，依托城市群和都市圈实现县域协同发展、充分释放县域改革红利。
（一）健全质量更高、结构更优的县域产业体系
县域经济发展要适应我国经济阶段性发展特征和运行规律，实现质量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新常态”，促进自身经济发展方式要真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从要素驱动的增长向创新驱动增长转变。首先，以新型工业化为依托，加快推进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产业化和工业的集聚化，推动制造业产业链各环节的专业化、服务化，大力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互联网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壮大主导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重点以市场为导向，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农则农、宜游则游，发展一批特色优势突出、功能定位清晰、集聚效应明显、辐射带动力强、财政贡献率高的主导产业，发挥特色竞争优势，同时“有进有退”，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继续化解过剩产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将有潜力的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成为主导产业。其次，加快发展县域服务业，特别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推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发展和应用，挖掘县域信息消费、文化消费、生活消费服务业潜力，切实发挥现代服务经济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后，实施县域经济创新驱动战略，通过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重点围绕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需要，发展智能制造，鼓励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柔性制造、个性化定制、智慧物流等新型制造模式，支持县域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多元创新发展，加快推动县域产业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培育壮大产业竞争新优势。
（二）加快推动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
县域经济发展需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而新型城镇化不仅仅只是一个城镇规模扩张、空间扩大的过程，而是要立足统筹城乡，由“物的城镇化”向“人的城镇化”转变。因此，加快推动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首先，要促进产城融合，从县域环境资源条件出发，促进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服务业的融合，将产业发展与人口集聚、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其次，要提升县域城镇的承载和服务能力，以现有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为基础，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构建合理的乡镇、村体系和村落空间布局，围绕县域城镇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民生需求，完善基础设施并发展县域服务业，发挥县城和中心镇在市与乡之间的产业、要素、资源配置等方面的衔接功能，优化城镇功能，提高城市生活质量，提升城市发展品质。最后，县域城镇化发展要结合城镇化制度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和征地补偿制度，形成城乡人口公共服务共享机制，形成有利于促进城乡人口迁移转换的体制机制。
新常态是经济减速转型提质的新阶段，也是绿色发展提质的新契机。大量实践证明，一个地区拥有生态资源优势往往更有发展前途和发展后劲。因为长期来看，拥有好的生态环境，就意味着投资创业有更大的优势，聚集优秀人才、吸纳先进生产要素有更大的空间。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把绿色发展作为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力量，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充分发挥生态环保的引导作用和倒逼机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节能环保产业，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县域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绿色经济道路，创造更多的绿色财富和生态福利，把生态比较优势转化为生态竞争优势。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是经济欠发达县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跨越发展的有效路径，但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为代价承接产业转移，不仅难以获取产业发展主动权，反而往往容易长期处于发展被动地位。因此，县域经济发展要承接国内外先进的产业转移，更要明确绿色发展理念，使承接产业转移符合经济规律、地方实际、国家产业政策发展方向和资源环境保护要求，促进承接产业转移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区域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的同步。
（四）创新公私合作的县域投融资模式
从目前的情况看，县域经济发展仍然需要财政金融支持。特别是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仍需通过实施增量返还、财政贴息等方式，用于扶持产业项目发展，并积极鼓励农村金融发展，支持各类金融机构搭建融资平台，为县域重点工业园、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济组织协调融资。同时，更重要的是，县域经济不能单纯依靠传统财政金融模式，而应利用我国的民间资本存量优势，建立社会资本稳定投入机制，突出发挥民营经济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推动县域城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现阶段，应充分把握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机遇，重点创新政府公共部门与民营企业合作、国有经济体与民营经济体相结合的PPP模式，把县域政府部门的社会责任、战略规划与民营企业的创业精神、民间资本结合到一起，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制定战略规划，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发挥民营企业的市场效率优势，以生产要素互换为基础，支持民营资本自行融资开发县域城镇基础设施，以市场化经营城市为手段，主动承担市场风险，通过商业地产开发、住宅房地产开发、专业市场开发等项目运作，实现资本增值，建立县域发展的可持续投融资机制。
（五）依托城市群和都市圈推动县域协同发展
在城镇经济体系中，县域经济有相对稳定的空间区域，有比较独立的自组织生产体系和行政管理主体，是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县域经济是封闭的“诸侯经济”。相反，在区域一体化日益加强的趋势下，县域经济发展应立足自身禀赋，主动突破行政地域边界，以区域市场为主导，在更大范围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内进行资源配置，形成跨区域的协作机制。一方面，县域应利用自身空间节点优势，多渠道、多形式地融入城市群、都市圈的协同格局，构建功能互补、分工合理的区域发展体系，在区域城镇体系中承接来自大中城市的技术、资本、人才、信息、管理等要素辐射溢出，促进城乡之间研发、生产、服务、销售等方面的交流融合。另一方面，县域应把握国家推动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明确自身在城市体系中的战略定位和角色分工，优化发展空间和产业功能布局，积极建设卫星城镇和次级增长中心，主动承接中心城市的人口、产业转移，联动城乡融合发展。
（六）充分释放县域改革红利
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启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进程最根本的因素就是改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使个人、企业的自主性和活力得到巨大的释放，一直影响至今。在经济新常态下，要素成本和资源环境的红利相对减少，但政府改革创新红利仍在增加。县乃国之基，自秦以来绵延2500余年的县域，是我国历朝历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同样，县域改革也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从宏观管理体制上对县域发展“松绑”，加快推进“扩权强县”改革步伐，通过扁平化放权式改革使县级政府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在财政体制、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等方面赋予县域更多权限，将是县域改革的趋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一轮县域改革不是搞政策洼地，不是要政策、争优惠、占资源，而是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基础上的体制创新。因此，县域经济改革需要利用、执行并创新产业、土地、税收、信贷、投资、科技、人才等各项改革政策，通过政策引导各类要素通过市场机制向县域经济转移集中。同时，县域尽管从行政管理角度上说是一致或相似的，但从自然地理、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角度来说则是类型多样、千差万别，不同地区县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结构调整的空间和创新发展的驱动力不尽一致。因此，主动适应新常态，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既要强调统一性，也要尊重差异性，要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结合起来，既要领会和贯彻落实改革顶层设计的战略意图，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开展不同区域的差异化试点，充分调动地方干部和群众的创新活力，大胆实验，鼓励地方先行先试，在可全国推广的创新政策和执行机制方面走在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