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观是指人们对财富价值的观念与认识，是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价值判断，国家财富观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和经济增长路径选择都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要实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目标，就必须反思传统的国家财富观，确立与经济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新财富观，引导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及一国财富观的变迁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不仅取决于国家的现实情况，同时还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财富观。财富观是指关于财富的认识和看法，它是制约和支配人的经济行为的价值因素，从深层次上影响着人们的政策选择和价值判断，也是个人经济活动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和价值规范。一国完整的财富观应该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国家财富观和个人财富观。国家财富观指一国整体上对财富的认识和看法，是有关国家大政方针制定的价值判断。而个人财富观指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对财富的认识和看法，它是个人行为选择的价值判断。现实中，个人财富观往往并不等同于国家财富观。一般来说，当个人财富观与国家财富观相一致时，就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当其与国家财富观发生冲突时，则会制约经济的发展。
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话题。人类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归结为不断创造、分配与使用财富的历史。也正是这种对财富的占有欲望，不断激发出人类的创造力，将人类一步步推向文明的征程。这一过程也反映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衍生出不同的财富观，也相应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效应。归纳起来，整体上的国家财富观的变迁经历了以下四个过程。
第一，“实物形态”的国家财富观。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对于财富最直观的认识就是财富具有使用价值，并且依附于实物形态，形成了“有用即为财富”的观念。经济学中“实物形态”的财富观从古希腊到古典经济学时期一脉相承，在人类早期的财富观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第二，“货币形态”的国家财富观。扩大的物物交换催生了货币的发明，然而深受古希腊以来的财富观念影响的学者不敢承认早已在世俗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金银货币是财富。直到15世纪，重商主义的出现才将货币捧上了财富的宝座。重商主义认为金银货币是唯一的财富形态，并且将金银货币作为获取财富和权利的途径。同时，重商主义还认为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一国财富的增加依赖于国际贸易顺差，因此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大力扩大出口，减少进口。
第三，“价值形态”的国家财富观。自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统计学家）开始，财富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价值形态”主导的财富观念，其核心问题是探索财富或价值的源泉。具有代表性的有配第提出的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的“劳动价值论”，和经过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美国经济学家）等人发展的“要素价值论”，以及19世纪末边际学派推崇的“主观效用价值论”。
第四，“知识形态”的国家财富观。在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出现了以“知识形态”为主导的财富观念。这种财富观念的出现伴随着发达国家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知识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许多经济学家开始修正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生产函数，将知识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引入到生产函数中，考察知识积累对于财富增长的影响，并将知识看作财富的源泉。
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反映在财富观上，其显著表现之一是我国长期以来受以物质财富为主导的国家财富观影响，导致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重有形物质资产、轻无形资产，重资源开发、轻技术发展，重实体经济、轻虚拟经济，国家财富观不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其二是个人财富观与国家财富观相背离，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国家财富观虽然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量的增加，但是从长期来看，却制约了经济增长质的提高，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产业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现象严重。从财富观来解释，原因在于我们过于重视物质财富，如钢铁、煤炭、汽车等制造产业，却忽视了无形财富的创造与积累，尤其在制造业中，高投入、高产出、低利润的模式尤为常见，导致我国的制造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末端。这种“路径依赖”与忽视自主创新、研发与品牌等无形财富积累的财富观有关。第二，盲目追求有形财富的积累，忽视以无形的精神财富、生态财富来换取有形财富的增加。表现在实践中，往往就是产业发展过度看重第二产业而忽视第三产业。第三，国家财富观和个人财富观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矛盾冲突，导致部分民众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将国家的财富低廉地变现。
可见，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首先要改变国家财富观，要在追求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兼具物质财富、知识财富、文化财富、生态财富的多维度新国家财富观。在调整产业结构时，注重对知识等无形资产财富的投资，就会使得我们把投资从过剩的制造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上来，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就业。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时，加强科技研发水平，注重品牌与创新，提高生产率。保护生态财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以新财富观引导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路径
发展经济和促进财富增长仍然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但是人们不能仅仅从物质层面来追求财富，还要在精神世界里寻找财富增进的路径。不仅要考虑财富的生产，而且要重视财富的公平分配与有效利用。同时我们还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眼光和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高度关注财富形式的变化。
如何对一国的财富合理准确地进行度量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价值判断。GDP并不是唯一的度量国家财富的尺度，2013年世界银行发表的《变化中的国家财富——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测量》报告，从资本产出、自然资本和无形资本三个方面来衡量一国综合财富，即一国所拥有的财富是指其所拥有的资本产出、自然资本和无形资产的总和。在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可从这三个方面来确立新的国家和社会财富衡量尺度。
1.产出资本尺度。产出资本是指一国中由人类生产生活所创造出的物质财富总和，包括各种建筑物、基础设施以及机器设备等。产出资本是有形资产，但不是有形资产的全部。产出资本的核算可以采用永续盘存法来估计机器设备、建筑物等资本存量。
2.自然资本尺度。自然资本是指一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包括农业用地、保护区、森林、矿产和地下资源等。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自然资本是国家财富的基石。在我国一些地区，农业用地是自然资本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最高可以在自然资本中占到80%。自然财富可以作为发展资金的重要来源，因此，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管理显得尤为重要。自然资本经常采取折现法进行估算。
3.无形资产尺度。无形资产被视作剩余价值来衡量，是总财富与产出资本和自然资本之间的差额，隐含对人力、社会及制度资本的衡量结果，也包括对经济高效运转起促进作用的法制和管理等因素。其中，人力资本包括未经训练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是国家财富中最难计算的部分，但又是决定未来财富的关键因素，几乎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国民财富中最重要的资本形式；社会资本是指以集体形式出现的家庭和社会人员组织、机构生产的价值。当前，就大多数国家而言，财富的创造来自于无形资本中人力资本的增加、治理能力的改善以及技术的变革。
完善财富增值的获取渠道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类的活劳动是价值财富增值的唯一源泉，而交换不是价值财富增值的源泉。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财富增值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是国家主体的劳动，二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交换来实现增值。主体的劳动不但是本国价值增值的源泉，还是全人类价值增值的源泉。与其他国家的交换是通过本国的比较优势，利用相对价格的差异与他国进行交换，这种方式虽然不能使全人类的价值增值，但可以使交换本体实现财富增值。从交换功能来看，虽然不是价值增值的根源，但却是本体价值增值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交换过程中，它可以激励一国不断创新，提高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在交换过程中取得相对优势的价格，从而获得其他主体的财富，实现财富增值。
这种交换行为能够从两个方面促进国家宏观经济增长：一方面，交换是生产准备得以完成的条件，也是保证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环节，还是来自于主体劳动的价值增值的实现工具；另一方面，交换行为能够调动各类资源参与生产，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节约经济资源的角度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效率。
形成以最小的成本实现财富转移的路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家也积累了巨额的财富，然而民众的生活水平虽然也有所提高，但改革的红利尚未实现全民共享。在此层面上，如何实现财富的下移成为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在现今的情况下，财富转移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的趋势，如财富聚集于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一些垄断部门利用其垄断地位把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同时享受着极低的要素价格，尤其是在资源行业，如此等等。
为此，我们要通过制度的变革，以最小的成本进行财富转移，实现民富国强、藏富于民的目标，真正能够让民众充分享受国家发展和变革带来的福利。第一，完善社会分配体系，建立合理公正的分配制度。建立合理的初次分配制度和再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同样要注重公平。根据社会成员的贡献进行直接分配，改变现今我国众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过低、贡献与回报不成比例、财富难以积累的现状。第二，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产品。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是政府的职能之一，通过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一方面能够减少民众的相关支出，另一方面能够增强民众抵御风险能力，增加财富的积累。第三，宏观经济政策上实行减税。减税是诸多国家富民的主要政策。对于企业而言，降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率，能够减轻企业的负担，增强企业的实力。对于民众而言，减税意味着降低所得税率和提高起征点要并行，以此减轻个人负担，增加民众收入。
注：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和“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支持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3JBGP014、HSSTP201401。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段雨辰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