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曹和平在做客《中国经济学人》栏目时表示，中国用不着和印度抢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中国人口在10亿以下是合理的，人口控制的政策还不应该放松，他建议可以在8-15年以后再放开二胎。
曹教授在经济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但从上述言论看来，曹教授对人口问题了解有限，而且可能深受“适度人口论”的误导。鉴于其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身份可能赋予这种言论一种学术的光环，我们对曹教授的主要观点作如下回应。
首先，曹教授对中国和印度人口的比较存在明显错误。曹教授说：“中国目前的人口总量是14亿人，印度是11.5亿人，即便印度每年增长1200万人，也需要20多年才能赶上中国。”事实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底中国人口总量为13.68亿；而印度人口总量在2014年底约有12.7亿。中印两国人口相差不到亿人，而非曹教授所说的2.5亿人。
再者，无论中国是否放开生育，印度人口超过中国都是迟早的事，根本不存在中国可以与印度争夺人口第一大国的情况。与很多中国人预料的相反，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印度完美的人口结构和未来的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将是印度相对于中国的最大的基础性优势。
曹教授声称，“从人口负载力上看，按照原来的设想，中国人口的承载力上限是15.7亿人，合理水平是在10亿人以下，如果现在就放开二胎的话，很快就会突破上限。”
不知道曹教授所言“中国人口的承载力上限是15.7亿人”的数据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但根据我们对各种人口承载力计算的了解，这个数据所依据的某个假设只要做微小的变动，结论就可能从15.7亿变成30亿。至于曹教授所称“现在就放开二胎，很快就会突破上限”，一贯严重高估中国人口的计划生育部门都不会认同这个说法。比如，2013年12月7日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负责人表示，到2020年总人口将低于14.3亿人，峰值也将明显低于15亿人。 而根据笔者最宽松的估计，即使立即全面放开并且大力鼓励生育，中国人口也不可能超过14.5亿，更不用说15.7亿。
曹教授所说“中国人口在10亿以下是合理的”，很明显是受到了“适度人口”论的影响。“适度人口”的概念来自西方的Optimum Population，原意是“最优人口”，当年被中国人口学界翻译成“适度人口”就是刻意的误导，因为“适度”暗示着超过了就不合适，需要减少。实际上，国际学术界早已摈弃这一概念。使用国际学术期刊在线系统以“Optimum Population”为关键字从1932至1980年可检索到数十篇文章，其中不少是批评声音，而自1981年之后则仅有一两个作者还在使用这个概念。然而，在中国知网（CNKI）用“适度人口”自1981年检索到151篇文章，这些文章一边倒地论证中国全国或各地区的适度人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宋健和田雪原等人的文章。
宋健、孙以萍1981年在论证中选择的标准是，中国1980年在营养构成中与日、法、美相差最大的动物蛋白摄入量。他们以法国的摄入量为目标，假设中国各类农产品在不同年代年增长比率上限为1%到6%不等，得出要达到法国人的动物蛋白摄入水平，中国在2050年最多只能容纳7.38亿人。然而，年增长率的假设上限上调2%，到2050年的容量就增加300%，换言之，略改一下增长率，7.38亿的极限人口成了30亿。实际上，中国现在已经超过13亿人，营养水平与发达国家几无差别。
田雪原、陈玉光在同一年的文章中则定义：技术装备程度 = 固定资产/劳动人数，并假设到2080年，工业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在2010年前后分别是5.5%和4%，工业技术装备程度年增长率在2010年前后分别是4%和3.5% 。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为了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装备程度，到2080年中国的工业劳动人数最多只能有0.6亿，用类似的方法得出农业劳动人数应为1.2亿。再给定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得出，到2080年中国的适度人口为6.5亿至7亿。然而，用这种方式来决定劳动人口有任何意义吗？而且，固定资产年增长率的假设只要增加1%，到2080年的适度人口就要高出170%，从7亿变成19亿。实际上，中国自1980年的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就远远超过文中设定的增长最高极限。
这些论证的假设之荒唐，推断之草率使其毫无学术价值。宋健是优秀的导弹专家，田雪原是资深的人口学家，他们对适度人口的论证完全依赖于无法验证的假设。选取何种指标来表达人口数量是否适度？这些指标又如何随环境、技术、经济、社会等条件改变？这些条件的改变反过来又如何受人口数量的影响？每一步都高度依赖于背后的假设，而每一个假设都存在巨大的随意性；这些假设相对于结论则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即假设的一个微小变更，可能导致“适度”人口估算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远大于由这些结论所催生的人口政策对人口规模所能影响的幅度。这也是为何针对地球承载人口的答案从几亿到一万亿不等。这些结论在理论上无法验证，在现实中毫无意义。
那么，是否存在某种意义的最优人口数量呢？可以说，所谓最优人口数量应该体现在亿万家庭的愿望中，而不该是某些人根据自己的心理幻觉来替这亿万家庭给出一个数字，以至于他把假设条件中的某个指标随意下调1%就可以影响千万家庭的幸福，阻止无数孩子来到人间，并导致千百万家庭最终承受失去唯一孩子而遭受家庭毁灭的人伦惨剧。简言之，当每个家庭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孩子数量，并对自己选择的后果有充分认识并愿意承担责任时，这时的人口数量才是最优的、适度的。
宋健和田雪原的论证为什么会不约而同给出中国适度人口是七八亿的结论，而且这个说法又如此容易被人接受呢？
在很多人心目中，美国是中国的参照目标，但要把中国人口减少到美国的3亿似乎太过，所以折中降到七八亿似乎是心理上容易接受的水平。合理猜测，如果美国有10亿人，中国也许就不会有限制生育的念头。当然，也许有人会争辩说，美国如果有10亿人，就不会这么富强。其实，过去200年来，美国人口一直在增长。如果说人口从几百万增长到几千万，到1亿，再到3亿，美国是越来越发达和富裕，那有何理由相信从3亿到10亿就会突然变差？难道10亿就是一个诅咒，一旦超过，所有的上升因素都会逆转，还是这个天限本来就是臆想出来的？
长期以来，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人口增长的历史。早在人口只有10亿时，马尔萨斯就警告地球已经无法承载更多人口，但现在世界人口已经突破70亿，人们却普遍生活得更好。如果说人口一直无限增长下去可能还有担心的理由，但时至今日，中国人口已经非常接近峰值，面临的并不是人口无限增长，而是未来的一路下滑。在这种情形下，争论人口是否越多越好已经没有意义。
在只看到人口的分母效应的观念之下，很多人会臆想如果人口减少一半，那么人均财富就会增加一倍。然而，这根本就是一种刻舟求剑似的幻觉，即在假设外部经济规模不变的条件下来看人口减少的影响。实际上，对财富来说，人既是分母也作用于分子，而且分子效应比分母效应更长效更宏观。无论是深入的经济学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人口衰减过程中，除了分母下降，分子的下降却更多更持久，最后可能导致人均相对更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就是鲜活的例子。
简而言之，所谓中国的适度人口是七八亿，或者说合理人口在10亿以下这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说白了就是东施效颦的心理和刻舟求剑的幻觉。而到今天，宋健和田雪原当年的假设早被事实推翻，人口超过13亿的中国比之前远为富强，威胁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已经是人口的老化和萎缩，现在还相信把中国人口规模降到七八亿会更好就更是荒谬了。
而且，人口趋势具有极大的惯性，当前的生育状态直接影响到几十年乃至百年后的人口形势。此外，决定生育状态的是整个社会的生育观念和养育机制，这些外部因素本身也具有强大的惯性。在人口变化的这种内、外双重惯性下，生育限制政策对人口状态的影响是不可能操纵自如的。人口规模被强力降至七八亿后，萎缩过程绝不会戛然而止，而是会在上述双重惯性下，长时间地持续下去。如果生育限制的人口目标是七八亿，很可能在降到两三亿之前都无法稳定下来。
虽然曹教授在担心放开二孩人口会暴涨超过15.7亿的所谓上限，但按最宽松的估计，即使立即全面放开并立即鼓励生育，中国人口最终也会降到大大低于10亿的水平。中国目前每年出生人口不到1700万，在未来10年，处于生育高峰期的22到30岁的女性数量将萎缩44%左右。假设无限制下的自然生育率比目前生育率高出25%并稳定在这个水平，那么10年后出生人口也只有1200万人左右。即使假设届时中国生育率可以奇迹般恢复到更替水平并假设每个人都活到80岁，那么最终总人口也不到10亿（96000=1200*80）。
何况，在可预见的将来，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口最终将远远低于10亿的水平。世界几乎所有低生育率国家都在大力鼓励生育，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低生育率国家成功地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中国的生育意愿远比这些国家更低，中国生育文化所遭受的破坏程度比任何国家都更严重。在中国城市，生育一孩已经成为正常的默认选择，而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是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现象。
自1991年以来，我国生育率已有20多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在2010—2013年的生育率仅为1.18、1.04、1.26、1.24，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处于世界最低之列。即使生育率被低估10%，那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相对于2.2的更替水平，每一代人也将减少36%。在这种情况下，曹教授竟然还建议在8-15年以后再放开二胎。如果中国真的是在8-15年以后再放开二胎，那时还有多少人愿意生二胎？如果错过这几年的机会，数量众多的70后甚至80后女性的生育力将大幅下降，届时仅依靠人数本来就在快速萎缩而且生育意愿更低的90后，中国出生人口只会不断走低。
有人会说，中国人口基数大，不必庸人自扰。但实际上，正因为人口基数大，所以衰减的规模也更大、惯性也更大、影响也更深远；世界也将无法填补中国人口塌陷所形成的巨大窟窿。中国人口极端老化和急剧衰减的灾难只能靠自己来应对。
按我们的理解，曹教授把人口众多看作是中国的劣势，但从各方面来看，人口众多恰恰是中国最核心的优势之一。
首先，人口众多让中国在军事装备、通信和交通等基础性行业里，通过内部循环就能保持足以维持竞争力的规模，确保中国在政治和安全上的自主性。中国近年国防工业突飞猛进，与发达国家的装备差距逐步缩小。这得益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研发能力，但人口萎缩将削弱这些基础。维持同等的国防力量，人口减一半，人均分摊将增加至少一倍。
其次，人口众多能促成细分、多样化、竞争激烈的更大市场。在13亿人的中国，很稀奇的创意产品，哪怕万分之一的人需要，也可形成13万人的市场，催生一个行业。对于成熟的产品，庞大的市场能容纳更多参与者，让优胜劣汰下的胜出者更强大；脱颖而出者在全球率先达到规模效应，实现盈利，并逐步占领海外市场。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美国就是这样产生了大量的跨国公司。过去中国发展水平较低、交通和通信条件落后，众多人口并未形成有效市场。但中国现在已是能源、钢铁、建材、电器、汽车、网络等行业的全球最大市场，不久后将成为几乎所有行业的最大市场，这将有助于更多中国企业像华为、联想、腾讯等依托本土市场的规模优势走向世界。
再者，人口众多也是庞大人才规模的基础。当今，大学教育是从事科技事业的前提。虽然总人口仅中国几分之一，但美国的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却长期高于中国，这是美国科技力量领先中国的重要原因。但这一情况在2007年逆转。从科研人数来看，中国在2000年不到美国一半，现已超美国；20年后将远超美国。尽管中国科研人员在知识和经验方面还有差距，但整体质量在不断积累中会逐步提高。中国的研发投入现在仅美国的1/3，但增长率数倍于美国，迟早将居世界第一。
在全球竞争中，中国人口的规模优势已经得到体现。比如，高铁建设高歌猛进，成为中国向海外拓展的名片；美国在1965年代就曾讨论高铁计划，但现在依然是空中楼阁，原因是人口密度不够，经济合理性不大。在2013年，中国的电子商务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这意味着整体规模较小的中国商业在电子化程度上已高于美国。这种新兴行业的异军突起反映了人口优势对扭转技术竞争态势的意义。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虽然领先的行业还很少，但却可以在几乎所有行业参与国际竞争，这点无他国可比。
最近，关于东北人口与经济的话题引起媒体关注。超低的出生率和年轻人口的大量流出，使东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和人口萎缩的现象，工厂周边的饭馆不断关闭，医生护士也愈发清闲了。在这种人口衰减的趋势下，东北的经济增长在全国垫底。长期低生育率后的经济萎靡同样发生在日本。在1991年，日本人均GDP比美国高15%，但到2014年却比美国低25%，而这期间日本的人口在萎缩，美国的人口在增加。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日本经济萎靡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低生育导致的人口老化和人口萎缩。
至于人口规模与自然资源约束、环境污染、城市拥堵、科技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关系等每个议题上，我们在系列文章中都有详细论述。我们的结论是，支持降低人口规模的所有理由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
中华民族是世界第一大民族，庞大的人口规模是中国最宝贵的资源，也是中国复兴的基础。但是，生育限制政策却在用最严苛的手段，把这个最大的优势当成最大的劣势来消减。这个政策所依据的是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关系的错误认知，突出表现在用短期的、微观的视角来看待长期的、宏观的问题。在这种短视和狭隘的思维和严苛的手段下，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人口规模优势在短短几代人之内就被摧毁。因此，严厉生育限制政策的错误不止是恶化人口结构，而是它的目标在根子上就是错误的。
在本文的起草过程中，“全面二孩”政策最快将在年内实行的消息正在网络媒体上盛传。虽然卫计委最后再次予以否认，但从各方的反应来看，生育政策的改变步伐将远比曹教授的所说8-15年后放开二孩要积极。不过，即使立即全面放开二孩，改变力度依然不够。针对我国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合理的政策应该是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并在出生人口经历堆积反弹后再次萎缩时大力鼓励生育。在长期低生育危机的症状日渐显现，中国人口规模急剧萎缩已经板上钉钉的趋势下，生育政策的逆转依然一拖再拖，这背后的原因可能还是决策者受到类似与曹和平教授所持的那种“适度人口”论思维的影响，错误地相信人口规模的下降对中国有益。因此，深入剖析“适度人口论”的来龙去脉，了解其假设如何随意，论证如何粗糙，结论如何荒诞是十分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