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Business Conditions Index，下称长江商学院BCI或BCI），2015年10月的数据为54.0，上月为51.1，出现小幅上升，但数据还在50的分水岭附近。在2015年5月，BCI曾达61.3，但此后指数迅速下跌，7、8、9三个月仅略高于50，这显示样本企业，主要是长江商学院的学员和校友企业，对未来半年的企业运行预期，由较为乐观开始逐渐降温。虽然本月出现一定的反弹，但指数尚未升至55以上，而且这一趋势能否保持尚需观察，因此我们对短期的宏观经济走势维持谨慎的乐观。
长江商学院BCI是由4个分指数以算术平均的方式构成，这4个分指数分别为企业销售前瞻指数、企业利润前瞻指数、企业融资环境指数和企业库存前瞻指数。这4个分指数中有3个为前瞻指数，只有融资环境指数衡量的是当下的状况，下面我们来看10月这四个分指数的表现：
在四个分指数中，本月是三升一降。企业销售前瞻指数本月出现上升，从上月的56.6升至本月的61.6。
利润前瞻指数是有所上升，从上月的48.7升至本月的51.4，重新回到50以上。在我们四年多的调查中，利润前瞻指数低于50的时间是不多的，但之前数月出现了快速下滑，5月是60.3，但7、8、9三个月都低于50。本月回到了50以上，但非常接近50，这表明企业对未来的盈利状况信心有限。利润的问题与成本、产品价格等因素相关，后文会分析这些指数之间的联系，以及其背后反映的问题。
企业融资环境指数有小幅下降，由上月的48.4降至本月的47.0，仍在50以下。企业融资环境指数长期处于50以下，甚至低于40、30，这表明样本企业的融资环境不佳，长期存在融资难、成本高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参与BCI参与调查的企业主要是聚焦于内需的民营中小企业，因此该指数反映了这些企业的融资状况。
中央政府很清楚目前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因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自2012年2月18日以来，人民银行已6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自2012年6月8日以来，人民银行已8次下调基准利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目前该利率仅有1.5%，是有数据以来的最低值。除此以外，央行还多次给那些支持小微企业和农业生产的金融机构定向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这些政策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解决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可谓是煞费苦心。
中央政府花费了大量心思来降低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希望扶植它们的发展，但我们的指数却表明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是对民营中小企业的货币宽松，另一方面是融资环境依然不佳，从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问题是结构性的。
比如在GDP增速下滑的情况下，民营中小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违约的可能性会更大。这种更高的违约风险本来应该通过银行对风险的定价来解决，例如给民营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高于给国有企业的。但央行通过利率管制的方式为银行保留了一定的利差，这种利差是银行主要的盈利来源。银行出于盈利和规避风险的考虑，自然愿意将资金更多的贷给国有企业，因为中石油会不还钱吗？
与此同时，这还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银行的盈利与规模密切相关，因为规模越大，利差所产生的利润就越多，结果“垒大户”成了一种理性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不愿意、也没必要去给民营中小企业的贷款进行风险定价。这样一来，民营中小企业要么是拿不到贷款，只好转向成本更高的资金市场，例如信托贷款，要么就是提供足够的抵押品给银行，把银行当成当铺。因此，正如我们指数所反映的那样，中央政府降低融资成本的政策对改善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效果非常有限。
换句话说，民营中小企业在融资上的结构性问题是很难用总量政策去解决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相关方面的体制改革才行，例如通过金融改革发展直接融资市场，让信用高的大企业直接从资本市场上融资，削弱银行“”的环境，迫使银行去开发之前不去、或不愿注意的中小企业客户。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央行在本月23日宣布降息降准的同时，也宣布“”。央行同时表示，目前金融机构的资产方已完全实现市场化定价，负债方的市场化定价程度也已达到90%以上。人民银行仅对活期存款和一年以内（含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保留基准利率1.5倍的上限管理，“距离放开利率管制只有一步之遥”。
笔者认为，假如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不断深入，政策性利差将会逐渐消失，银行原有的盈利模式将难以为继。届时出于利润等方面的考虑，银行将主动或被动的去学习如何对贷款风险进行定价，然后运用这一能力给予民营中小企业相应利率的贷款。可以想象的是，未来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贷款的利率仍会高于国有企业的，但其肯定会低于信托贷款等民间融资方式的资金成本。对民营中小企业来说，这是真正的减负。
企业库存前瞻指数本月有所上升，从47.0升至52.0。在2015年5月，该指数曾短暂的升至51.7，迈过了分水岭，但此后又迅速下跌，本月再次迈过50的分水岭。这一趋势到底会保持，还是会像之前那样迅速再跌回50以下，我们保持观望的态度。不过有一点非常确定，就是从历史数据来看，样本企业的库存状况不容乐观。
除了长江商学院BCI之外，我们还在问卷中询问了企业对成本、价格、投资和招工情况的预期，并由此形成了以下与长江商学院BCI并列的指数。我们先来看成本端的指数：
企业用工成本前瞻指数从上月的79.9反弹至本月的81.7，企业总成本前瞻指数由72.0降至66.9。企业用工成本前瞻指数不用说太多，其长期维持在高位，这显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但本月的总成本前瞻指数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该指数降至66.9，这是自调查开始以来其首次降至70以下。同时，该指数在最近出现了急速下滑，8月的数值尚为78.2，但现在已经跌去了11.3个百分点。
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中，企业总成本前瞻指数一直和用工成本前瞻指数保持一致的趋势，即高位盘旋，但现在两者开始出现分化。未来是会保持分化的态势，还是重新回归一致，我们还需观察。由于用工成本是总成本的一部分，因此总成本前瞻指数的下滑一定是由非用工成本的下滑导致的。笔者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产能过剩的状况出现了急剧恶化，上下游产品大幅降价导致企业总成本的下降，二是企业为了过冬而开始收缩战线，用各种方式降低成本。由于样本企业仍然保持了扩张的态势（这一点后文会谈到），因此笔者认为第一种解释可能更为合理。
下面来看价格端的情况。消费品价格前瞻指数本月再次大幅下滑，由上月的50.0降回本月41.4的。与前两个月的数值一起观察，会发现该指数走了一个过山车。中间品价格前瞻指数在极低的位置上继续徘徊，由27.7变为32.4。自2014年1月以来，价格端的指数低迷不振，消费品价格前瞻指数相对较好，大多数时候还是位于50以上，但目前的状况也有明显恶化，而且趋势不明。中间品价格前瞻指数一直表现糟糕，仅有一次位于50以上（2014年10月，50.5），甚至还有三次低于30，2015年1月的28.1、7月的29.5和9月的27.7。
从我们的数据来看，企业现在成本高企，价格低迷，这意味着企业无法通过加价的方式将成本压力转向消费者或生产下游，因此企业在销售尚可的状况下出现了利润下滑的情形。与前文相呼应的是，笔者认为这种情况恰恰反映了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最大结构性问题之一——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并不是说中国人的生活已经非常富裕了，不需要生产那么多的商品和服务了。恰恰相反，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的内部需求是惊人的，还有无数的地方需要投资，比如医疗、教育和养老。现在的产能过剩是资源错配的结果，即我们将太多的资源投向了一些投资回报率和社会需求低的产业，例如钢铁业。
产能过剩意味着我们需要对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让市场引导资源流出那些产能过剩的行业，然后将这些节约出来的宝贵资源配置到产能不足的行业中去。这种改革在短期内很可能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失业率上升，也会导致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受损，因此阻力会较大，但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来说，这是无可回避的一步。
与产能过剩相连的债务总额的高速增长。实际上，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些低效的产业无法通过经营来获得足够的利润和现金流，因此为了维护这些产业的生存和发展，甚至是扩大规模，债务的滚动和膨胀就是一条捷径。但随着债务不断的上升，经济体所承受的压力会日益上升，当债务压力持续增加时，爆发债务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因此，现在我们就需要对债务的状况进行监测，但从现有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债务状况并不乐观。
据渣打银行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测算，截至2014年第二季度，中国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分别为251%和282%。另据前者计算，在2002年，这个比例约为70%，据后者计算，在2000年，这个比例约为121%。
关于债务额以及其占GDP的比例，目前大多数市场机构测算的结果虽有差异，但趋势都是一致的，就是增速快、总量高。虽然中国政府有很多应对债务问题的手段，例如庞大的国有资产，但假如不能有效应对，目前快速发展的债务问题仍会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风险。
现在产能过剩可能正向更糟糕的状况发展，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在2015年9月21日长江商学院举办的《中国经济新前路》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提出目前有三个办法可选，一是输血，就是不断采取措施支持这些低效的企业（很多是国企）；二是动手术，就是对低效企业实行市场化改革，包括减少、甚至停止放贷，兼并收购，裁员和破产等，建立对这些企业的预算硬约束，用市场的标准来考核这些企业；三是打麻药，采取措施降低结构性改革所引发的痛苦，减少对改革的反对。
魏加宁在论坛上表示，无论是输血，还是打麻药，应该都是为了降低动手术的难度。假如仅仅是输血和打麻药，回避手术，那么其改革方向是存疑的。
中国是有过这方面的教训的。上世纪90年代，政府为了维持一些低效国企的生存，银行不断地向这些企业输血，有些贷款甚至被冠以“”的名字，用银行贷款去维持这些企业的生存。最后弄出数万亿人民币的不良贷款，逼得政府不得不大量使用再贷款等方式来处理问题，让全社会为这些企业的低效埋单。幸亏日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稀释了这些债务负担，不然今日的中国可能还深陷在债务泥潭中。
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认为政府可以考虑将经济增速目标的范围扩大一些，比如6%到7%，为结构调整留出空间。令人高兴的是，据官方媒体报道，李克强总理近日表示，从来没有讲过要死守某一个点，而是让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总理的表态解脱了刚性GDP增速目标所造就的桎梏，至少在形式上。现在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在结构调整上设立一些明确但非刚性的目标，然后逐步推进，这样才能避免结构调整再次为经济增长让路的局面。
另外，魏加宁还提出，中国经济下一步要换档，要由政府投资换档为民间投资，这与我们的BCI调查结果不谋而合。通过我们的指数可以看出，民营企业面临重重压力，但依然在奋力经营，销售长期在50以上，利润表现长期来看也是不错的。现在的民营经济就像一个被困住手脚的舞蹈演员，虽阻力重重，但在竭力“”，这引发了我们的一个疑问：假如我们可以稍微，仅仅是稍微，改善一下民企的生存环境，那这些企业会迸发出多大的活力呢？
对于结构改革这一点，笔者赞同魏加宁副部长的观点。与此同时，笔者还需要补充一下，经济改革的核心就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要存在两种模式，一是有效的小政府+有效的大市场，例如英国和美国，二是有效的大政府+小市场（甚至没市场），例如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笔者认为，英美先后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政府放权让利，激发市场的活力，这导致中国出现了持续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成就举世瞩目。因此，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应该是有效的小政府+有效的大市场。
看完成本端和价格端的指数，投资和招工前瞻指数将是下一个需要讨论的主题。投资前瞻指数本月出现下滑，从62.3降至61.7，招工前瞻指数也出现下降，从63.6滑至62.1。这两个指数颇为有趣，自我们2011年9月开启本项目以来，很多项目都有较大的起伏，比如企业利润前瞻指数、企业库存前瞻指数，甚至包括BCI，但有一些项目一直较为稳定，例如成本端的指数和我们这两个指数——企业投资前瞻指数和企业招工前瞻指数。
企业投资前瞻指数和企业招工前瞻指数长期处于50以上，而且指数还相当高。以投资前瞻指数为例，从2011年9月开始，该指数仅有3次处于50到60之间，其余皆处于60以上，还有4次位于80以上。至于企业招工前瞻指数，其只有两次位于50到60之间，其余皆处于60以上，还有两次位于80以上。
上面已经说过，企业销售还行，成本端压力大，融资环境长时间不佳，价格也较为疲软，利润表现并不理想。但有趣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依然在扩张，不断投资，不断招人。企业一方面对短期的经营预期不好，另一方面又在扩张，企业为何会做出这种逆周期决策呢？
也许对素质良好的企业来说，逆境正好是扩张的好机会。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对企业来说，“扩张才是硬道理”，比如房地产，在政府的政策利好下，该行业目前已开始复苏，估计钢铁、玻璃和水泥等相关产业的状况也会有所好转。每当经济下行时，政府就会重拾老路，2009年和最近的这段时间就属于这种情况。对企业来说，在下行时期收缩很可能就意味着在随之而来的扩张时期踏空，从这点来说，企业的逆周期操作就讲得通了，但这种状况对整个经济意味着什么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一个关于企业竞争力的问题，就是问企业在其所在行业中处于什么地位，是在平均水平以上还是以下，或者持平。根据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制作了企业竞争力指数，该指数越高，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就越高。问卷搜集的答案表明（10月的数据为71.3）大多数样本企业在其行业中都属于佼佼者。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样本企业是一群相对优秀的民营中小企业。反过来说，目前整个中国企业界的状况应该比我们样本企业的状况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