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界，提到性别问题，许多人会立即想到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辞职的事情来。起因是萨默斯曾在一个经济学会议上说，由于生物学方面的原因，男人比女人更适合在科学和数学方面发展。这句不经意的话，因有歧视女性的嫌疑，很快便从哈佛校园传播开来，掀起一阵声讨狂澜。在舆论压力下，萨默斯最后只好下台走人。这一事件提醒人们，性别问题非常敏感，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可能会招致麻烦。
其实，性别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热门问题，对它的完整认识恐怕需要跨学科的视野。譬如，萨默斯提到的现象如果存在的话，它究竟属于生物学的原因，还是社会抑或文化因素所致，就需要仔细掂量，并通过实证方法来论证。此外，一些说法，如“男主外，女主内”即使在世界范围来看也颇为流行，这究竟何理？追问这些问题会不自觉地把我们带入“性别研究”的领地。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几乎没有多少经济学家对性别问题进行严肃的思考。直到最近，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且让我们看看经济学家都有了什么样的新见解。先从一则犁和锄头引发的讨论说起。
2013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艾尔波托·艾莱斯那（Alberto Alesina）与合作者发表了“论性别角色的起源：女性和犁”（On The Origins of Gender Roles: Women and the Plough）一文。这篇长达62页的论文围绕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洋洋洒洒地探讨了人们在信仰和价值观方面呈现的跨文化差异，并追根溯源，诊断出导致这种差异的历史原因。作者验证了这样一种假说：传统的农业耕种方式不仅影响着现代社会中劳动的性别分工，而且还在性别规范的演变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古代农耕社会，犁和锄头都是重要的生产工具。犁地需要较大的上肢力量，这导致两性最早的劳动分工，男性在早期的农业实践中逐渐确立起一些优势。艾莱斯那等人认为，犁对女性参与社会活动意愿的影响是深远的，早已超越了农业时代，即便在现代社会也能找到它的源头，捕捉到它的影子。
哈佛教授们发现，在历史上使用过犁的族群中，女性不仅在农业活动中较少劳作，而且她们走出家庭，进入职场的意愿也明显低于那些未曾出现过犁的地区的女性，尽管她们及其父辈早已不再从事农业耕作。更重要的是，在犁存在过的社会，无论男女，并不认为性别不平等有什么不妥，他们甚至倾向性地认为，当工作机会变得稀缺时，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更有资格获得工作机会。
有趣的是，上述结论同样适用于那些从世界其他地区迁移到美国的移民家庭。只要这些移民来自使用过犁的国家，他们的后代便持有上述性别态度。通过观察第二代移民中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作者们发现，这一群体的女性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远低于其他女性，虽然她们生在美国，也长在美国，且与其他非移民女性处在相同的职业环境中。这究竟何故？
为寻求答案，哈佛学者们想到可以从文化角度来加以阐释。逻辑大致为，使用犁对土地进行耕作的活动更加适合男性。在农耕时代，犁地不仅与粮食产量有关，还影响到族群的生存和繁衍，进而催生出女性地位从属和不重要的文化。这种信念会一代传一代，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占据主导地位，即使今天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早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她们心中，家庭是第一位的。这种性别态度既可以是老师的灌输，也受社会流行观念的影响，说到底是文化因素使然。
就性别问题而言，艾莱斯那等人得出的结论为一种长期流行且充满争议的论调，即出身或血统论提供了佐证。依其观点，在性别态度方面，女性生在哪里，长在何处并不重要，关键是她们的祖辈生在何处，是否与犁有关。犁对现代社会性别规范的形成和影响可见一斑。
一般认为，当一个社会以性别而非个人成就对权利、名望和财产进行分配时，就出现了性别不平等，也是性别歧视。从全球范围来看，性别不平等的普遍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个领域都有表现。从经济角度看，劳动市场上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情形便是性别不平等的体现之一，这其中，女性和未成年人往往是最大的受害群体。
需要指出的是，哈佛学者的研究隐含着一个重要前提，即劳动的供给和需求方要么彼此见过面，要么知晓对方的性别，这在传统实体经济模式下是容易观察的，或许，这才是推动性别劳动分工的重要原因。
进一步的思考会产生一个联想：如果劳动的供给和需要方彼此不见面，也不知晓对方的性别，是否由性别导致的不平等就不存在了？有这种可能性吗？让我们看看互联网的影响。
在过去20年间，我们目睹了互联网席卷全球，领略到人们生产和生活出现的改变，后果深刻且具颠覆性。互联网的兴起正在改变以往人们熟悉的工作场景、消费行为和购买方式。在网络世界，只要卖方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买方的意愿，人们无需会面即可完成交易，互联网淡化甚至抹去了性别的意义。此时，商品和劳务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产品质量和服务意识决定一切，其他如性别、年龄甚至地域等已变得无关紧要。这有点钱钟书先生的意思——鸡蛋味道好，人们便不再想看老母鸡长什么样了。
几年前，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其享誉全球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宣称互联网和全球化是抹平世界的力量，因为互联网能够突破以往各国贸易往来的种种篱笆，让生意变得更容易。他说的没错，因为这些事儿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着。
让我们设想一家生意不错的网店，它可能是一位不到16岁的少年打理的，由于生意好，他（她）的学业可能会受到了影响，甚至辍学。类似地，多数买家也不知道网店销售的物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它们损害了环境吗？卫生条件怎么样？由于网络世界的虚拟性，此类信息非常难以获取。这就意味着互联网提供的快捷通道，同样可以让那些压榨女性、违反劳工标准和环保规则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的物品快速散布开来，其影响和后果远非传统模式可比。例如，互联网已为一些“古老行业”提供了更新换代的机会，从卖淫嫖娼到走私毒品，从制假贩假到人口贩运，都呈现出更隐蔽的特点，这对各国监管者而言都是严峻的挑战。
许多学者认为，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贡献最大者无疑是那些收入卑微的农民工。中国制造业一直饱受滥用童工和血汗工厂的名声。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经济的放缓，中国的童工使用和血汗工厂现象有所抑制。然而，在中国的偏远地区，在某些特定行业，劳动的滥用仍很普遍。特别是，随着中国网店的繁荣，催生出大量家庭作坊，这些遍布中国城乡的经营单位分散且小型，几乎没什么劳动保护可言。
由此可见，互联网在淡化性别差异的同时，也为劳动的滥用提供了机会，这其中就包括了对女性的各种压榨。进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可能会加剧劳动的性别分工，令性别歧视更为隐蔽，让消除性别不平等的努力打了折扣。
两周前，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称互联网拉大了全球贫富差距，因为互联网未能以人们预料的方式，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改善基本的公共服务。此外，互联网引致的创新剥夺了无数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加剧了不平等。尽管这份报告并未涉及性别问题，但还是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让我们对互联网多了一份冷静。毕竟，互联网的赞歌我们已经听得太多。
总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互联网改善了性别不平等，相反，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性别不平等在互联网时代有了更多新的表现形式，解决起来也更难。于是，一种有用的态度是，互联网可能与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技术一样，本质上多是中性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或许，互联网的正面作用与负面后果一样多，就如同最近世界银行报告所渲染的主题，互联网拯救不了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