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国际战略一直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美国的国际战略调整，往往具有世界全局的意义，美国军事和战略资源的投放对世界多个地区的安全和秩序有着重要影响，当然也应该被放到更长的时间范畴去看。冷战结束至今，美国经历了三次大的战略重心调整，分别是北约“东扩”、“反恐”战争、“亚太再平衡”。在这三次战略重心调整中美国希望达到的战略目标分别是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摧毁中东极端伊斯兰势力和抑制中国在亚太的快速扩张。美国这三次战略重心调整对今天的世界局势影响既深刻又长远。当前，奥巴马政府正在进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因应中国和东亚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的比重上升，希望不断扩大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来制衡中国崛起。实际上，当前中国与美国的综合国力差距仍然甚远，美国此举仍然是希望通过提前布局以继续维持其霸主地位。然而，21世纪国际舞台呈现出新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世界已经不是过去的世界，美国仍然是过去的美国”，美国的战略思维方式带有明显的冷战对抗色彩，这将导致世界上各个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和苏联解体，美国和西方迎来了冷战结束这一重大的战略胜利。冷战后美国的国际战略重心调整，正是围绕着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巩固和扩大美国同盟体系以及稳定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等一系列核心议题所展开。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的战略重心依次是东欧、大中东和亚太地区。
（一）北约“东扩”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是冷战期间美国主导下建立来对抗苏联的军事组织。冷战的结束，既为美国开创在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打开了新的大门，同时，如何填补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安全真空”（实质上还有“权力真空”），面对华沙条约组织（以下简称华约）的解散是否北约也履行完义务需要解散，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等一系列新的问题摆在了美国战略家面前。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东扩”对于美国及西方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1990年9月，在两德统一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时任英国首相梅杰、法国总统密特朗、德国总理科尔和美国总统布什等都亲口向时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许诺：在华约解散、苏联从东德及东欧其他国家撤军后，“绝不会让北约扩张哪怕一英寸”；“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东欧国家都不可能加入北约”。当然，这些保证和承诺都是“君子协定”，西方领导人脱口而出，根本没有在书面协议上“画押为据”，也没有正式的协议来对证。[1]次年底，苏联解体，为北约东扩提供了有利时机。实际上，不论是为了继续挤占俄罗斯的传统势力空间，还是不断扩大美国的军事势力乃至意识形态范围，北约“东扩”都势在必行。1994年1月，北约“东扩”计划在布鲁塞尔北约首脑会议上被正式提出。虽然俄罗斯意识到此举意在孤立俄罗斯，曾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但“东扩”仍然坚持进行。1999年3月，北约成立50周年之际，波兰、捷克、匈牙利加入该集团；进入新世纪，北约并未停下步伐，2004年3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2009年4月，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加入，至此，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东扩”将军事前沿不断推进到俄罗斯的家门口，北约成员国已多达28个。
北约“东扩”造就了国际体系中“巅峰上”的美国。上个世纪末，伴随着美国大收“冷战红利”和长时间的经济繁荣，美国的综合实力大增，一些战略家难以抑制心中的狂喜，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就曾经提到：“新千年即将降临之际，美国雄踞各国之上，哪怕是昔日最辉煌的帝国都望尘莫及。……美国凭借自己的超强地位成为维护国际稳定的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它参与调解世界上一些重要地区的冲突，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成了不可或缺的一员。美国决心在世界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几乎一有机会就毛遂自荐，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尽管有时冲突双方并没有请它出面调解。……为此，美国的军队遍布全世界，从北欧平原一直到两军对峙的东亚前线。”[2]
北约“东扩”的另一直接后果是俄罗斯的不满在不断积聚。大量俄罗斯人认为，华约解散了，北约也应该解散，然后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诸大国共同参与下重新建立世界新秩序。然而美国主导下的北约执意不断“东扩”，并且还反复提到“此举不是针对俄罗斯”，这一点很难让俄罗斯人信服。如果说，1999年北约空袭南联盟期间，俄罗斯希望扶持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却最终以失败告终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则是，2008年8月8日至8月18日，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为了争夺南奥塞梯的控制权爆发的战争，战争结果是8月26日俄罗斯宣布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2013～2014年春，乌克兰内部爆发冲突。当乌克兰亲欧洲派势力控制局势、原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迫下台之后，2014年3月22日，俄罗斯同意了原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俄罗斯的行为招致了美国和西方的一致谴责，并引发俄罗斯和西方的紧张关系升级。俄罗斯不仅被停止G8成员国地位，还将面临来自美国和西方的一系列制裁。俄罗斯之所以顶住西方的压力在格鲁吉亚问题和乌克兰问题上“一意孤行”，是因为俄罗斯认为自身的战略空间遭到了严重侵犯。
（二）“反恐战争”
按照通常的国际战略布局，当北约“东扩”已经是美国既定方略的话，那么，美军剑锋就需要指向其他区域了。小布什上台之初的2001年4月，中美发生了“撞机事件”，中美关系面临严峻考验，小布什一度也将中国称为“战略竞争者”。然而，二战结束以来对美国本土最为严重的袭击事件——“9•11”事件突然爆发了，小布什将安全战略迅速向“反恐”方向调整，大中东地区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
由于极端恐怖主义在全球分布广泛，美国的“反恐战争”一开始就需要其他大国的配合。中国、俄罗斯、欧洲各个国家等均对美国的“反恐”提供了各种帮助。然而，“巅峰上”的美国并不懂得收敛含蓄，小布什“反恐战争”期间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以及绕开联合国等举措暴露了美国的骄傲蛮横。此外，“反恐”战争扩大化也将美国进一步带入战争的“沼泽”。2001年底的阿富汗战争得到了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支持，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由于美国证据不足且期望绕开联合国则遭到了世界上诸如中国、俄罗斯、德国、法国等国的反对。
然而，美国却未料到其发动的两场战争终成为可怕的“梦魇”。美国除了伤亡巨大之外，还深陷“财政危机”。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在战争开始之前，小布什政府预计这场战争最多持续两年，预算在1000亿美元左右。当奥巴马政府2011年将美军从伊拉克全部撤出之时，冲突已经持续了8年多。国防部表示，战争直接费用为7578亿美元，但是加上伊拉克重建支出以及老兵安置费用等其他项目，美国布朗大学的调查认为，战争最终全部开销应为1.7万亿美元。[3]此外，“反恐战争”还重挫美国的国际形象。尤其是2003年4月曝光的美军士兵在伊拉克“虐囚丑闻”，更是摧毁了美国自诩“解放者”的高大形象。
（三）“亚太再平衡”
由于小布什时期“反恐”战略过于铺张，再加上2008年以来美国经济衰退日益严重，导致了奥巴马上台以来的头一年，始终是以调整性外交战略为主，即如何实现经济复苏和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反恐”战场撤军。然而，美国始终没有忘记寻找下一个挑战者是谁。
新世纪头十年，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快速发展的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也大为提升。2001年中国的GDP仅为1.32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六，是美国的八分之一；2010年，中国GDP已经达到5.9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三分之一，并且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4]中国经济何时超过美国、中国“世界工厂”如何转型，“中国模式”是否将替代“西方模式”等问题成为媒体和学术界热议焦点。此外，中国大力发展和东盟各国的关系，2010年1月1日，拥有19亿人口、GDP接近6万亿美元、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 and ASEAN Free Trade Area，CAFTA）正式建立。
中国的崛起伴随着亚洲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的比重上升，[5]引发了美国巨大的焦虑，王缉思和李侃如的《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就提到了美国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国际贸易政策、政治制度、军事提升、对国际规则的态度、解决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的方式等充满忧虑。[6]当然，还有中国是否会提出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中国是否会挑战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中国是否会推销自己的发展模式等等，凡此种种，既是美国明着强化自身在亚太存在的理由，又是暗中规制中国国际行为的条条框框。
“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奥巴马第一任期称之为“重返亚太”（back to Asia）居多，主要是由当时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多次提到。2011年末，美国又抛出“转向亚太”（pivot to Asia）战略。2012年6月，五角大楼正式推出的“亚太再平衡”（Rebalanced Asia）战略。虽然称呼有变，但总的含义是不变的，就是美国希望加强在亚太的存在。大体而言，美国希望从政治、军事、经济“三管齐下”来推动。政治上，中国一直坚持东盟在地区事务的主导性，美国希望以美国主导取代东盟在东南亚地区的主导，重返东亚“领袖”地位。同时，美国以“中国领海诉求威胁航行自由”等借口大力散布“中国威胁论”，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军事上，美军在全球重新部署，强化三条岛链的布局。2012年1月3日，美国国防部公布《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新军事战略报告，可以看做是美国军事部署的指导性文件。2012年6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表示：“到2020年前，美国海军将改变目前在太平洋与大西洋分别部署50％战舰的格局，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游弋的军舰将占到60％。”[7]2014年8月13日，美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驻军协议，美军将加强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驻达尔文基地的美军人数将增加1倍有余，达到2500人。前一日，为表示“再平衡”战略的坚决贯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坚称：“我们是个太平洋大国，我们哪儿都不去。”[8]近几年，美军还不断强化与亚太多国的军事演习，包括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等国；经济上，美国2009年11月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希望强化对东亚经济合作主导权，甚至架空目前运行良好的东盟“10+X”。美国可以通过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介入，稀释中国的区域经济影响力。当前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正在积极谈判中，因此，TPP进展值得中国关注。
奥巴马虽然批评了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战略偏向“反恐”忽视亚洲，然而在其两个任期间，“亚太再平衡”战略从提出到实施的步伐却呈现出了明显的迟滞性特点。本文提到的“迟滞”（slow moving），与“迅速”相对，并非是指完全停顿，而是延缓滞留、迟缓不进之意。尤其是相对于前两个十年战略重心调整非常迅速，当前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可谓是走走停停。
对美国而言，最理想情况是，奥巴马政府安顿完“反恐事宜”之后，迅速展开亚太重心调整，这将给中国增加巨大压力。然而，奥巴马任期已经即将进入倒计时，其再平衡战略进展缓慢，而其他地区可谓“左支右绌”，异常掣肘。美国当前“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迟滞性仍可以从政治、军事、经济三个维度来分析。政治上，尽管美国利用了相关国家与中国的领土纠纷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恐惧，妄图强化一个敌对中国的阵营，例如对日支持方面表示钓鱼岛有事介入，再如，对菲越两国不断强化军事关系，但本地区大多数国家对于中国与美国的态度，并不愿意明确选边站。2014年8月9日，在美国支持下的菲律宾在东盟地区会议上提出“三步行动计划”提案表态，东盟各国反应冷淡。[9]军事上，美国已经完成了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计划2014年底从阿富汗撤军。然而，由于大中东地区局势复杂，尤其是伊拉克当前极端伊斯兰势力十分猖獗，出于盟国的安全考虑和美国的战略利益，该地区美国并不敢轻言离开，甚至美国有可能再次被卷入“第三次伊拉克战争”。此外，2014年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冲突，导致了在欧洲必须保持一定的军事存在。这两个地区冲突的存在一定意义上牵制了美国军力向亚太部署。经济上，亚太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远强于对美国的依赖性。由于经济结构的限制，美国并不能在亚太地区轻易取代中国。另外，美国拉起来的TPP也由于其进展缓慢而大打折扣。
当前，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仍然在紧锣密鼓进行中，谈论该战略已经失败为时尚早。但当前的美国战略布局现状是：奥巴马上台近6年，战略重心很难说已经调整到亚太这边。2012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下属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表示：“奥巴马总统要将重心转向亚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前对该地区每个主要经济体而言，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愿做危及其与中国经济联系的事儿，特别鉴于当前美国经济增长乏力。”[10]2013年10月，奥巴马因预算和债务上限危机取消访问亚洲并参加APEC会议和东亚峰会之行，有学者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2013年的表现称之为“失速”。[11]
总之，随着其他地区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牵制点越来越多，该战略迟滞性表现就越来越明显。迟滞性的根本表现是，美国既不可能针对其他地区宣布美军从此永久撤离，也不可能像对待北约“东扩”和“反恐”战争一样，宣布阶段性的结束或完成。
《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年）曾经得出基本结论，美国的实力并未出现根本的衰落，当前只是一定程度的衰弱。[12]这一点笔者深表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对外战略是正确无误的。恰恰是美国外交战略的失误，导致了美国当前的衰弱（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美国当前国际战略的困境主要是其战略设计不当造成的。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本是属于大战略层面，即全球层面。然而，全球层面与地区层面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全球层面的战略实施需要在地区层面的严格落实。当前，为什么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呈现出了迟滞性的特征？笔者认为，“水面上的浮冰反映出水下冰层的动向”，“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迟滞性则折射出美国深层战略失误。
其一，战略设计盲目地以冷战时期的遏制思想为指导，忽视了不同地区的差异。美国的国际战略指导不是以促进各个地区持续稳定为战略目标，而是在冷战思维下，尽可能地遏制战略对手。其具体表现是，在欧洲对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进行压缩，在亚太则是“围堵”中国。从北约“东扩”到“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这种战略思维的具体表现。
北约“东扩”，顺风顺水，因为苏联刚刚解体，俄罗斯面临重大的发展挫折期，美国相继又打了技术含量很高的海湾战争，因此，战略时机十分恰当，战略攻势势如破竹。即便如此，美国并没有妥善处理好与俄罗斯的关系，一而再再而三地“东扩”到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为今日的俄罗斯与西方的紧张埋下了伏笔。当时，如果美国开一个好头，寻求良性的大国合作，将俄罗斯容纳进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话，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可能更加巩固一些。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崛起进行战略制衡，此战略目标巨大，非遏制衰落的俄罗斯可比，美国在“反恐战略撤退正在进行尚未彻底结束”的情况下，贸然开启了“亚太再平衡”的进程，战略时机唐突不当，美国还通过扶持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对抗中国，手段低劣不堪，更有甚者，美国战略资源调配一直难以跟上，这一切已然注定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其二，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始终面临现实主义外交和意识形态外交的艰难选择。现实主义外交，必然以国家利益至上，意识形态从属于国家利益。美国在一些战略要地结交专制政权的领导人，出发点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外交；意识形态外交，则以意识形态为外交的基本标准，“人权、民主”挂帅，推进与价值观相近国家的外交往来，推动其他地区政治“民主化”进程，而对专制政权深表厌恶。尽管美国高举“人权、民主”大旗，但美国现阶段的外交，已经很难在二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取舍。
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沼泽”就是从“反恐战争”扩大到伊拉克开始的。随后，2004年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暴露了美国在该地区“以民主促演变”的图谋，甫一提出，就招致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抵制。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美国为“广场运动”鼓气，从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叙利亚等，似乎伊斯兰世界的民主时代已经到来。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先是2013年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军方解除职务，美国仍然与“非民主”的军方保持良好的沟通，只是因为民选总统代表的穆兄会反美；接着是2014年上半年以来，原先由西方和中东国家资助的叙利亚反对派中一支不断壮大，占领伊拉克北部宣布成立激进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并大肆扩张势力范围。由此对美国外交进行反思可见，美国这几年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存在，从现实主义外交来看，美国在中东的激进伊斯兰敌人并未减少；从意识形态外交来看，中东也并未孕育出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美国代表的西方文化和民主治理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也并没有缓解。甚至2011年以来美国和西方推动下的“阿拉伯之春”有可能使中东地区出现长期秩序混乱。正如亨廷顿很早就曾指出的：“变革破坏了政治权威的传统根基和传统的政治机构。变革使得建立政治组合关系的新基础和缔造既有合法性又有效能的新政治机构的问题大大复杂化了。……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13]中东当前面临的就恰恰是这样的情况。
其三，美国国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相对而言，战略目标过高更容易导致战略实施失败。迄今为止，美国并未改变“超级大国”、“全球霸主”的自身定位，其国际战略总是谋求全球的掌控能力。美国国家实力的有限性和战略目标过高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美国如何去维护自身庞大的国际战略呢？美国既想巩固北约“东扩”的战果继续遏制俄罗斯，又想巩固“反恐”的战果稳住中东地区，还想在亚太地区制衡中国的崛起，这些庞大目标的叠加即使是鼎盛时期的美国也未必可以实现。如果美国对上述目标进行逐一舍弃，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如果美国放弃北约“东扩”成果的巩固或者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表示沉默，正如国际问题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所建议的“美国为遏制中国应让出乌克兰”，[14]那么，美国在欧洲的国际战略信誉会严重受损，东欧国家会再次倒向俄罗斯，俄罗斯和德国也可能走近，北约“东扩”的成果会遭遇颠覆。二是如果美国完全放弃大中东地区，则有可能使中东成为世界动乱的源泉。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在其著作《新三十年战争》中提到，当今中东的乱局与17世纪上半叶发生在欧洲国家的三十年战争类似，“卷入力量多、争夺烈度高、持续时间长”，“冲突极有可能导致事件朝着更糟的方向发展”。[15]而近几十年的历史表明，中东乱局必将导致极端势力对美国的仇恨上升。三是，正如上面提到的两个放弃方案的代价太过于巨大，因此，美国只能放缓“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步伐，不与中国发生正面的冲突，只是从国际规制的视角对中国行为提出规劝。这就是美国国力出现一定程度下降情况下，为了维护庞大的国际战略做出的最优选择。
美国还不得不面对当前国力下降的危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需要大量的军事投入，但由于财政赤字过大，2011年1月6日，五角大楼宣布，美军将在未来5年内逐步降低军费增速直至2015年时完全冻结军费开支。根据这项计划，美国国防部将从2015年开始不再申请增加年度军费预算，五角大楼将通过一系列措施最终实现由白宫确定的在未来5年内削减。780亿美元军费开支的目标。[16]尽管美军的国防预算仍是世界第一，2014年高达5268亿美元，中国军费仅为8082亿元人民币（约合1316亿美元），但中美军费此消彼长的态势十分明显。另一方面，美国所希望的是平衡一个冉冉崛起的中国。中国当前的外交遵循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成熟方针，中国的多边外交可谓是“四面通达”。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美国需要正视中国“新型大国关系”呼声
人类进入21世纪，这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科学技术不断取得进步的时代。然而，世界各地的发展呈现出不均衡性特征，既有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又有长期贫穷落后的国家。开放的国际社会之间，各个国家和地区相互贸易和交流越来越频繁，趋同性也在不断增强，但在传统文化和对现代治理理念方面，各国又存在着明显的多样化。
自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各工业国为了抢夺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的激烈竞争，刚刚过去的20世纪还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美国既是西方国家的胜利者，又是西方式世界治理思维的代表者。然而，从冷战后美国的战略重心调整来看，美国并没有跳出冷战思维，“与竞争国（或下一个潜在挑战国）存在着零和博弈”的思维深深影响了美国的战略决策。“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并不是为了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秩序稳定，而是为了维持美国在该地区持续的领导地位。美国或曰西方的外交战略思想，善于挑战并战胜对手，但并不善于增强共存感、加强合作。过去十几年，从“巅峰”上衰落的美国高估了什么呢？美国至少高估了自身对于世界局势的判断和应对能力；高估了民主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感召能力；高估了自身体制的优越性。尤其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内，国际局势包括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的发展超出了美国战略家的想象，美国对于世界局势的掌控能力在进一步降低。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发展至少有三点是可以肯定的。首先，中国的崛起速度超出了布热津斯基等西方战略家的想象，并且未来若干年仍将高速（保持5%以上）发展下去。在《大棋局》（1997年）中，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并非全球性而是地区性国家，而日本，并非地区性而是国际性国家。[17]17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已经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其次，中国的发展模式一定具有某些成功的经验，或称之为“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可以总结。但仅满足于眼前是远远不够的。中国领导人并没有保守封闭，而仍然是以开放的心态来学习人类历史上一切先进的治理经验。相反，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却没有如此虚心的心态，针对世界发展和治理的看法固执己见，甚至强行推行民主治理模式。从“颜色革命”到“广场运动”，西方国家擅长推翻旧秩序却难讲精通建设新秩序。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未来世界秩序构建中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这既是国际关系民主的本质，也是世界稳定的要义。第三，一些战略家认为，中国崛起态势迅猛，中国崛起之后必然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和美国霸权。笔者认为，中美实力消长是因为中美不同的发展思想和外交理念所致。中国的外交重在“交朋友”，求同存异，共建和谐世界；美国的外交重在“拉一派打一派”，通过敌人鉴别朋友，共同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新世纪美国经历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影响力都呈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这是美国的外交失当所致；而中国的积极外交则推动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美国应该以更积极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崛起。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要义是避免像过去的大国一样，新崛起国与现存国最后只能通过战争的手段来奠定国际地位，即“修昔底德陷阱”。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并没有考虑到中国对这一部署的疑虑（中国只能依靠提升“反介入”能力来再次平衡）；也没有考虑到“新型大国关系”要求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尤其是没有体现对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的尊重；更没有考虑到亚洲任何安全秩序的建设，都需要中国的参与和合作。因此说，美国需要正视中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呼声，平等合作，理性交流，才能共创国际关系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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