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东沙特、埃及和伊朗，中国和中东国家关系又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和中东关系的基础在能源，但是双方都力图扩展合作领域，深化彼此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在中东能源领域的投资于合作，更好的保护好自己的海外利益。
能源合作，对于中国和中东关系来说至关重要。自1993年中国由石油出口国转为石油进口大国，进口量也逐年攀升。1996年中国成为了原有净进口国，对于海外时候的依赖也不断加深。2014年，中国海外原油进口十大来源国中，中东国家占据着重要地位，沙特、伊朗、伊拉克、阿曼等中东国家都“榜上有名”。尽管中国一直力图在能源进口格局上推行“多来源化”，但是无需赘言，维系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和友好关系，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至关重要。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也涉及到了海外能源领域。截止2012年底，中国海外石油企业并购投资已经达到了1318亿美元。而近些年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国企业在海外能源领域的投资进一步增加，2013年我国海外石油企业的并购交易300亿美元，2014年52亿美元，估计我国石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累计已经高达1800亿美元左右。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的油气直接投资和并购以及外汇贷款换石油，获得了巨大的油气股权和份额权益，为保障国内石油供给和需求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国内经济持续和稳定发展提供了能源保障支持。
中国公司海外“投资热”的高涨，主要源于中国国内迅速增长的能源需求。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每年石油消费增加量在2200万吨以上，五年进口增加1.1亿吨，2014年石油进口3亿多吨，进口依赖度虽然有所下降，这是在国内原油几乎不出口的情况下实现的。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规模将达到4.2亿吨左右，到2030年石油进口6亿吨左右。国内石油产量2020年为2.2亿吨，2030年2.3亿吨，合计的石油需求8.3亿吨左右，比目前多3亿吨。
与此同时，过去十年全球石油供给增加了39270万吨，年增加3900万吨，但未来10-15年是否能够如此大规模增加很难确定。而且，石油产区往往位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极端复杂的中东地区，任何小规模的动荡将很可能会导致油价的剧烈波动。我国企业能够进行直接投资，有利于保障全球的石油供应，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保障国内的石油需求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当然，中国在保持较大规模海外原油投资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操作方式和安全保障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投资来源过于单一，投资资金来源往往单纯局限在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等大型的国企央企，这样造成了企业巨大的风险，而且过多的海外并购和投资也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拖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海外尤其是中东地区的能源投资，往往是“捡别人剩下的”，一些环境优质的海外油气田往往早已被西方国家拿走，中国企业只能投资高风险的项目，这样无形间增加了企业负担。
其次是投资目的过于单一，造成了外界一些不好的印象。在能源投资领域，中国往往“目标明确”，这样的措施虽然有着“制度考核”等一系列客观因素掣肘的无奈结果，但是却往往忽视了对于项目所在国的能动性挖掘，让所在国容易产生怀疑和不安。中国企业并购和投资之后，往往从管理层到基层员工，都调用国内劳动力维持。这当然有着“中国人吃苦耐劳”的客观考虑，但是我们也需要适当调整，将当地促进就业、发展经济、社会福利等一些因素考虑在内。
第三，中国在中东的能源投资往往不得已选择一些风险较高的项目，易于受到地区局势和政治因素的冲击。中国当前依然缺少强有力的海外军事支点，中国军队尽管可以完成海外撤侨、海外护航等任务，但是远洋战略投送能力仍然欠缺；加之中国外交的“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使得中国无法同当地其他政治派别广泛接触。每当动荡发生之时，中国企业往往容易受到影响，从利比亚撤侨到也门撤侨，再到伊朗制裁下中国与伊朗能源经贸合作的微妙关系，皆有此影响。中国需要思考如何保障自己在海外尤其是中东地区的能源安全。
当前中国正在利用“一带一路”契机，通过与中东国家双边和多变合作，全面提升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内涵，包括中国-埃及的“新苏伊士运河”项目、“新首都项目”，中国-海湾国家的“中国-海湾自贸区”谈判和中国-伊朗的基建项目，都是中国试图将中国-中东合作“多样化”的表现。与此同时，中国也期望利用“亚投行”等多边机制进行资本运作，帮助中国海外项目和当地建设。在政治上，中国也更加重视与中东国家的关系，频繁的高层互访以及多层次的政治、经济、教育和人文沟通机制也是保证中国中东关系未来良性互动的重要基石。
中东地区有着丰富的能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和中东关系仍然将进一步深化和加强。对于中东复杂多变的地区形势，中国需要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知。中东不同于西方，不同于东亚，这里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广阔的地域、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多样的宗教信仰，加之不同利益群体彼此交织，中国作为一个“后来者”，还需要耐心的学习与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