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紧密和多样。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重新思考一直秉承的主权观。一言以概之，过于强调主权不一定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我们的主权观也需要与时俱进。
“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中国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其他国家的发展。这一点决定了当今的中国几乎时刻都不得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比如，中国要想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去，就需要其他国家配合我们。而如果一开始某些国家不配合，就需要我们去说服他们。又比如，当我们为某些遇到困难的国家（如委瑞内拉、津巴布韦）提供一定援助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援助不会血本无归。这就要求我们希望这些遇到困难的国家能够改善它们的内部治理，并且给他们提供一些基本的建议和解决方案。而从我们一直秉承的主权观看来，我们这样的说服、建议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其实都已经是在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了。
更重要的是，除了直接的经济援助之外，中国对某些遇到困难的国家的最重要的贡献恰恰在于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国家治理的经验，尽管我们自己也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而如果我们因为怕涉嫌“干涉他人的主权”，不给他们提供任何建议来帮助他们改善国家治理，他们的经济也许会因此陷入更大的困境，而我们则背上沉重的包袱。
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援助其他国家却因为怕“干涉了他们的内政”而不去试图帮助他们改善国家治理类似于银行贷款给某个企业或者个人，却没有任何抵押和附加条件。如果一家银行这么做，那这家银行肯定会迅速破产。因此，没有银行会这么做。一个国家这么做，也许不至于立即破产，但肯定是代价极高，最后人民买单。
事实上，曾经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总裁，也是中国最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的志向就在于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拿出来和发展中国家分享。如此，他当然是在试图用中国的经验和他自己的思想来试图影响发展中国家。而从我们一直秉承的主权观看来，他这么做当然也是在干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内政。
再有，很多时候，其他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许多不同的利益群体，且轮流执政是政治常态。如果我们怕背上“干涉其他国家”的罪名而不去接触各方，特别是政府的反对派，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比如，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只和缅甸的军政府接触，却不和其反对派和地方武装接触。当某一天缅甸的政局发生转变时，最后吃亏的是中国企业和人民。而当缅甸军政府和缅北民族地方武装之间峰烟再起，导致中缅边境的大量少数族群民众成为难民而蜂拥至中国，甚至有炮弹打到中国境内的时候，我们当然是不可能再坚持“不干涉（缅甸的）内政”的原则的。
如今的中国不仅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而且也干涉发达国家的内政。比如，中国并不希望英国退出欧盟。因为英国退出欧盟，将使得中国和英国建立的一些紧密的经贸关系大幅贬值。因此，习近平主席在与英国首相卡梅伦的会谈中曾明确表示，中国希望英国留在欧盟。这里请允许我引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原话，“中国希望看到一个繁荣的欧洲和团结的欧盟，希望英国作为欧盟的重要成员，在促进中国与欧盟关系的深入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按照我们一直秉持的主权观，中国领导人和外交部发言人这样明确的表态显然是在“赤裸裸”地干涉英国的内政。
过于强调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是双刃剑
中国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主权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能强调主权，那当然别人也会强调主权。因此，过于强调主权，对于利益日益广泛，国力日益强盛的中国的发展等于是自缚手脚，特别是自缚走出去发展的手脚。
就拿最近受到广泛关注的“互联网主权”来说吧。毫无疑问，互联网安全是各国的切实关注，尤其是斯诺登曝光美国对世界各国的监控（不仅包括互联网，更包括电话）之后。但是，中国太过强调互联网主权，也会使得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机会没有机会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企业。比如，微信作为一个社交平台有非常多的优势。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地告诉自己和别人，我们能够监控微信，那么其他国家就一定会限制微信平台的扩散。
再比如，美国一直以“安全”担忧来阻扰中国最有创新能力的华为公司在美国扩展市场。对于华为这样的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来说，他们需要的是美国对华为开发市场，就像中国对苹果和思科等等开发了市场一样，而不是美国借口“网络安全”问题来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因此，我们无论强调“互联网主权”还是强调“数字主权”都要慎重。
无论从话语还是实际的事实上，完全的“不干涉内政”的主权观都早已不再是指导中国和世界交往的原则之一。但是，许多人士会担心，如果中国干涉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内政，这和西方列强和日俄干涉昔日旧中国的内政又会有何不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主权观”呢？我们认为可以有以下三点最基本的原则。
首先是我们应该明确，建议和批评（或者说是话语的干涉）不是干涉，而只有付诸行动才是真正的干涉。因此，新的主权观的第一原则是我们秉承我们尽可能只用语言（建议，批评，以及对话）来干涉他国的事务，而不用行动来干涉他国的事务。言语可以私底下交流，只有一定必要的时候才公开。
我们提出建议和批评是希望其他国家能够听取来自中国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当然，听取不代表他们会执行）。而这一原则也同样要求我们能够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同样，听取不代表我们执行）。只要人家不是恶意欺负我们或者事项通过压力来从我们者获取好处，我们都应该心平气和的对待。当然，对于恶意的攻击和打压，我们一定要回击和反驳。
其次是对等协商原则。即，你给我这样的条件，我就给你这样的条件。比如，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的华为进行打压，而同时要求我们开放美国有优势的产业和市场。那我们也应该要求同样如此。类似地，欧洲一直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又想进入中国的市场。同样，我们也应该要求对等原则。中国如今已经参与到无数的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这些协定中无一例外，都是体现了对等协商的原则。
最后，除非得到合法政府的要求和联合国授权，我们坚决不用行动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同时，我们绝不做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动用间谍机构或者其他手段，进行政权颠覆，推动颜色革命那样的事。这样的做法最后是害人害己。中国在卷入其他国家的政治时，必须守住这样的底线。也就是说，即便是得到了合法政府的要求但没有联合国授权时，中国也要拒绝以行动，特别是军事行动，来实质性地介入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如果中国跨越了这根红线，就将走向一条不断卷入其他国家内部的纷争、内乱甚至内战的不归路。
归根结底，中国拥有与时俱进的主权观并不是要重走西方列强无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计，对发展中国家实现殖民、奴役、和横加干涉的老路。中国拥有与时俱进的主权观是希望中国的某些意见能够被倾听，也能够更多地倾听其它国家对中国的意见。
结语
中国一直秉承的主权观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产物。自1840年病入膏肓的清帝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大门之后，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就一直收到西方列强、日本和沙俄的直接干预。因此，中国的仁人志士都一直期待中国某一天能够结束这样被干涉的屈辱历史，从而真正地行使中国自己的主权。这一天终于在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之日到来。中国人真正成了自己的主人。这一天实在是来之不易。如此一来，长期以来，中国强调“不干涉内政”的接近绝对的主权观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一些人士可能会担心，中国放弃我们一直秉承的主权观是否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的负面印象和影响。就这一点，只要保持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应该不是问题。
首先，对国家的形象问题，要细致分析。国家做事，不能只要面子，而不要利益。其次，不是所有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都一定真的。如果对我们的指责并没有依据，不必过于在意。而如果我们确实有值得改进的地方，改进对我们的未来是有好处的。事实上，中国过去近四十年的改革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听取别人“干涉中国内政”的真知灼见。从经济特区，到引进外资，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没有一个不需要中国接受一些其他国家对中国经济运行的规则的建议（或者说是，“干涉”）。
其次，我们如今放弃我们一直秉承的主权观也不会给西方列强们继续干涉中国内政增加太多的借口。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病入膏肓的清帝国或者是刚刚立国的中华民国。如今的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其他国家的言语，甚至也不怕其他国家用行动来干涉，尽管我们坚决反对用行动干涉他国的内政，也反对他国用行动来干涉中国的内政。
中国需要新的与时俱进的主权观，一个更加符合中国国力和时代的主权观。在这种新的主权观背后，中国需要倾听和被倾听，以开放的心态来包容思想的对话和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