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国大选将产生新一任总统、全部国会众议员、34名国会参议员以及14个州（含两个属地）的州长，影响美国未来至少四年的内外政策。目前，虽然民主共和两党尚未正式确定各自唯一的总统提名人，但现年69岁的商人唐纳德·约翰·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凭借所谓“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身份与极端言论在共和党初选中的意外领先，已成为引发全球热议的政治现象。所谓“特朗普现象”（Trump Phenomenon）或“特朗普主义”（Trumpism）为理解当今美国政治发展提供了独特视角。那么，“特朗普现象”的显现具有哪些历史或现实根源？该现象有何启示？本文就将针对这些问题尝试提出一些初步思考。
一、解释“特朗普现象”的历史视角
从政策主张、身份认同以及竞选基调观察，“特朗普现象”并非毫无历史渊源的新问题，而是曾在美国政治史上反复显现的“本土主义”、“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以及“偏执风格”（paranoidstyle）等多重思潮交织而成的混合体。
1、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凸显“本土主义”
所谓“本土主义”即主流人口对被其视为外来威胁的少数“他者”群体的恐惧与排斥。虽然有悖于这个移民国家所标榜的“美国梦”，但“本土主义”倾向可追溯到美国建国前的殖民地时代，并长期存在于美国社会当中。
最早来到美洲大陆的英国殖民者自视为“真正美国人”（real American），反而将土著印第安人等有色人种视为“外来威胁”。这些新教徒也将对天主教的敌视带到了北美，引发了英国殖民者即“真正美国人”与被视为“外来威胁”的法国、西班牙天主教殖民者之间的冲突。美国“本土主义”在种族和宗教信仰意义上的排外倾向也就此形成。从1798年联邦党人主导通过的旨在限制法国、爱尔兰裔移民从政的《移民法与暴乱法》（Alien and SeditionActs），到1840、50年代涌现的限制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的“一无所知”（Know Nothing）运动，再到1860年代混合了反天主教、反少数裔以及新教徒白人至上诉求的“三K党”极端组织，都是“本土主义”的历史印记。1882年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Act of 1882）也深受该思潮的驱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新政”时代，多族裔的参战贡献、移民政策的收紧、联邦政府对就业的拉动以及兴起的专业服务业对技能而非族裔身份的要求等因素，共同弱化了“本土主义”倾向。但在“9·11”事件之后，针对穆斯林群体的移民限制、以《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为代表的对外来群体的监控、以及共和党保守派对奥巴马移民改革计划的强烈抵制，都凸显了“本土主义”思潮的回流。
在本次竞选的政策阐释中，特朗普虽然在不少议题上或模糊或摇摆，但在移民和反恐事务上展现出浓厚的“本土主义”立场。特朗普将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界定为“非美国”或“非本土”，即由外部世界的“他者”或移民造成的，因而要阻断这些“非本土”因素的负面牵扯或介入。基于此判断，特朗普提出了包括反对公民出生地原则、强化边境执法、美墨边境筑墙、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以及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等一系列政策，从而确保就业机会不被非法移民夺走、国土安全免于外来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将“本土主义”理念延展到在外交领域上的内向化的“不干预主义”（non-interventionism），即主张独善其身地专注于应对美国“本土”的真正威胁，不赞同维持与其他“他者”国家的盟友关系。
特朗普的“本土主义”阐释在当今美国不乏市场。通常而言，其支持者被认为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男性，即那些在全球化冲击下低水平就业又要养家糊口的群体。但随着选举的逐步推进，特朗普的基本盘得到了更为多元化的界定：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传统经济（农业、建筑业、制造业以及贸易）从业者、基督教福音派甚至是更为广泛的美国本土出生者当中都大量存在着支持特朗普的呼声。换言之，特朗普的“本土主义”倾向在包括重商温和派、宗教保守派乃至茶党势力等共和党各派系中不同程度上引发了共鸣，这也部分解释了特朗普在众多共和党参选人中领先的现状。
2、特朗普的身份认同符合“反智主义”
按照该概念的提名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的观点，“反智主义”是一种“对理性生活和那些被认为是其代表的人们的反感和怀疑，是一种一贯贬低这种生活价值的倾向”。
与“本土主义”相似，“反智主义”也可追溯到殖民地时代。最初来到北美的新教徒移民大都受教育程度偏低，在开拓与生存的过程中更多依赖于宗教信仰的支撑和毫无经验可循的艰难实践，而非已有的理性或知识体系。而这种追求“效用主义”（utilitarianism）的“反智”倾向也贯穿于美国国家扩张与成长的全程。“反智主义”的另一个源头来自美国传统村社小镇文化对代表现代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的抵制。一般认为，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盛行就是“反智主义”步入高潮的重要体现，知识界在其中遭遇了严重迫害。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茶党势力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崛起蕴含着强烈的“反智主义”意味。特别是茶党势力反对长期在任的“建制派”政治人物、在各层次选举中多次推出“反建制派”参选人挑战共和党资深在任者的做法，完全符合“反智主义”在政治上不信任具有专业经验和积累的政治精英的表现。随着众多“反建制派”的当选，特别是以2014年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在初选中惨败为重要标志，“反智主义”倾向在共和党阵营中愈演愈烈。
从这个角度出发，毫无政府经验的特朗普在本次共和党初选中显然是最受关注的“反建制派”参选人，完全符合茶党势力等共和党支持者实现某种切实改变的需求。特朗普的过激言论不但有悖于专业甚至常识，甚至挑战“政治正确”底线，但却巩固了其“反智主义”的身份认同；同时，“建制派”政治精英关于特朗普缺乏经验、政策主张毫无专业性与可行性甚至太过偏激的批评，反而扩展了特朗普的民众支持；此外，特朗普将这些批评转化为政治精英脱离现实、无视民众诉求的“罪证”，进而强化了自身的选民吸引力。
3、特朗普的竞选基调遵循“偏执风格”
这一概念也来自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研究，他最初从临床精神病学借用了“偏执”一词来形容美国历史上右翼运动的极端反应，而这种反应本身自然也包括“本土主义”或“反智主义”。按照霍夫斯塔德的说法，社会主导群体会臆想出某种恐惧，即“一个庞大且险恶的阴谋、一个巨大却微妙的系统，正在试图削弱和破坏现有的社会生活方式”。作为回应的右翼运动，为了摆脱“几乎超然力量的控制”，必须“摒弃政治妥协与让步的通常手段，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讨伐，才能击败敌人”，把美国从“阴谋”中拯救出来。
这一观点基本上可以解释“一无所知”运动、“三K党”以及“麦卡锡主义”等众多美国历史上的极端右翼运动及组织。有观点认为，茶党势力的崛起也是将奥巴马上台后推进的一系列“大政府”主张视为“阴谋”而导致的某种右翼势力的极端化反应。而在共和党内乃至美国社会中的这种“偏执风格”在奥巴马任内并未消减。
特朗普在本次竞选中充分利用了“偏执风格”。在其2015年出版的题为《跛足美国：如何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Crippled America: How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竞选造势书开篇，特朗普就宣称，之所以选择一张生气的肖像照作为封面是因为他对目前美国的处境愤怒而不快：“我们此刻并不处于令人喜悦的状态，而是一个我们想办法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的状态”。
又如，特朗普曾公开预测美国经济状况岌岌可危，将面临“极大规模的经济衰退”。在为选民臆想出“阴谋论”之后，特朗普在众多政策表述上都倾向于偏执的极端化，从“边境筑墙”到“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从“向中国征收45%的关税”到“支持日韩两国发展核武器”再到“全球变暖是阻碍美国制造业发展的谎言”等等。而正是由于对“阴谋论”渲染的恐惧，特朗普的这些极端政策能够赢得部分选民偏执地支持，进而反复加剧了不安的选民心理。
二、解释“特朗普现象”的现实视角
当混杂着多重思潮的“特朗普现象”从历史中走来时，肯定是现实中的某些因素为其发出了邀请函。一般而言，总统选举中所有参与者的策略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行为者面临既定的、难以改变的环境的方式的约束，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其驱使。
从这一角度出发，当今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及国际状况等大环境所塑造的民意无疑是“特朗普现象”的主要成因。同时，美国总统的初选制度、共和党政治发展状况、媒体传播的议题设置乃至特朗普个人的某些特质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作为2016年大选的环境，当今美国政治党争极化、经济复苏缓慢、社会族裔多元化冲突、国际环境不佳，这些因素的叠加影响引发了民众中的不满、不安、愤怒甚至恐惧等多层次的民怨情绪，成为“特朗普现象”的根源所在。
第一，政治党争极化招致民众不信任。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一系列“大政府”主张刺激了共和党阵营的反弹，加深了党争极化趋势。
府会冲突直接酿成了2012年财政悬崖危机，招致标准普尔指数对美国信用评级的历史性下调。2013年9月，由于国会两党无法就是否废除“奥巴马医改”相关项目达成一致而拖延通过拨款法案，联邦政府时隔17年再度陷入了部分机构关门16天的停摆危机。2015年9月，国会众议院共和党极端派组织“自由连线”（Freedom Caucus）又以反对为“亲子关系规划”（Planned Parenthood）提供经费为由阻碍拨款立法，不惜以政府停摆为代价捍卫在堕胎议题上的保守价值观。
统计表明，第112届国会（2011-2012）与第113届国会（2013-2014）的立法数量分别为284件和296件，堪称1947年以来最低效率的会期。
根据盖洛普民调显示，至少有七成美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不满，对政治精英充满了不信任。2012年连任以来，奥巴马政府的满意度持续下降，长期低于50%，即便在2016年有所回升，其最高数字也只是52%。民众对奥巴马执政的不满，凸显了对其承诺改变的高度期待与兑现承诺的现实效果之间的较大落差。相应地，民众对国会的失望程度也继续攀升，2016年民众对国会的满意度仅为14%。
对在任传统政治精英的失望与不信任，转化为民众对非传统政治人物即“反建制派”的强烈期待。这种“反智主义”倾向在民主共和两党初选中表现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特朗普不同程度上的意外表现。同时，一度关于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对决杰布·布什的所谓“王朝政治”猜测以及关于科赫（Koch）兄弟、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等为某些共和党参选人提供大量捐款的“金钱政治”报道，也加深了民众的无奈与厌倦，强化了对特朗普等“反建制派”参选人的支持。
第二，经济复苏难以满足民众期待。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很快进入了稳步复苏阶段。GDP增长率从2009年的-2.8%恢复到2015年的2.4%，并有望继续回升。与此同时，失业率在2016年开年后降至4.9%，回到了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2014年和2015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也分别达到了2.7%和3.4%。
但与经济指标良好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5年年底的民调显示，改善经济与就业状况仍是美国公众最为关注的议题。同时，71%的公众认为美国经济体系明显不公平地倾向于富人。
必须看到，美国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复苏问题突出。根据2014年统计，发展最快的产业为服务业，且大多在低专业领域，而萎缩最快的则是作为实体经济的制造业。2014年美国就业岗位中的80.1%来自服务业，而工业及农业分别只贡献了15.1%和1.5%。在服务业中，创造就业数量增长最快者为医疗与社会辅助服务、教育私人服务、休闲餐饮服务、专业商业服务及交通与仓储服务。
这就意味着，依靠低端服务业带动失业率下降的同时，众多美国劳动者的就业在水平、质量及稳定性意义上并不理想。特别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他们只能从事专业程度较低的行业，而这些行业又天然地具有极强的可替代性与流动性，因而该群体极易因被少数裔新移民等更低成本的劳动力取代而再度失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在低失业率下民众仍迫切期待改善就业状况的现实。
面对迫切诉求，在对传统政治人物不信任的催化下，特朗普的“本土主义”理念即通过驱逐非法移民、限制新移民涌入等“反全球化”措施来改善就业状况的政策选项开始得到更多选民接受。
与产业结构失衡平行的是，美国中产阶级空前萎缩、贫富分化加深。据2015年统计，中产阶级、高收入阶层以及低收入阶层的比例分别为50%、29%及21%，这组数字在1971年为61%、25%及14%。伴随着中产阶级萎缩，财富持续向富裕的高收入阶层聚集，数量可观的中产阶级跌入了低收入阶层。这种作为社会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与低收入阶层具有的强烈“被剥夺感”导致了一部分民众选择支持桑德斯在国内再分配意义上的“平民主义”（populism），而另一部分则倒向了特朗普的“本土主义”排外倾向。
第三，族裔多元化冲突令民众焦虑。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拉美裔已超越非洲裔，成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且保持激增。按照保守预计，白人比例将在50年后降至50%以下，拉美裔将上升至24%，14%的亚裔可能超过非洲裔的13%，美国从而成为无多数族裔的国家。非白人族裔激增的重要原因是非美国本土出生移民数量的增长：从1970年的970万（4.7%）增至2013年的4130万（13.1%），并被预期可能在2065年增至18%。
在经济复苏无法令人满意、就业机会遭受冲击所造成的民怨情绪下，人口结构的多元变化重现了美国白人民众中关于“真正美国人”的焦虑，唤醒了在种族和宗教信仰双重意义上的“本土主义”思潮。
族裔多元化及新移民的涌入不但导致了同性婚姻、堕胎、枪支管制等传统争议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而且还诱发了众多社会矛盾与冲突。2014年迈克尔?布朗案引发的弗格森种族骚乱、2015年巴尔的摩种族骚乱等一系列反抗种族歧视抗议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2015年2月CNN的一项民调显示，有39%的公众认为在奥巴马任内白人与非洲裔关系愈发恶化，而认为关系好转者仅为15%。
同时，新移民的宗教倾向也逐渐上升为争议焦点。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和2015年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等恐怖袭击事件的施暴者皆为受到宗教极端思想驱使的新移民。这些事件进一步撕裂了白人群体与少数族裔群体（甚至是其他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塑造了白人保守派针对移民的强烈敌视情绪，突出了“偏执风格”。
根据调查，大概四成美国民众同意将约1100万“无证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驱逐出境。在叙利亚局势日益恶化之后，超过一半的美国公众也反对接受叙利亚的难民。这与特朗普全面驱逐非法移民、将叙利亚难民称为“终极特洛伊木马”等“本土主义”言论如出一辙。
第四，国际地位下降、反恐局势严峻，令公众不安。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外交战略进行了以合理配置美国有限战略资源为目的的调整。奥巴马政府选择尽快从中东地区“抽身”，将更多资源投入“亚太再平衡”战略进程中。但随着叙利亚局势恶化、特别是“伊斯兰国”（ISIS）等恐怖主义极端组织的再次抬头，欧洲盟国面临着打击恐怖主义和解决难民问题的两重压力，俄罗斯又在中东实施了较为有效的军事行动，奥巴马政府被广泛要求采取更为积极的应对措施，担负起应有的国际责任。
面对奥巴马政府在打击极端组织问题上的迟疑与缺乏成效以及在国际领导力上的备受质疑，美国民众对其外交、国际安全及反恐政策普遍持有负面评价。按照民调显示，在这三个议题上持不满意态度者分别为52%、58%及54%，而满意者仅为34%、34%及40%。由此可见，美国民众对奥巴马治下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安全环境并不乐观甚至感到不安。
事实上，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始终被民众视为三大首要议题，并在2015年11月13日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后一度上升为最为重议题，这也表现出美国公众对潜在恐怖主义威胁的持续恐惧。特朗普在竞选中颇为“偏执风格”的“本土主义”渲染也正好迎合了这种不安与恐惧的民众心理。
选举制度、政党生态、媒体偏好以及参选人个人特质等因素共同对“特朗普现象”推波助澜”
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不可或缺，但相对于美国当前的多层次民怨这一必要的民意环境而言，仍处于诱因范围。
第一，现行的美国总统初选制度更易产生持极端立场的提名人，为“特朗普现象”提供了空间。
“提名制度乃现代政党最显著的标志”，初选程序事实上是民主共和两党各自党内的决策过程，其参与者往往为本党的坚定支持者。据统计，1970年代之后的初选投票率一度达到将近30%，但2000年的数字仅为17%。这就意味着，初选过程的结果往往不是民意的充分表达，而是一小部分本党最为坚定的基本盘的偏好，即特朗普这样的极端人选。
事实上，为了平衡并不完全甚至极端化的民意表达，1981年之后民主共和两党在总统初选中先后设置了由本党选任政治人物和政党官员出任的代表政党立场的所谓“超级代表”（superdelegate）。在2016年初选中，民主共和党两党分别有731位（占全部代表的15.3%）和144位（5.8%）“超级代表”。虽然有观点预期，特朗普最终能否获得提名将有赖于“超级代表”的倾向，但也有研究发现“超级代表”在近年来的角色是遵从而非纠正初选民意。
第二，当前的共和党处于分裂状态，为“特朗普现象”留下了机会。
特朗普的异军突起，凸显了共和党党内“建制派”的消沉，以重商温和派尤甚。受到茶党势力及其“反智主义”倾向的影响，2010年之后的每次国会两院选举中几乎都有共和党资深在任者在初选中落败，这一趋势也发生在2012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初选当中。在2011年9月到2012年2月上演了四位具有茶党标签的保守派参选人在民调上轮番领跑的戏剧性场面。但在茶党及其支持者释放能量的同时，代表”建制派”的马萨诸塞州前州长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民调中稳步上升，其整合的努力最终得以成功。
基于2012年的经验，特朗普最初的民调领先也曾一度被解释为是暂时性的。但2016年的共和党初选却陷入空前的混战，“建制派”人满为患，杰布·布什、斯考特·沃克（Scott Walker）、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卡西奇以及鲁比奥等人无法内部协调，具有“茶党福音派”（Teavangelical）标签、代表党内宗教保守势力的克鲁兹也无力吸纳重商温和派，最终错过了阻击特朗普的最佳时机。
第三，媒体的议题设置为“特朗普现象”提供了独特且强劲的推动力。
美国媒体的政治报道在议题设置上明显偏好于吸引眼球的新闻，比如政治人物的绯闻、失德甚至腐败行为，对于可能因太过专业而无法令受众感兴趣的政策议题的关注度有限。基于这种偏好，活跃在各种媒体平台上的特朗普“跨界”参与总统竞选本身就是新闻的“富矿”，被认为具有巨大的受众吸引力，他本人口不择言的极端言论更是几乎每天都制造着“重大新闻”。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已有75%的民众认为媒体对特朗普的报道太多了。
明显超过其他任何参选人的曝光度至少为特朗普带来了两方面优势。一方面，特朗普的极端言论与偏执风格通过媒体左右了整个共和党初选的基调，其他参选人甚至也跟进了偏执倾向的宣泄式表达。另一方面，特朗普得到了超级规模的免费竞选宣传。
按照统计，截至2016年2月，特朗普用于广告宣传的开销为1000万美元，不足克鲁兹或者希拉里·克林顿的一半，但其免费宣传的估值高达1.89亿美元，是克鲁兹的六倍、希拉里·克林顿的2.5倍。换言之，这种在初选阶段任何参选人都无法实现的动员规模构成了“特朗普现象”在竞选意义上的巨大支撑。
第四，特朗普作为参选人的个人特质也是“特朗普现象”的一个重要前提。
除了前文论及的“反建制派”身份认同以及“跨界”知名度发挥了关键作用外，特朗普本身的确存在某些表演性甚至是煽动性的人格特征。根据其个人传记中的回忆，特朗普“爱表现”的性格受到“很有表演的天分、喜欢气派的东西……渴望万众瞩目”的母亲极深影响，甚至他年轻时还曾有过投身电影业的念头。同时，特朗普凭借较为娴熟的媒体操纵，嬉笑怒骂、口无遮拦，颇有将选举“大众娱乐化”的趋势，异化了选举政治的动员模式。2015年8月3日，共和党总统初选的首场电视辩论，就因为特朗普的参与而吸引了2400万观众，创造了美国非体育赛事类电视节目的收视纪录。
通过从历史与现实意义上的梳理，“特朗普现象”的面目更为清晰地显现出来：即一种由于当前美国多层次民怨直接导致的、带有强烈“反智主义”与“偏执风格”的“本土主义”倾向，并得到了制度、政党、媒体以及个人特质等综合因素的强化。
时至今日，“特朗普现象”仍在发酵之中，最终能否导致“政党重组”甚至是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Jr.）所界定的“历史周期”更迭等重大变化，仍需进一步观察。但从过去八个月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的领先以及本次大选选情走向观察，“特朗普现象”已揭示出美国正在面对的某些深层次困境。
一方面，“特朗普现象”是负面的“奥巴马现象”，凸显美国政治困境。
事实上，奥巴马在2008年的历史性当选就是凭借资浅的“反建制派”定位、回应民众的变革诉求、承诺实现变革进而实现的，也堪称某种政治现象。而今，金融危机之后在民众中的这种“思变”情绪非但没有得到充分释放，甚至对奥巴马执政的失望令民众的不满、愤怒以及恐惧情绪加剧累积，转而期待一位距离传统政治精英更远的“反建制派”参选人切实实现某种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2016年的特朗普分享了2008年奥巴马获胜的民意氛围。
但与2008年奥巴马竞选时面对民怨的正面承诺不同，特朗普的竞选主线是偏执地利用乃至煽动选民的负面情绪，所传达的是恶化民怨氛围的极端信息。正如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在放弃参选意向的公开信中的评价，“特朗普唤起了我们的心魔”。
从“奥巴马现象”到“特朗普现象”，凸显了美国民众对现行政治体制无法回应大众诉求的不满与愤怒。面对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流动与人口流动的交互影响，美国民众特别是中下层遭遇着严峻的经济与就业冲击，这一矛盾在金融危机之后愈发激化。而从奥巴马“我们能够相信的变革”的落空，到今天特朗普的“本土主义”或桑德斯的“平民主义”，美国选民只能寄希望于选举产生下一个可能实现改变的新总统。而对于真正需要改变的美国当前极化的“否决政治”以及不公平的经济与社会制度而言，身在其中的希拉里·克林顿或特朗普可谓束手无策，只会令民怨陷入又一个循环怪圈。
另一方面，“特朗普现象”将“奥巴马主义”中“内向”的倾向推向极端，凸显美国外交困境。
不可否认，特朗普在气候变化合作、伊朗核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众多奥巴马“外交遗产”议题上持有反对立场，但其从“本土主义”出发的“不干预主义”却明显具有所谓“奥巴马主义”的基因。
“奥巴马主义”的核心内容被解释为“在国际舞台上收敛，将更多资源投入其自由派倾向的国内事务”的倾向。但在国内与国际平衡的同时，“奥巴马主义”还强调了中东与亚太地区的平衡、维护全球领导力与积极盟友合作的平衡等原则。
在过去将近八年中，“更多资源投入国内事务”与“维持全球领导力”之间存在着再平衡和再分配的极大张力，“奥巴马主义”在现实实践中的收效并不理想。而特朗普恰恰站在了“奥巴马主义”内在逻辑的冲突点上，他进一步强化了“更多资源投入国内事务”的路线，放弃“盟友合作”，并模糊了“维持全球领导力”的平衡性目标。
这种“内向化”倾向在美国外交思想的流变中始终存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任主席詹姆斯·威廉·富布莱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曾就二战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发出警告，“我们偏离了我们的民族经验和立国之道所准备让我们去走的道路，而走上了不适当的强权政治和战争的歧途。这条弯路耗尽了我们的资源和精神力量；它使我们变成了跛足巨人”。而按照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ass）的观点，“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但是美国的领导力取决于美国首先应该把自己的国家搞好……美国在国外试图采取行动时就必须更加克制，在国内则必须更加有条不紊”。
在今天的两党初选中，所有参选人都在讨论国内经济与就业需求，无一敢于明确主张新一轮的海外军事干预。这是“奥巴马主义”所取得的共识，但其“内向化”的程度会否蜕变为特朗普所主张的“本土主义”的失衡状态，将直接关乎美国的国际角色及其牵动的世界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