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凯恩斯主义”再次回到宏观政策实践的舞台中央，主要国家不断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来刺激总需求。八年以来，从当前各国运用凯恩斯主义的实际效果来看，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不幸的国家各有各的原因”。美国经济似乎已呈现初步复苏的迹象，而日本和欧洲的效果不如美国明显，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仍处在经济探底过程中。当前为应对经济存在的下行压力，经济学家们对于是否应再次较大规模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措施存在诸多争论。虽然我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已经耳熟能详，但实践中，人们往往容易奉行“拿来主义”，只看到凯恩斯提出的“结论性”政策主张，而忽视其约束条件和政策边界，从而可能产生与政策初衷相左的效果。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根植于上世纪“大萧条”的土壤，致力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问题。“大萧条”期间失业严重，劳动力没有“物尽其用”，全社会没有达到充分就业产出，为此凯恩斯试图从总需求方面去寻找原因。在不考虑外部需求的情形下，凯恩斯认为总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决定。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作用，人们并不能将所有产出都消费掉，所形成的缺口需要由投资需求来填补。但投资需求本身是由资本回报率和利率决定的，并不能恰恰填补该缺口。于是，面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开出了总需求管理的药方：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由于经济萧条时大众商业心理消极，资本预期回报率下降很快，因此需要下调利率激发投资热情；财政政策方面，则需要扩大财政投资，直接弥补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不足。凯恩斯提出的政策主张看似简单，即通过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危机。但在此次危机应对的实践中，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它的一些约束条件，这可能是决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否有效的重要原因。
一是名义利率下限和流动性陷阱制约着货币政策的实施空间。宽松货币政策意在降低利率以促进投资需求。然而，名义利率会受到零利率下限约束。即使极端情况下，央行可以将名义利率设定为负值，但其实际效果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且负利率也不能无限制地下降，也存在下限的问题。除了下调名义利率以外，央行还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提高通胀预期，却可能落入“流动性陷阱”。一个典型的事实是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货币政策在防御经济衰退和通缩风险上成效甚微。当然，也有人认为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之所以收效甚微，是因为宽松的力度还不够大，可以进一步采取量化宽松、汇率贬值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实践中，日本央行确实加大了宽松力度，但其政策效果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值得未来进一步观察。
二是政府债务水平及赤字率制约着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凯恩斯指出，为应对经济萧条时的总需求不足，政府需要增加财政支出。然而，当经济增速下降时，财政收入增速往往也会随之下降。一方面财政收入不断下降，另一方面财政支出还要被动提高，这无疑会提升财政赤字率或政府债务。如果说上述日本案例显露出货币政策在应对经济衰退时的苍白，那么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双重打击下的欧洲案例则凸显了财政政策的现实无奈。究竟是要扩大财政投资以减缓经济衰退，还是要削减赤字率以降低债务水平？各方争论不休，其财政政策实际上陷入了两难困境。从博弈的现实结果来看，当前部分欧洲国家似乎选择了宽松货币政策和紧缩财政政策。此种在凯恩斯主义看来矛盾的政策组合，却出现在了现实之中。
三是当期过度的投资需求可能抑制下一期的总需求并诱发产能过剩。凯恩斯强调，为满足充分就业的要求，当期需要扩大投资。而在跨期情况下，如果投资效率缺乏保障，那么当前投资需求的过度扩张可能会对下一期的供求关系造成扰动。人们购买投资品是用于继续生产商品和劳务，必然对资本存量等产生一系列影响。若短期内生产函数没有及时改善，那么多余的资本可能产生闲置，从而引发产能过剩。例如，尽管“四万亿”计划的最终利弊得失仍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较大产能过剩压力与国际金融危机后投资刺激政策的规模和效率息息相关。
四是总需求政策的效果深受结构性问题的影响。凯恩斯认为当私人部门投资需求不足时，政府投资需求能够有效弥补。这种观点忽视了投资结构等深层次问题。具体地，当私人部门投资需求因资本回报率下降而不愿意扩张时，政府投资恰恰要迎难而上、填补缺口；然而，政府投资也会受到下行的资本回报率影响。但为了提高有效需求而持续地进行政府投资，必然会使该投资陷入亏损的困境。这说明凯恩斯在建议以政府投资来弥补产出缺口时，并没有以全社会总资本回报率或利率水平来约束政府投资，忽视了政府与私人投资对资本回报率（或利率）有着不同敏感性等结构性问题。即使在私人投资范畴内，例如在一个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经济体中，预算约束程度不同的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也不尽相同。事实上，中国在“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隐性担保、刚性兑付等问题的存在，不少金融资源流向了软预算约束部门。而融资量巨大软预算约束部门对利率不够敏感，极易对其它部门形成挤出效应。
五是开放经济下现代金融市场与总需求政策之间的复杂互动影响。凯恩斯所处的年代金融市场尚不发达，故鲜有提及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及其宏观政策之间的内生性联系。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引发了宏观经济学家对金融问题的集体性反思，即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可能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特别是金融市场的表现可能会给货币政策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危机后，在主要国家的宽松政策刺激下，大量资金涌入金融市场并催生各类资产价格较快上涨甚至形成泡沫，而一旦泡沫破灭又会再次冲击实体经济。当然，保持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含金融资产价格稳定）有时是种两难，对此一些央行将金融稳定的目标寄希望于宏观审慎管理——一个尚未经充分证明的概念。此外，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全球金融市场高度联动，不仅有“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外溢效应，还有新兴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的“回溢效应”。例如，以前投资者更多关注的是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金融的变化实际上对美联储的加息决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观凯恩斯主义的约束条件，结合中国当前“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历史背景，我们认为：一是应保持中性适度的货币环境。后危机时代，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的边际效应正在不断减弱。特别地，过度的货币扩张极易带动金融资产、房地产等一系列价格的迅速、轮动上涨，且在极端情况下不排除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密切关注广义通胀等综合反映各类价格与流动性的指标。二是在可持续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水平范围内，应切实提高投资效率，合理利用财政政策的剩余空间。政府投资需积极发挥结构性调整功能，致力于中长期教育、环保等领域的基础性投资。三是加快实施具有“治本”功效的结构性政策。理顺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鼓励不同产业、不同生产环节、不同流通领域的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值得一提的是，结构性改革可能引起短期经济下行，对此要保持一定的定力，顺应经济增长规律，提高对经济增速波动的容忍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下，现实中许多宏观政策（尤其是创新性的政策）的效果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例如，非常规货币政策对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加大政府投资与全社会去杠杆之间的取舍、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互动影响等。放眼历史长河，每一场大的经济金融危机几乎都会激发经济理论的创新。“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占据主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似乎重回现实政策应对的舞台，但目前对其政策效果的争论也与日俱增。或许，崭新的经济理论正在孕育之中，而我们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解也必然会随着宏观经济现实的发展而不断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