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刊发了梁晨（编注：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中清（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等合作完成的《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以下简称《无声的革命》，或直接标注所引用的页码）。该文通过对中国两所精英大学50年间学生学籍的案例分析，说明中国精英高等教育的生源自1949年以来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按照作者的统计，以学生父亲的职业为基准，北京大学1952-1999年的新生中有15.01%是农民子女，苏州大学的农民子女则达到25.37%（第105-106页）。
本文力图探讨其求证中的问题并与之商榷。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结构及教育政策在改革开放前后有着相当大的变化。用50年累加的数字来论证，首先掩盖了那些对理解中国教育公平至关重要的社会变迁。其实，作者的数据清晰地表明，农民子女入学的上升趋势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进入北京大学的农民子女呈现下降趋势，而苏州大学的农民子女比例也基本不再增长。
当然，作者在数字上并没有掩饰对这些不同阶段的差异的诠释。他们在给出一些总体数字的同时，也分别给出了改革开放以前与改革开放以后的数字。但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揭示出这些数字背后真正的社会逻辑，虽然，这些抽象数字本身所能呈现的，仅仅只是一部历史感薄弱的学生来源“标签化”数据的变动性罗列。比如，作者在文中指出，在“文革”前，贫下中农子女进入精英大学的比例不断上升，富农地主子女的比例则大幅萎缩，到“文革”时期已经基本退出精英大学领域，中上中农子女的比例也持续下降，只有贫下中农子女“一骑绝尘”，几乎成为农民群体进入精英大学的垄断者（第107页）。那么，这种状况究竟意味着是什么样的革命，是教育领域平等的革命吗？如果这也算是革命的话，也许该称之为“被革命的教育”。
新中国建立后确立了“教育为人民服务、教育向工农开门”的基本方针。然而，“人民”并非同质性的概念。在“人民”的概念中，不仅有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之别，更有工农家庭出身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之分。即使拿“工农”这个概念来说，也是非同质性的。在改革开放前，人们更多的是用阶级论的视角切分出两个概念：“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工人与贫下中农构成劳动人民，而地主富农与资产阶级构成剥削阶级。在当时，凡是将“工农”并提在一起的，其中的“农”都特指贫下中农，而绝非今天一般意义的“农民”。这种身份差别体现在各个方面，就高等教育的招生对象的资格而言，可明确区分为优先、限制与剥夺等不同的待遇。
第一，享受优先录取权的是工农子女。1953年起，高等学校在招生中规定，当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产业工人、革命干部等考试成绩达到所报考系科的录取标准时，优先录取。1964年，对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退伍士兵和劳动知识青年，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当他们的考试成绩达到报考学校的最低要求时，优先录取。1965年的“高校招生办法”中规定，对于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产业工人、贫下中农、烈士子女和学生干部，当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接近时，优先录取。正是由于这一优先录取权的保障，才使高校学生中工农成分的比例逐年增加。1953年工农家庭出身以及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新生，占到新生总数的27.39%，1958年上升为55.28%，1965年又上升为71.2%。
第二，招生受到限制的是剥削阶级子女。1961年教育部党组在《关于资产阶级子女升学问题的报告》中承认，在招生工作中对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和“右派”没有实行区别对待，对学生本人的进步注意不够，很多学校规定的机密专业的数量太大，范围太广，过分限制了资产阶级子女入学。该报告指出：“对于资产阶级子女看重本人的表现，如果他们的政治、健康条件合格，学业成绩达到了规定标准，就应该和其他人一样考虑录取，不要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子女，就对他们有所歧视而不录取”。然而，在强调阶级路线的氛围中，家庭出身始终是决定大学教育机会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政策是，在培养人、使用人时，要贯彻‘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路线。阶级路线的三句话中，‘有成分论’是前提，是有形的、实在的；后两句则是虚幻的……‘四清’运动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阶级路线贯彻得也越来越严格。凡出身不好的人都会被直接告知，不要幻想参军入伍；不要期望上名牌大学，报某某专业；不要企图留城工作；更别妄想进大机关和科研机构”。
第三，招生资格被剥夺的是被认定的坏分子。1953年，高等教育部发出“关于投考高等学校学生的政治审查问题的通知”，规定有以下情况者不准报考：现被管制分子；反革命分子和现行破坏活动分子；确因反革命以及品质恶劣而被国家企业、机关、部队或高等学校清洗或开除的分子。1958年，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规定对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品质恶劣的分子及其他坏分子，都不予录取。如果真是反党反社会的罪犯，剥夺其包括教育资格在内的公民资格倒也不足为奇；问题在于当年用阶级斗争视野认定的坏分子究竟有多少属于今天所认定的应该剥夺公民教育资格的罪犯呢？
李文胜根据北京大学档案材料，分析了1957-1965年间北京大学新生家庭出身情况。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氛围中，对劳动人民子女教育权利的保障，是以强行限制和剥夺剥削阶级子女的教育权利为代价的，实行的是一种“阶级内的平等”。随着阶级斗争的升级，它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歧视性的“阶级路线”政策，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成为衡量个人政治先进性的重要标准，严重打破了公民教育权利的平等，打击、压制了许多有求学渴望和学习能力的青年学生，并直接导致了“文革”中的“血统论”。
这种讲出身、论成分、贯彻阶级路线的教育方针一直贯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当然，在这30年的教育发展中，也存在着关于教育发展战略的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强调发展以专业技能和精英教育为核心的正规化、制度化教育，另一种倾向强调以实现平等为核心的普及化、大众化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贯彻的是以大众教育为主导的高等教育方针。1952年后，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开展及向苏联学习的运动，精英教育开始占据主导，新中国成立之初所建立的工农速成中学和调干生制度相继被取消。但是，自1958年国家发起“教育革命”后，大众教育在毛泽东的强力支持下重新占据主流，“文革”期间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1970年到1976年，全国高校取消了考试制度，通过推荐的方式招收工农兵学员，达到“一骑绝尘”的地步。就这个意义而言，教育被彻底地“革命”，中国的大学迎来了规模空前的工农子女。
即使是在人民阵营里，还存在着工农子女与干部子女、工人子女与贫下中农子女之间的关系。《无声的革命》一文认为，取消考试、实行推荐制并不利于工农等缺乏权势的群体（第107页），对此观点我们颇有疑问。
从该文作者提供的数据看，北大和苏大在“文革”后期的农民子女数量的确明显减少。但所谓这个时期的学生更多是干部子女的说法则缺乏数据支持。他们依据的是作家邓贤的一篇报告文学作品——《中国知青梦》。但这篇报告文学在宣称“文革”时期70%的大学生是干部子女或有政治背景时，并没有标出数据来源，难以为学术研究所采信。而作者将这个时期的工农群体视为缺乏权势的群体，则显得缺乏基本的常识感。众所周知，在“文革”时期，原来的干部大多被当作“走资派”遭到批斗或被赶下台，工人出身恰恰是当时最有权势的群体，农民中的贫下中农也是正当红的群体。
作者认为取消统一招生考试后大多数的工农兵学员既非出身工人，也非出身于农民，而是出身于干部子女，这种看法的依据并不充分。实际上，该文作者稍后在对工人子女的分析中又指出，工人子女在“文革”时期成为大学生的重要来源。这表明该文作者自己已经对前面的论断进行了否定。当然，在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时，的确存在较多的“开后门”现象，以致1972年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提出要克服少数干部在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但干部子女到底在工农兵学员中占多大比例，仍缺乏确切的史实资料。而且，“干部”的指涉是非常宽泛的。当时，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都被称为“干部”，而按户籍制的标准，他们其实都是农民。从现在所能看到的一些材料来说，大学里的工农兵学员相当部分还是工人子女和贫下中农子女。比如，武汉大学1970年招收新生988名，其中工人占40%，贫下中农（包括基层干部）占33%，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占21%，解放军战士占5%。1970年北京大学招收的527名工农兵学员中，出身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占87%。
那么，通过政治的强力推动，大批工农子女在“教育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迈入大学校门，这是否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平等呢？1972年10月，北京大学教改组在汇报教学质量的调查情况时谈到，“历史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56人，其中高中程度10人，初中程度43人，高小程度3人；入学后上课14个半月，占入学2年时间的60.4%，下厂、下乡等非教学时间9个半月，占37.2%。56人中学得好的、比较好的有12人，占20%左右；学习一般的36人，占65%左右；学习差的8人，达不到培养目标，占15%；3人学习内容基本没有掌握。这种试图用取消考试制度，用革命的手段改变工农子女的文化弱势地位的努力，实际上注定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闹剧。有学者称之为“教育平等的乌托邦”。
综上所述，在我们看来，用政治手段强行限制和剥夺部分公民的教育权利，又用政治手段强行将另一部分人塞进大学的做法，不能被称之为是真正有进步意义的教育革命。
注：
文章选摘自《社会》（2015年第2期）“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与梁晨、李中清等的商榷”。经授权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