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当前形势下，为什么要提出开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哪些具体表现？
沈丹阳：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部署，各部门和地方都要按照要求全面贯彻落实。事实上，从去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下发之后到现在一年来，从中央到基层围绕着贯彻落实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不过在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一些有难度和需更加细化、深化的事项，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毕竟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一个大命题，它涉及的面非常广、非常宽。
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对外开放的能力与条件差异，需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呼应、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从以往的经验来看，鼓励一些地方先行先试可以总结经验、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如果支持一些地方在《若干意见》这个顶层设计文件的指导下，结合各自实际和比较优势，进一步大胆创新，通过上下联动、以点带面，形成经验，再复制推广，这样整个工作推进起来就会比较稳妥。
具体而言，中央和地方双向推进，有利于推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重点工作尽快落地。《若干意见》中的46项专项工作既需要中央部门从国家层面制定政策予以推进，也有相当一部分重点工作需要地方结合自身实际，在中央政策指导下尝试突破，也就是说有必要通过综合试点试验，增强地方主动性、积极性，自我加压，积极有为地探索解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的突出问题，疏通整个开放体系中的“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使新体制的构建更有活力、更加协调。
此外，部分地方先行先试再总结推广其成功经验，有利于推进国家层面的体制构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仅仅是“开放”，实质是“改革”。我们在酝酿试点方案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部分沿海、内陆沿边省市反映，当前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仍面临不少体制机制障碍，需要啃硬骨头。选择部分城市、区域先行先试，先易后难、由点到面、逐步推进，取得经验后再复制推广，有助于凝聚共识、协力攻关，真正破解制约开放发展的制度障碍，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现在商务部牵头已经开展了综合外贸服务、跨境电商、市场采购服务以及服务贸易等一些试点，成效不错，为我们推进和规范新的改革试点提供了宝贵经验。
试点还有利于把控开放风险与节奏，有利于促进有序开放、安全开放。我们现在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开放与安全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这次综合试点试验，也是基于可能会遇到一些无法预估或者难以有效应对的风险而采取试点先行、有序推进的一种稳妥做法。比如金融开放，《若干意见》里面有一大部分专门提到金融，对金融开放各方面一直呼吁很多但是也是有一定风险的。此外，包括对外投资合作、对台合作、沿边地区开放等，与国家安全、政治外交等密切相关，政策敏感度大，风险点较多，通过开展综合试点，把握好开放的节奏，既利于探索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模式，有序推进相关体制机制建设，又能有效防控开放风险，妥善应对各种复杂局面。
《经济参考报》：这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什么？
沈丹阳：这次选取了6个城市和6个新区作为试点地区，要求聚焦在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突出是体制机制创新，而不是搞政策的洼地。
试点的总体目标是：通过不超过两年时间的试点试验，在市场配置资源新机制、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等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进一步拓展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为“十三五”时期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开创全方位开放新局面，打下坚实基础。
试点主要围绕六方面的任务：一是探索开放型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核心是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前不久国务院召开了会议，要求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推进，现在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要求解决政府的缺位、错位、越位等问题。试点任务提出建立信息化、智能化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改革地方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的管理制度，其目的就在于一方面促进政府简化行政管理，另一方面发挥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的作用，保证经济运行和市场竞争更加规范有序。比如说，外商投资体制管理改革中将审批改为备案制，并且从事前转向事后管理，那么审批权从中央部门放下去之后，地方怎么接住？怎么做好服务，以及掌握信息？再比如，在新体制下怎么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从促进主体、客体、方式、手段、载体等多方面都要探索新方式新方法。
二是探索形成各类园区协同开放新机制。国家级开发区是我们对外开放成功的典型实践，还有国家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新区各种海关特殊监管区、，以及近年来我们与其他国家间开展政府间合作建立的智慧园区、创新示范区、两国双园等全新的合作模式等等，都是重要的开放载体，但另一方面，各类园区也到了迫切需要转型升级、重构发展定位的阶段。下一步，各类园区如何创新发展、如何协同开放，包括不同园区之间开放合作的制度设计、平台共享、集成创新，，都要探索。
三是探索推进国际投资合作新方式，包括探索解决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工作的体制性问题，也包括如何更好地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现在我们已经进入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的新阶段，有一些难点亟待破题。比如高水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如何引进来？、设计咨询、资产评估、信用评级、法律服务等中介服务组织如何走出去？也需要通过试点试验加速推进，取得突破。
四是探索建立质量效益导向型的外贸促进新体系。重点围绕如何既稳定外贸增长又提高外贸发展质量效益，促进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促进体系除了货物贸易也包括服务贸易。
五是探索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是综合试点试验中最为亮眼的一个安排，是为不同试点地区探索对外开放特色优势，开展经验复制推广做准备的，也是鼓励地方有序参与国家对外战略、拓展对外开放广度深度的一个安排。比如说，鼓励地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城市间加强合作机制建设。中美省州合作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试点地方与国外的一些地方之间可以探讨如何通过建立机制化合作、互设经贸代表机构、友城对接等方式创新经贸合作方式。此外，对沿海、内陆、沿边、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临近港澳台等不同区位的试点城市、区域，都提出了个性化的试点任务要求，这既有利于他们结合自身实际，主动探索，也有利于辐射带动周边地区跟进，形成更多改革开放红利，助推当地经济发展。
六是探索金融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举措。这部分更多的是侧重于金融走出去，以及服务企业走出去。目前在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展开的较为系统的金融开放措施，综合试点试验可以直接借鉴并复制推广，同时更加突出解决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服务开放型经济的短板方面，比如装备制造企业、大型投资项目的中长期融资安排等，以便加快提升我国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
《经济参考报》：从试点的选择来看，既有沿海也有内陆，既有省会城市也有二线城市，分布面比较广，这样的选择有何考虑？
沈丹阳：我们选取试点城市主要就是考虑到对接和服务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以及地方开放的基础条件，和下一步试点的方向，同时还要兼顾与现有一些改革开放试点区域的衔接，尽可能形成互补，基于这些层面综合考虑。同时，也希望能够探索出不同类型区域的开放经验，以便能够有更多适用性强的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为其他地区能够复制推广。当然，我们推动的试点试验工作也是开放性的，除了这些城市和区域，对于其他地区希望在开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进行探索，我们也是鼓励和支持的。
这次下发的方案比中发13号文件更细化一些，但仍然是一个原则性的指导方案，主要是引导和推动试点地区准确把握综合试点试验工作的总体要求，突出整体性、系统性、包容性和实效性，特别强调试点工作必须紧紧围绕13号文件的核心任务，坚持目标落地，抓制度创新、抓重点任务，抓补齐短板、抓风险防控、抓特色优势，将能够如期取得向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能否对改革开放全局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作为试点方案报备、试点工作评估的先决条件。
因此，接下来试点地区还要根据试点方案要求，在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的指导下制定本地区的试点方案，报备商务部和发改委。
《经济参考报》：怎么理解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与现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试点的关系？
沈丹阳：应该说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又各有侧重，主要目标和方向基本一致，都是通过先试点再推广的方式，探索形成对外开放新机制。
一是具体的目标不同：自贸试验区是新时期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管理体制的探索，开放力度大、试验程度深，其中不少内容涉及21世纪开放新规则等，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做好敏感领域关键环节开放的压力测试。。比如，自贸试验区具有全国人大授权，暂停实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的部分规定。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更加多样性，考虑到了不同地域的发展水平不同，以及不同程度的需求，有助于多梯度推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如同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等多种形式并存的局面，在现行法律框架内，通过享有一定的先行先试政策，形成深度交错的试点经验组合，方便其他地区择选应用。
二是功能定位不同：自贸试验区更侧重开放，专注对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以及金融等服务业开放等进行深度探索，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更突出新体制，更侧重与开放配套的改革，形成与开放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既包括探索政府部门在开放条件下经济管理体制变革，更加注重推进解决地方政府在对外开放中的公关管理、公共服务的体制问题。如地方行业商协会、服务促进功能、外向型人才政策、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管理等。
三是试点的范围不同：自贸试验区的面积一般相对较小，均为100多平方公里，先行探索的主要措施主要集中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侧重是“点”。综合试点试验城市和区域面积一般比较大（甚至超过1万平方公里），是“面”。因此，可试点的行业更为宽泛，包括现代农业、一般制造业、产业集群及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等多个领域，对外开放层次、水平差异较大，覆盖的基层组织、市场业态更为完备，更能体现国内不同地区开放的特点。
换句话说，自贸试验区更强调对标国际投资贸易新规则；12个试点地区的综合试点试验则更多立足于开放型经济体系、结构、布局进一步优化，推动形成内生发展动力。一个自外而内，另一个自内而外。
《经济参考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对第三批自贸试验区等下一步的计划是否有重叠或者影响？
沈丹阳：应该不会。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和自贸试验区是两条线，各自推进，因此不会有影响。可以看到，这次上海浦东新区也被选作试点，它同时也是自贸试验区。
《经济参考报》：下一步推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有哪些主要考虑？
沈丹阳：目前考虑试点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全面启动阶段，各试点地区尽快研究制定各自试点实施方案，明确政策清单。今年6月底之前，试点地区将试点方案报送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备案。
二是督促检查阶段，邀请第三方评估机构组成评估工作组，形成评估报告，今年下半年在年底的时候做出中期评估。
三是总结经验复制推广，争取明年下半年总结出经验，梳理成功案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清单上报国务院，争取在两年内收官。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包含“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也包括“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两个层面。
《经济参考报》：《若干意见》提出了“四个新”，这次试点也是紧密围绕这“四个新”展开，应该如何理解“四个新”的含义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沈丹阳：《若干意见》在开篇中，提出了四个“新”的总体要求。值得关注的是，我们之前提到开放，都是按照外贸、外资、对外投资等业务领域去划分，而这次是从新机制、新模式、新格局、新优势这四个维度展开，同时对金融领域做出了较长篇幅的部署。这也可以看出，《若干意见》和以往部署外向型经济的文件的不同。事实上，既包含“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也包括“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两个层面。
我理解，这四个“新”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促进、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
建立市场配置资源新机制，强调国际国内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的深度融合，建立现代市场体系，这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础和前提。
形成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强调政府转变经济管理方式，依法监管、健全保障国家安全的体制机制，这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心和关键，也是主要突破口。
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强调从完善国际国内两大战略布局入手，形成东西联动、陆海统筹的双向开放新格局，这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主线。
形成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强调在巩固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培育竞争新优势，形成以营商环境、科技创新等为主的综合优势。习总书记曾就此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这是事关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要求认真研究并形成综合性对策。这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动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