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站在“权力”从西方转向亚洲的历史性转变的开端，这一转变的影响在全球政治中正越来越被感知到。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日子已为期不远，其他金砖国家也正在崛起之中，西方正渐渐失去其在全球范围内制定议程的能力，我们对西方的能力早已习以为常，很难想象全球事务不再由西方所主宰。
一个多世纪以来，尽管西方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少数，但是经济权力的极端集中，使其能够制定、批准并成功地倡导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各项政策。对大多数观察家而言，非西方的行动者几乎不会在全球事务的治理中扮演任何建设性的角色。
因此一种自然（推导出）的看法是，不再处于西方治下的未来全球秩序有可能是混乱、迷惘和危险的。如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这个颇具影响力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学者就预言说，对美国的领导地位的替代只可能“是平庸和混乱的，是失范和异化的，是没有定海神针（老大）的不稳定，是没有当权者的权力下放”。的确，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相信，美国权力的相对衰落，将会产生深刻的全球性负面影响。
真会如此吗？
过去的一千年欧洲是中心？
事实上，我们对于今日秩序的创造性的理解、对它的当代形式的理解以及对于未来的预测，都被局限住了，因为他们从狭隘的“西方中心”的角度来想象“后西方的世界”。
哈佛大学的格拉汉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将过去的一千年称为“欧洲是世界政治中心的一千年”。这样的观点极大地低估了非西方思想家和文化所作的贡献，西方曾依靠外国的知识、技术、思想和标准（比如来自中国和穆斯林世界的），来取得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
他们也忽视了这一事实，即在过去的一千年的多数时间里，是非西方政权在经济上统治着世界。当华盛顿、伦敦和布鲁塞尔的观察家们对西方的相对衰落感到惊恐之时，北京、莫斯科、巴西利亚、德里和比勒陀利亚的政策制定者们却并未必有这样的焦虑。
因此，“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使我们不仅低估了非西方行动者在过去和当今国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低估了他们在未来可能扮演的建设性角色。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全球公共产品，“后西方的秩序”——最有可能是某种“有管理的竞争”，未必会比如今的全球秩序更暴力或更不稳定。
的确，与其直接与现存的制度对抗，由中国所引领的新兴国家正悄悄地构筑“平行秩序”的最初基石，这一秩序最初将对现今的国际制度起补充作用，而后可能对其提出挑战。
这一秩序已经在发展中，它尤其包括了诸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世界银行的补充）、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对穆迪和标准普尔的补充）、中国银联（对万事达和维萨的补充）、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对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补充）、金砖五国（对G7的补充）以及许多其他倡议和行动。
这些机构与组织的出现，并非因为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就如何应对全球挑战有了全新的想法，也不是因为寻求挑战全球规则与标准；新兴国家创造它们是为了更好地展现自己的力量，正如同西方行动者在此前所做的那样。它们的出现部分是因为当今秩序的社会流动性有限，以及现存制度无法充分地整合新兴国家。
作为一种对冲战略，新兴国家将继续在现存的制度中进行投入，承认当今秩序的力量，但他们将挑战现行体系中的等级制度，以获得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才享有的特权。此外，在避免要么对抗要么加入现存秩序的轻率和过分简单化的极端立场的同时，创立几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机构使得中国可以支持它自己有竞争力的多边主义，根据其国家利益选择灵活性的框架，就如同西方国家几十年来所做的那样。
西方霸权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和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都认为这是自然的。这削弱了我们客观评估其衰落后果的能力。然而，随着力量更平衡地分布，世界将面临一个新的机遇——加强合作、听取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多的意见与声音，尽管管治这样一个体系要更为复杂的多。
担心“后西方时代”产生混乱是因为被误导了。这部分是因为过去和现在的体系远比我们一般所认为的更少受西方影响（世界秩序已经包含了许多非西方的规则和标准，它们源自抨击西方的成果和非西方的思想）。
世界在向真正的多极化的转变，这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军事上的，也包括制定议程的能力，虽然这让许多人感到惊惶，但最后的新秩序可能比全球历史之前的任何秩序都更为民主。在未来的数十年，这一秩序会产生更高层次的真正对话、知识的更为广泛的传播、更具创新性和更有效的应对全球挑战的方法。
注：
本文英文原题为“通向后西方世界”（Towards a Post-Western World） 。
